No.730 劉猛 | 專長於國際公法的政治學家周鯁生先生
原標題：No.730 劉猛 | 專長於國際公法的政治學家周鯁生先生
專長於國際公法的政治
學家周鯁生先生
周鯁生先生是中國近代著名的政治學家，尤其專長於國際公法。他一生服務教育，著書立說；雖然沒有以學者身份從政，卻利用參與政治獻言獻策的機會將研究所得應用於實踐，促進學理和實務的融合。[1]
一
周鯁生，名覽，1889年出生在湖南長沙一個貧寒的教書先生家庭，四歲喪母，十歲喪父，隨祖父成長，十三歲時考取秀才。後在譚延闓創立的湖南省立第一小學讀書，好學不懈，成就名列前茅。但他身體狀況不佳，「先天不足，後天失調，靠官費讀書，衣不暖體，食不果腹，體質瘦弱，經常暈厥」。[2]周鯁生平時沉默寡言，但性格耿直，關鍵場合仗義執言不畏權勢，在一次學潮中帶頭抗議學校當局，被開除出校。但譚延闓惜才，批給他留日官費，於是周鯁生東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學修習政法經濟等科目，還在那期間加入了同盟會。
其後，周鯁生從日本回國參加革命，並與黃芳君結婚。他和李劍農、楊端六等人一起在漢口創辦《民國日報》，宣傳革命民主，因此遭到袁世凱的通緝，他逃到上海，在黃興的幫助下獲得湖南省官費，赴英國留學。[3]在愛丁堡大學，周鯁生獲得碩士學位，[4]1919年赴法國巴黎大學繼續深造，得法學博士學位。
周鯁生在法國求學期間，逢巴黎和會召開，留法學生組織國際和平促進會，反對將山東權益轉讓給日本，反對中國代表團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國際和平促進會開會時常由王世傑或李麟玉主席，周鯁生也參與其中。在中國國內、法國的共同作用下，中國代表團未在和約上簽字，「拒簽凡爾賽和約一事，國際和平促進會在巴黎之直接運動發生影響最大」。[5]
（巴黎和會）
二
1921年周鯁生回到中國，到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任職，長法制經濟部。商務印書館是中國現代出版史上聲名卓著的機關，編譯所廣攬人才，大量聘請歸國留學生擔任編輯，在1921年之際就有人員160名左右。[6]當時編譯所的編輯，是以學歷定待遇的：
國內大學畢業而有教書經歷的，月薪八十元，坐的是三尺長尺半寬的小桌子，加一硬板凳。桌上的墨水是工友用開水壺式的大壺向一個小磁盂注入的。
若是日本明治大學一類學校畢業回國的人，月薪是一百二十元，桌子長到三尺半，寬到二尺，也是硬板凳。如果是日本帝國大學畢業回國者，月薪可到一百五十元，桌子長到四尺，寬到二尺半，藤椅子。桌上有水晶紅藍墨水瓶，另加一個木架子，內分五槅，可以分類存稿。
若是歐美一般大學畢業回國的留學生，月薪可至二百元，桌椅同於日本帝國大學的留學生。如果是英國牛津、劍橋，美國耶魯、哈佛，而回國後有大學教授經歷，那就是各部主任，月薪二百五十元，在待遇上頂了天。桌子上有拉上拉下的蓋，除自己坐藤椅外，還有一個便凳子，預備來接洽工作的人坐。[7]
那時巴黎大學是公認的世界第一等學府，[8]周鯁生是巴黎大學的博士，在編譯所自然享受最高的待遇。編譯所的人員流動比較大，很多留學生之所以來此任職，不過是因為一時沒有謀到合適的教職或政府職位。周鯁生也大概是如此，「商務生涯原非所願」，1922年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邀請他到北大任教，他答應邀請，七月辭掉商務印書館的職務。[9]隨後前往北大任政治學系教授，和王世傑、李麟玉、李四光、丁燮林等北大教授一起住在後門（地安門）內東吉祥衚衕三號。[10]
時勢造才，風雲際會，這些學者相會在中國第一個現代學術機關里。當時的北大，經校長蔡元培的改革，延攬人才增聘教授，思想自由兼容並包，學術氛圍非常濃厚，任教者大都一時之選。當時的北大教員分為教授、講師、助教三種；教授和講師都授課，惟專任兼任區別，助教不授課，只任助理工作。教授最高待遇每月大洋二百八十元，次之的二百六十元、二百四十元，講師待遇按每小時五元計算；但因為政局原因，每年可以領到八、九個月的薪水。按當時的物價水平，教授們屬於收入頗豐的階層，出門全是乘坐人力車；當時消費水平低，一個小家庭每月幾十元即可以維持。租一個由二十間余間房屋的四合院，租金每月不過二、三十元；每日飯菜錢在一元以內便可以吃的很好；教授們往往僱傭一個廚子，一個男僕或女僕，一個人力車車伕，待遇相當優渥。[11]
當時北大分為三院：第一院為文科，在漢花園沙灘；第二院為理科，在景山東街馬神廟四公主府，也就是京師大學堂舊址；第三院為法科，在北河沿譯學館舊址。北大聞名全國，是因為其文科的聲勢，理科和法科都等而下之。舊時北大，處在北京城的中心，文氣四漫，風光旖旎。劉半農曾說，北大之有北河沿，簡直可以媲美英國劍橋大學的「劍橋」；[12]再加上臨近景山公園、故宮、北海、北京圖書館、東安市場，雕欄玉砌，清風明月，既可一飽口福，又可購物消遣，堪稱宜居之地。[13]
在這樣的學術環境和生活環境中，周鯁生度過了安穩的幾年。在北大政治學系，他講授「政治及外交史（一）」、「政治及外交史（二）」、「國際聯盟」等課程；合開「現代政治」課程，講授「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還參加「演習」，指導學生關於「國際政治」方面的調查。[14]國際法的課，本來是燕樹棠教授講授，但燕樹棠看到周鯁生的講稿，就甘拜下風，將這門課讓給他講。周鯁生不像那時的很多教授，講義一成不變，他的講義隨時根據研究所得進行修改和增補，以至於他的講義被坊間弄去偷印，高價售賣。周鯁生一上課開講，教室的窗戶上都坐滿了聽講的人，同學們爭坐前排，全神貫注屏息傾聽；[15]他授課非常嚴肅認真，一百多人的課堂不惜花很多時間與氣力來點名，給學生的分尤其不肯馬虎，他的課堂「時常顯得異樣的嚴肅」。[16]
周鯁生注重基礎，教育學生初學宜在基礎上做工夫，造就一個廣博的基礎，暫不必求高深的專門研究，若沒有一般的基礎，所得結果必甚狹隘；所以要研究政治，對於法律、經濟、歷史都應有相當基礎。[17]他曾給學生開列一個最簡單的「研究政治與法律學者必讀書籍」，其中包括：
The Elements of Politics, by Sidgwick, London
American Commonwealth, by Bryce, Lond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by Mill, London
以上政治學
Law and Public Opinion in England, by Dicey, London
Elements of Jurisprudence, by Holland, London
以上法律學[18]
在北大，除了教書授課，周鯁生積极參加校務。1923年9月他當選為政治學系主任，[19]此外還擔任法律學系專門研究導師，指導公法的論文和英文、法文日文的翻譯；[20]擔任大學評議會評議員、聘任委員會委員等職務。
周鯁生對於北大法科的發展貢獻良多。1920年代之初，北大法科尚不成樣子，教員中比較有水準的唯王寵惠、羅文幹而已，但這兩個人都在政府任職，只能在北大兼職，「直到王雪艇、周鯁生諸君來任教授後，始組成正式的法科，而學生亦漸去獵官的陋習，引起求學的興會。」[21]
任教北大期間，周鯁生還曾參加廣州中山大學的籌備。1924年7月間，應中山大學鄒魯之聘，他和王世傑、石瑛、王星拱、皮宗石一起，從北京前往廣州，參加中山大學籌備會。[22]此次會議後以失敗告終，大學改良無望，諸人失意而去。[23]
三
1927年1月，因為革命形勢的發展，武漢國民政府急需懂外語、能做外交工作的人才；於是，陳友仁給王世傑、周鯁生和陳翰笙拍電報，聘請他們到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當顧問。接到電報後，三人立即準備南下。當時，北京已在奉系軍閥張作霖的控制下，他們三人只好悄悄南下，先坐火車到天津，從天津坐海輪統艙去上海，拜訪了著名的女律師鄭毓秀；然後換乘江輪，溯長江而上，到達漢口，[24]參加革命政府的工作。
隨後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周鯁生奔赴南京。1927年10月，中華民國大學院成立，他出任全國教育會議大學院提案預備委員（科學教育組）；[25]擔任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籌備會常務委員，[26]出席院務會議，為新生的最高學術研究機關的制定規則。[27]1928年5月，江蘇大學改稱國立中央大學，周鯁生在中大任副教授，並擔任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主任。[28]1928年10月，周鯁生與王世傑等四十八人一起被任為立法院委員。
四
1913年教育部在武昌東廠口設立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學校，後經國立武昌師範大學、國立武昌大學的不同階段，於1926年10月國民革命軍攻下武昌後停頓。其後國民政府下令以武昌大學為基礎，合併國立武昌商科大學、省立醫科大學及其他私立大學，建成一所綜合性的國立武昌中山大學，於1927年3月正式開學，「嗣以時局關係，屢起波折，校務廢弛達於極點」，終於1927年冬被國民政府大學院勒令停辦。[29]
1928年，湖北省教育廳長劉樹杞提議在武昌重新辦一所大學，得到了各方贊同。國民政府也表示同意，王世傑偕李四光、周鯁生與大學院院長蔡元培商請，準備籌設武漢大學；湖北省對於新大學的性質傾向於省辦，但大學院院長蔡元培決定避免地域性定為國立。[30]1928年7月，大學院正式決定籌建國立武漢大學，以劉樹杞、王星拱、李四光、周鯁生、麥煥章、黃建中、曾昭安、任凱南等為籌備委員，並成立新校舍建築設備委員會，以李四光為委員長。[31]李四光在籌備委員會上提議以150萬元在武昌郊外另建新校舍，改善環境。
1929年王世傑出任國立武漢大學第一任校長，到任時新校舍建築費「實際領到的只有20萬元，加以省政府已改變，情勢變遷，一切都有落空之象」。[32]王氏積極奔走，在行政院院長譚延闓和湖北省主席何雪竹的幫助下，得以解決經費問題；新校舍於1930年3月開始動工，1932年2月雄偉的珞珈山新校舍拔地而起，投入使用；加上制度和師資的完善，武漢大學甫一成立便為國內一流大學。
（周鯁生在武漢大學住過的11號樓）
按照王世傑的說法，武漢作為全國的交通中心、商業中心，雖然近幾年未免凋敝，但將來能發展，倘政治安定，人口可增至300萬、500萬，即可成為中國的芝加哥，所以要在此地建立一所完全的大學，一所包括文、法、理、工、農、醫六大學院的大學，不但適應武漢現在的需要，而且要適應將來的需要，保障人才的供給。[33]
作為籌備委員，周鯁生自始即參加了武漢大學的創辦；他協助王世傑，奔走聯繫，解決武大校舍的資金問題。[34]1929年5月，清華大學政治學系主任吳之椿致函周鯁生，聘請他到清華任教，北京大學亦來函催他回去，但他因須去武大，婉言謝絕。[35]1929年9月，周鯁生到武漢大學任教。[36]在武大，他相繼擔任法學院政治學系主任（1930.9—1935.10）、法律學系主任（1935.10—1937.8）和法科研究所主任（1935.1），並一度擔任教務長（1936.8—1939.9）。抗戰爆發後不久，武漢成為前線，武大於1938年3月開始向四川樂山遷移，弦歌不輟，繼續辦學；周鯁生一家也隨校內遷。
武大遷樂山後，內部紛爭出現。校長王星拱為人和緩，寡於決斷，對於各院長及教務長不能信任，引來周鯁生、楊端六、陳源等人的不滿，王世傑後悔地說，「六年前余離武漢大學時，原擬推薦周鯁生繼任，皮皓白以王為教務長，周為教授，謂宜推薦王撫五，予不得已允之。撫五為人甚好，然優柔寡斷，胸襟亦不豁達，此其短也。」[37]
五
抗戰爆發後，王世傑任軍事委員會參事室主任，周鯁生被聘為參事室參事。參事室是軍委會委員長的諮詢機構，直隸於委員長，它的職責包括：應委員長之諮詢，貢獻關於政治、外交、經濟、財政、教育等重要政策的意見；徵集國內外專家的意見與具體方案；承命審查並研究各方呈送之條陳、計劃與方案；研究特種問題並規劃實行方案；搜集並整理各種足備決策參考的重要材料；其他委員長交辦事項。[38]1938年7月，周鯁生曾就形勢擬就「外交方略」一件，由王世傑呈送最高當局，該方略包括國際形勢的測定和今後的外交方略。
方略認為，從國際現勢來說，蘇俄不會單獨對日出兵，英國將在遠東實行妥協外交，美國不會單獨干涉遠東問題，國聯亦無力干涉中日問題。基於以上測定，今後的外交方略應該是在持久抗戰的有利局勢下，策動一種國際的或聯合的干涉行動。這種干涉行動，應當建設在英美合作的基礎之上。具體來說，若英國奉行妥協，調解中日，我方應堅決的維持外交根本立場，同時採取合理的態度，保全英國的友誼，使調解失敗的責任落在日本身上；同時為了保障持久戰，應盡量取得外國物質的援助；竭力促成英美的合作，英美合作成功系乎美國政策動向為多，故對美國方面的外交、人事及活動方法須多改進；催促國聯施行制裁，英美如能合作，即可依照盟約對日實行制裁，蘇俄自可參加。以上的步驟不妨同時進行。周鯁生還分析說，現今世界列強已經形成專制和民主兩大集團勢力的對峙，中國的利益和運命，無疑的與世界民主國相連繫；德意政策日益有害中國，中國對他們最多采敬遠主義，決不能再作有利期望，也不必再多事敷衍。民主集團的實力遠在侵略國家之上，中國欲聯俄非先打通民主路線不可。總之，中國今後的外交目標「應當是策動一個以英美海軍合作為基本條件、在國聯制裁之形式下而執行的對日封鎖」。要達到這個目標，須在美國方面外交及宣傳上大施活動，對於英法也要大做工夫。[39]
抗戰爆發後，根據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1938年7月成立國民參政會，實現「在抗戰期間，集思廣益，團結全國力量」的目標。其職權包括議決戰時政府對內對外重要方針，聽取政府施政報告暨向政府提出詢問案，向政府提出建議案，還可以組織調查委員會調查政府委託的考察事項。國民參政會自成立到1948年3月結束，共開會四屆十三次。參政員分甲、乙、丙、丁四項，甲項代表各省市，乙項代表蒙藏，丙項代表海外僑民，丁項代表文化或經濟團體。參政員雖非民選，但多是一時人望，第一屆200人，第二屆和第三屆各240人，第四屆第一次和第二次各290人，第四屆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362人。[40]周鯁生以丁項資格被遴選為參政員，連任四屆。[41]
在國民參政會，周鯁生盡職盡責，提案獻策。他曾與五十名參政員一起提請確立民主法治制度以奠定建國基礎案，提出中國政治應以民主法治為基礎、為建國的原則，建議政府行動應法律化、政府設施應制度化、政府體制應民主化，以完成抗戰建國的大業；[42]還提出了司法改革案，主張司法經費由國庫負擔，並被中央法制、財政專門委員會議決通過。[43]1939年9月，根據大會通過的「召集國民大會實行憲政案」，周鯁生被議長指定為國民參政會憲政期成會委員，並與黃炎培、張君勱一起擔任召集人。[44]
1939年10月，周鯁生偕錢端升赴美出席太平洋國際學會第七屆會議，蔣中正囑他們留美半年，相機協助外交活動。[45]他和錢端升於10月30日飛抵紐約，與顏惠慶、胡適見面，次日和顏、胡會談，向他們轉達了「中央不在謀平和而在求美國援助」的信息，並將自己在重慶各方所得堅定抗戰的印象和蔣中正發表的主張轉述給顏、胡兩人，堅定他們抗戰的決心。顏、胡當日返華盛頓，周鯁生和錢端升在紐約住了幾天，11月4日到美京華盛頓，暫住在大使館。他們兩人到美國不久，見識了中國外交上的人事複雜「如此之甚」，均感覺在美並無多少事可為，因此他和錢端升預定於太平洋國際學會會議後在華盛頓小住，再去波士頓、芝加哥等地一游，次年一月便回國，以便趕上第二學期上課。[46]
11月22日，太平洋國際學會在弗吉尼亞海灘開會，會議的總主題是「歐洲戰爭對遠東的影響」，四個圓桌會議分別為：日本的處境與政策；中國的處境與政策；西方列強在遠東的地位與政策；調整的方法。[47]此次會議參會者百餘人，中國方面出席者有顏惠慶、陳光甫、李國欽、周鯁生、張彭春、錢端升、溫源寧、陳炳章、冀朝鼎、戴儒鎏十人。會場氣氛尚好，一般美國人對中國抱持同情態度，但是此次會議，日本、蘇聯、荷蘭不出席，除了美國、加拿大，其他各國代表人數既少也不重要，「此次會議實無重要可言」。[48]
會議討論中日問題甚詳，但無具體決議，英國唯美國馬首是瞻，美國雖極端同情中國，但不願捲入戰爭漩渦，因此對禁運案很躊躇。美國國內分成禁運、折衷、孤立三派，對中日問題並無統一認識。[49]在這次會議上，周鯁生提交了和郭斌佳合作的論文《1931年以來的中日關係》。[50]
12月2日會議閉會，周鯁生偕錢端升經華盛頓、波士頓、紐黑文到紐約，途中在波士頓住了四天，與Lowell、Pound及Holcombe諸人晤面，還參觀了哈佛大學，「哈佛空氣對華甚同情，而耶魯則似乎孤立派有力也」。[51]
錢端升因「覺得在此無事可做，且不便自由活動」，又著急回國上課，所以決定1940年1月18日返國。周鯁生也感覺久留沒有必要，錢端升急切返國，他待著也意興消沉。於是電王世傑，「如最近不接到兄之函電，表示有久留之必要，則亦當定飛機趕於下月初或中旬由金山乘機返國」。[52]錢端升走後，周鯁生也決定回國，並已定2月13日在金山出發的飛機。[53]1月28日，胡適認為他「淡於名利，又有見解」，勸他留下幫自己的忙。[54]這讓周鯁生很為難，王世傑也希望他在美稍久住，但就個人來說，感覺多住並無必要，且此閑散而寂寞的生活使他感覺精神良苦，但胡適既有提議，周鯁生便重做打算，請胡適電王世傑告知，看王世傑的意思如何。[55]2月1日，王世傑電周鯁生，「勸其多留美國兩月，與胡適之隨時商議一切」，[56]於是周鯁生便留在美國。[57]
其後周鯁生為向美借款事焦慮不堪，他認為中國長期抗戰最關重要者在於經濟支持力。除了美援，還應該吸引美國實業家在中國西南地區對華投資，邀請美國實業家或經濟專家赴中國西南作短期考察，與中國政府及實業家、經濟專家交換意見。[58]4月12日，周鯁生出席「政治社會學會」大會，會議議題是永久和平的條件，有涉及遠東的內容。[59]他在華府、紐約、芝加哥等地奔走，與美國學術界、著作界熟人會談，探測美國人對於中日戰爭的態度。[60]
1940年11月20日，王世傑函周鯁生，「請其續留美國與胡適之隨時商討諸事，旅費由宣傳部籌寄」。[61]1941年9月，周鯁生本擬定次月回國，王世傑電告暫緩，「蓋適之在美，得鯁生隨時商量外交問題，頗有益也」。[62]10月30日，胡適電請國內欲留周鯁生在美國再待半年，王世傑和外長郭泰祺複電贊同。[63]1942年8月15日，胡適的駐美大使被免，周鯁生的一項使命也隨之結束。
1942年12月4日，太平洋國際學會第八屆會議在加拿大蒙特朗布朗舉行，這次會議的主題是「太平洋的戰爭與和平」，內容包括太平洋戰場的戰略問題、戰後處置日本問題、建立國際和平機構問題等。中國、美國、英國、自由法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荷蘭等國家派員參加會議，中國代表團的成員有施肇基、周鯁生、朱世明、方顯廷、夏晉麟、徐淑希、李干、李國欽等十人。周鯁生在會上提交了題為《太平洋的永久秩序》的論文。[64]
1943年2月，王世傑曾電周鯁生，盼他於夏季或夏季以前返國，武大需要人襄助主持，[65]此次不知為何，他最終沒有回國，在美國一直住到1945年。
1945年1月6日，太平洋國際學會第九屆會議在弗吉尼亞溫泉召開，會議的主題是「太平洋之安全及發展」。美國、英國、法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印度等國派員參加，中國政府派出十八人的代表團，包括蔣夢麟、張君勱、胡適、錢端升等，周鯁生也是成員之一，他在這次會上提交了題為《世界新秩序中的遠東問題》的論文。[66]
在美期間，除了出席活動，周鯁生並未放棄學術研究，他致力於國際政治的研究，研究了戰後國際政治組織問題，[67]擬定了二十餘條的「國際聯合組織草案」，[68]還出版了專著Winning the Peace in the Pacific，討論戰後和平的各項事宜。[69]
六
1945年6月2日，周鯁生乘飛機回國，經紐芬蘭、摩洛哥、埃及等地到印度加爾各答轉機，候機五天，於12日深夜回到重慶。到渝後，「為講演、開會、應酬及會客所忙殺，至以為苦」。[70]
1945年6月26日，行政院決議周鯁生繼王星拱任武漢大學校長，7月周鯁生正式接任，「無日不為武大事操心」，[71]8月8日到校宣誓就職。[72]8日下午三點，學生齊集大禮堂，周鯁生做介紹，教育部次長杭立武訓話，「學生到得很多，情緒也很好，完全是為歡迎周校長。他一站上去，那老學者的風度不由得令人生敬。」[73]到任不久，周鯁生即於九月初馬不停蹄的趕赴重慶，出席全國教育復原會議，十月下旬才返回武大。[74]
抗戰勝利，百廢待興，周鯁生就任武大校長後，整天忙的都是行政事務，「除同人之日常生活所需之煤米油鹽醬菜茶問題外，尚有更繁重之搬校及建設問題待解決」，推動學術之事尚談不上，他頗引以為苦，深覺個人言論行動自由、學術研究、生活上自由均受犧牲，不願久任此職；[75]而且「覺得人力不足，許多事都辦得很苦了」。[76]但此時只能迎難而上，他積極謀求校務改進，調整行政機構，改善教職員和學生的生活，增加教學的效能，組織學校複員珞珈山。[77]
當時他的家庭成員都在重慶，一個人在樂山住在同事家裡，沒有家務瑣事分心，可以全身心的忙於學校行政工作，但個人生活實在寂寞。學校逐漸步入軌道，但是問題多有。從校際層面來說，當前的問題是「如何改變空氣，振刷精神」；經過八年抗戰，「因為教員生活太苦，多數人的精神都消磨在家計私事，很不容易提起急公有為的精神，學校的消沉更不待說」，這種狀況他早有預料，故也不覺得失望。從宏觀的教育層面，大學制度需待改革；他覺得當初「在北大時候，儘管在軍閥政府之肘腋下，可是學校內部行政及教育工作完全是獨立的，自由的；大學有學府的尊嚴，學術有不可以物質標準計度之價值，教授先生們在社會有不可侵犯之無形的權威，更有自尊心。現在呢，學校已經衙門化，校長簡直是待同屬吏，法令重重的束縛，部中司科人員的吹求，奉公守法的人弄得一籌莫展。」周鯁生在教育複員會議公宴席上，很直率沉痛的向當道者們說：像現在大學的制度，恰和故蔡先生在大學院時所提倡之「行政學術化」的原則相反，現在真是學校衙門化；因之，好的校長做不出事來，不好的校長直是一個壞官僚。但是這個問題也是積重難返，一時改變不了。他希望胡適回國，領導大學校長們，向政府建議作一徹底改革。[78]即使狀況不盡人意，周鯁生並不失望，也不悲觀，他和胡適都認為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問題可以一一解決。
抗戰複員，面臨幾重困難：首先是經費問題；戰時武大校舍被佔用，勝利時校舍雖然保存完整，但「珞珈山房屋破壞、荊棘縱橫、校具設備一空」，教育部總共撥發經費二十九億三千萬元用於旅運及校舍修建，距離實際需要甚遠。其次是房屋問題；戰後的武大和戰前相比，學生增加了三倍，達到2000人，教職員增加了兩倍，達到100戶以上，原有的宿舍和住宅不敷之用，「學生宿舍由每室2人住4人，也還是擠不下」，教員則需要去東湖中學借住。再次是師資問題；聘請人才因經費、設備等原因，並不容易。[79]
為了順利複員，周鯁生自1946年2月間起離開樂山，十來個月在樂山、重慶、武漢、南京等地東奔西走，洽商校務。此外，他在重慶，還參加了政治協商會議憲草審議會；[80]在南京，參加了制憲國大；對於民主的到來期待殷殷。
為了複員珞珈山，武大成立了以楊端六為主任委員的復校委員會，籌劃布局遷回武昌的各項事務。從1946年3月開始，武大的器材圖書設備和人員分水路和陸路兩路東遷，10月31日完成複員工作，在珞珈山舉行開學典禮。[81]
在周鯁生的教育理念中，大學的職責首先在於提高學術，造就人才；此外，大學還負有社會使命，要將知識社會化，把優美的文化和高深的知識向社會傳播，擔負起建設社會文化的責任，大學應該影響社會，做社會改造的動力。[82]周鯁生認為武大的基本任務，主要在學術的發展；「要想維持武大的長久歷史，就必須充實學術，就必須加入新的人才，用新的人才來充實學術文化」。此外，在人才培養上要理論與應用並重，擴大武大的規模，從兩千人擴展到五千人甚至一萬人。[83]他勉勵學生「以日進不已之精神，做繼往開來之工作」，[84]這大概也是他自己對校長任內的期許。在延聘師資方面，他深受蔡元培的影響，認為大學應兼收並蓄，摒棄門戶之見；他在美國時就積極延攬人才，邀請留學生回武大任教，張培剛、吳於廑、韓德培、黃培雲等人都是他邀請回國任教武大的。[85]北大校長鬍適當面誇獎他，「周先生！你真配當大學校長，你看你身邊有這麼多年輕教授，你很愛人才。」[86]
周鯁生認為武漢大學不能僅僅滿足於一個好的、普通的高等教育機關，要將其建成華中學術文化的中心。經過幾年的奮鬥，周鯁生領導下的武漢大學成績顯著。武大恢復了抗戰裁撤的農學院，新建了醫學院，完成文、法、理、工、農、醫的六院規模；[87]在東廠口舊校舍開辦了醫學院附設醫院，設有病床250張；學校還添置大量的儀器、設備及圖書，比戰時和戰前都有所提升；教員的受聘人數也在增加，李劍農、燕樹棠等教授相繼回校任教。[88]
教育的發展，需要充實的經費加上全面安定的環境，[89]周鯁生是這樣期望的，但形勢卻不容他樂觀。經過八年抗戰，國家和人民都很疲憊，抗戰雖勝建國未成，各行各業漸次復甦，似乎昭示了光明的開始，但又籠罩著內戰的陰霾。對於周鯁生主政下的武大來說，除了經費困難，亦是多事之秋。受時局的影響，物價上漲人心波動，教育界也不例外。「地不論南北，校不分大小，都在吵鬧個不停不歇：不是教員們鬧著薪水太小，請願，罷教，便是學生們動不動開會，遊行，罷課！再不然便是校長先生們吵著要漲價。」而武大的罷課風潮，「尤推為其中之佼佼者」，其「不特聲勢浩大，而且一罷再罷」，讓校長周鯁生一籌莫展。[90]
1946年12月，北平沈崇事件發生，各地學生紛紛罷課相應，學生運動愈演愈烈。1947年1月17日，武大學生以補發複員費等理由進行罷課，周鯁生迭次勸導無效，「學生全部罷課，現更轉移目標，攻擊個人，自維書生本色，應付無方，自應引咎辭職」，於是電教育部請辭，隨後停止到校辦公；教授會議和校友會紛紛出面斡旋，勸告學生複課。但學生方面堅持三原則：一補發複員費；二先解決同學福利問題，三增聘新教授。[91]教育部慰留周鯁生，並派督學吳兆棠前往武大協助處理學潮。[92]經校友會斡旋，25日左右學潮暫告平息，學生開始複課，周鯁生態度轉趨積極，同意留任，[93]27日武大學生複課。[94]之後，校務會議議決開除經濟系四年級生徐卓敏，經濟系四年級尚未複課，要求校方收回成命，從輕處罰。楊端六堅辭教務長，周鯁生又尚未回校，武大陷入群龍無首狀態。[95]
幾天不到，風波又起。2月1日，周鯁生回到武大，發表三千言告同學書，內容引起學生反感，「三百餘人圍集校長住宅，要求收回開除學生成命。教部督學吳兆棠出面訓話，亦被哄退。學生群情激昂，並將彼等認為『姦細』之經濟系助教甘士傑、政治系四年級生許日暄拖出罰跪，嗣經理學院長桂質廷、生物系主任張珽趨前解圍，一場風波始平。周鯁生已再電教部堅辭。」[96]他忿而離校，5日到南京，再向教育部堅辭，教育部長朱家驊電武大校務會議維持校務，對此事從嚴處理，整飭校風；併當面慰留周鯁生，請他返漢主持校務。[97]教育部決定對學生從嚴處理，派高等教育司司長周鴻經趕赴武漢，協助處理。[98]周鴻經表示，已開除學生仍維持原議，至於學生的福利學校應儘力改善。[99]2月22日，蔣中正接見周鯁生，婉勸他返漢主持校務。[100]2月25日，二次學潮平息，學生恢復上課，周鯁生也將返校。教務會議議決處分學生十人，其中五人記大過兩次，二人留校察看，二人記大過一次，一人記過一次。[101]
1947年的反內戰運動席捲到武漢，武大學生也舉行遊行示威。6月1日凌晨，武漢警備司令部包圍武漢大學，軍警與學生發生衝突，學生三人被殺，師生多人受傷被捕，這就是「六一慘案」。周鯁生聞訊後，當天中午即匆忙從南京趕回武漢，進行保釋學生、抗議不實報道的工作，並要求追究責任。[102]教育部長朱家驊電武大校務會議負責人，表示慰問，並派教育部次長杭立武與周鯁生專機飛漢，撫恤受傷人員，查明事實真相，協同辦理善後事宜。[103]6月3日，蔣中正電周鯁生暨武大全體職員，「悉武漢大學發生不幸事件殊出意外，尤違中正平日愛護武校之素懷，實深感痛惜。刻已電令武漢行轅程主任負責查辦，秉公處理，望對傷亡學生代為撫慰為盼」。[104]周鯁生認為，六一慘案「純屬政治問題，惟有用政治方法可獲致合理解決。武大作風向主獨立與寬大，只要無破壞政府之行動，則師生之安全與自由，學校絕對負責。本期既未任意開除學生，從不藉端解聘教授。」[105]
1948年初，武大再起風潮，約佔武大全體學生六分之一的自費生因物價高漲經濟困難要求公費待遇，半公費生要求改為全公費，公費生要求改善副食，經自治會系級代表大會決議和一千三百四十餘人簽名贊成，1月23起罷課三天，並請周校長即日赴京向教育部請願。同時，講師助教會也要求提高武漢區待遇等級。周鯁生髮表告同學書，勸導全體學生即日複課，並明白表示四項處置辦法：（一）商請獎學金委會提早開會審補缺額；（二）助學金以優先分配給自費生為原則；（三）萬一助學金一時不易撥到，可由學校先撥一部分，以應付目前困難；（四）自費生請求發給膳食貸金，由學校轉請教部，希望學生權衡利害，發揮理智，以待部命。[106]
不僅校內有風潮，武大還面臨外來的侵襲。1848年6月，由沙市來漢的國立湖北師範學院學生數百人，侵佔武大醫學院附設醫院新建病房，侵佔一個多月後一度大鬧醫院，「毆人毀物，橫暴之至」，激起醫院員工罷工三天。周鯁生向中央及地方呼籲警告若干次，無奈「地方束手無策，教部置若罔聞」；讓他連嘆「此事駭人聽聞，尚不知如何解決。此誠今日辦大學教育者之悲哀也」。[107]
如此密集的運動讓周鯁生心力交瘁，時勢如此，校長真不值得做。作為掌舵者，既要應對繁苛的行政，又要應對頻繁的學生運動，工作完全背離了教育家的本職。周鯁生覺得，「當教授易於接近學生，辦行政則無形中與同學同事疏遠，精神上至感痛苦」。[108]作為教育家，周鯁生雖然不贊同學生涉足政治，犧牲寶貴學習時間去搞運動，但是在自己的學生受難時他都會挺身而出，保護他們。
服務教育和潛心學術多年，周鯁生收穫了應得的獎勵。1942年8月，教育部在全國各大學及獨立學院遴選「部聘教授」，選聘任教十年以上且對於學術文化有特殊貢獻的人擔任，名額三十人，分二十四個學科，每學科一至兩人。周鯁生作為政治學學科的教授，獲得選聘。[109]1948年3月27日，中央研究院評議會評選出第一屆院士八十一人，其中數理組28人，生物組25人，人文組28人，周鯁生以政治學專長，以「研究國際法及外交，主持政治學系多年」的貢獻當選為人文組院士。
1948年初，周鯁生在報刊上就當時的政治形勢發表了題為《歷史要重演嗎？》的論文。他以一戰後的國際局勢為先例，評點當下的國際政局。一戰結束後簽訂凡爾賽和約，給予了德國嚴苛的懲罰。但戰勝國在執行和約時起了分歧，導致凡爾賽和約自始即未獲得徹底有效的執行；保守主義的英法政治家只想著以德意勢力抵制蘇聯，卻對於德國的軍事復興缺乏省悟；這種姑息終於再次導致歐洲大戰。如今，二戰已經結束兩年，對德對日和約遲遲未訂成，其主要原因便是列強對德對日政策存有分歧，各懷打算。本來戰勝國的政策是永久防止德日兩國侵略勢力的復活，但由於美國和蘇聯的對抗，政策已經變得不一致了。西方民主國家轉而有重行考慮對德對日政策的傾向，它們認為將來的危險在於蘇聯，不應極端削弱德國，而應該扶助民主的德意志復興。因此，對德和約應該寬大。而在日本問題上，戰後日本和中國的對比，使西方民主國家覺得在遠東對抗蘇聯，日本仍是值得重視的勢力。總而言之，在西方民主國家有些人士的心目中，對德對日的根本已經不在於如何防止德日的復興，而在於如何扶持德日以抵制蘇聯。周鯁生認為這是一種很危險的傾向，為防止重蹈一戰後的覆轍，戰勝國應該本著防制德日侵略勢力復活的大方針，切實管制兩國。即令以後會有侵略國，解決措施也應該是運用聯合國的力量，「決不可以為著要抵制一個現存的侵略勢力，又來扶植培養另一個潛在的或許更危險的侵略勢力」。[110]
周鯁生的言論，引來了老朋友胡適的商榷。胡適在報紙上發表給周鯁生的公開信。信中認為，西方民主國家對德對日的政策並未改變，少數人士的觀點不能代表國家政策，而且防制德日的復興只是防制其武裝和侵略勢力的復興，而非扼殺國家發展；蘇聯在二戰前的所為和二戰後對中國的所作令人驚嘆，鐵幕已經籠罩了中國的北方和東北方，不能不說蘇聯已變成了一個可怕的侵略勢力。[111]
周鯁生的觀點和胡適的觀點並無根本差別，周鯁生雖然也認為「蘇聯很顯然的是今日世界上最可怕的勢力」，但覺得人類不可以再遭受一次浩劫，故對蘇聯以能忍則忍為宜，要以政治方法而非戰爭應付蘇聯，應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外培養一種中和的第三勢力，作為緩衝。其他民族要扶植，德日這種好戰民族也不能不嚴厲制裁。[112]
拋開具體的細節層面不論，若單從理念上來看的話，這場爭論昭示著周鯁生理想主義的合作外交觀和胡適現實主義的對抗外交觀，在世界形勢需要抉擇時同時登場。[113]這場爭論，固然無損於他們的友情，但在深層次的理念里，或許暗示了他們隨著政治現實的變遷終究會分道揚鑣的結局。而此時的形勢，已是山雨欲來。
（左四周鯁生，左五胡適）
七
1949年武大師生給周鯁生舉行祝壽會，[114]抱著不同目的的各方勢力同時在場。周鯁生和夫人端坐在台上，各院系代表上台發言，朗誦詩詞，讚揚校長的品行學問和開明的政治態度，還演出了一幕話劇，將周鯁生為師生愛戴的大學校長形象搬上舞台。[115]
周鯁生曾對學生自治會的人說，白崇禧告訴他武大有幾百個中共黨員，他回答說「說那裡有幾名共產黨員還差不多，說武大有幾百名共產黨員，那根本不可能」。[116]經歷過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周鯁生何嘗不知道武大共產黨員之多，他只是以校長的立場保護學生罷了！隨著國共內戰的進展，國內局勢很快明朗起來。面對人心動蕩的局面，周鯁生明確表示，「在任何情況下，決不遷校」。[117]在這點上，他和老朋友、北大校長鬍適的觀點是一致的。
此時此刻，周鯁生不僅需要考慮武大，還需要考慮自身；他本來決定國民政府撤離武漢時離開，並已經囑兩個兒子先行赴台，但他自己「系因白崇禧離武漢時，未予彼以預告，以致無法離開武昌」。[118]
1949年5月解放軍進入武漢，5月22日成立中國人民解放軍武漢軍事管制委員會，下設四個接管部，其中文教接管部部長為潘梓年。6月10日文教接管部部長潘梓年帶人接管武漢大學；8月24日成立武漢大學校務委員會，鄔保良任主任委員，查謙任副主任委員。校務委員會取代原有的行政機關，成為全校最高行政領導機構。[119]周鯁生的武大使命至此終結。
1949年12月5日周鯁生被任命為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120]1950年3月28日被任命為中南軍政委員會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121]1953年1月19被免去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職務。[122]
共和國成立後，周鯁生從武漢來到北京，他的主要身份是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會長，這項職務自1949年12月開始，[123]直到逝世，期間還一度代理會長職務。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成立的宗旨主要是「團結全國對國際問題有研究素養或有實際外交經驗的人士，根據新的科學方法，研究外交的理論與實踐，探討國際問題，普及國際知識，並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供有關外交的具體意見，以協助實現中國新民主主義的外交政策。」[124]他作為學會的主要負責人之一，迎來送往，接待各國來訪人員。
1950年4月，按照周恩來總理的指示，周鯁生被任命為外交部顧問，同時獲得任命的還有曾任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125]此外，他的兼職還有中國政治法律學會理事、[126]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法案委員會委員[127]、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法案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對外貿易仲裁委員會副主席[128]、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委員[129]、中國紅十字會總會理事[130]、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各國議會聯盟的人民代表團執行委員會委員[131]、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委員。[132]
1954年，周鯁生參加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認為提交會議的憲法草案「是真正人民的憲法，是代表人民的意志，符合人民的利益，為人民服務的憲法。它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奠定國家的法制基礎，保證國家通過和平道路達到社會主義社會」；「無論從它的實質或形式看，將是國家一個很好的憲法，是一個適合過渡時期國家總任務的需要和人民要求的憲法，雖則不能說絕對不會發現有缺點。」他還認為，「我們的國家行政機關，從國務院到地方各級人民委員會，質言之，我們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都由出自間接或直接選舉的人民代表大會這樣的國家權力機關產生，受它們的監督，並可以由它們罷免。而組成國家權力機關的人民代表都受原選舉單位或選民的監督，可以由他們罷免。在資產階級社會的所謂民主之下，統治的剝削階級，政府人員和國會議員，騎在人民頭上；我們的國家機關負責人員連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在內，都是為人民服務的，是人民的勤務員。在我們的國家，人民才真正當家作主。」[133]像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在新社會裡與時俱進一樣，「解放後，周鯁生同志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努力改造世界觀，思想不斷進步，於一九五六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34]
1949年之後，周鯁生的主要工作領域在國際法實踐和外交領域。他任外交部顧問期間，對重要的外交問題按照國際法和中國外交政策，提出處理意見，他的意見一般都會被採納。周恩來很重視他的意見，重要的外交文件非經他提意見，周恩來不批發。周鯁生在領海寬度、渤海灣作為領灣、恢復聯合國席位、印度侵犯邊境等問題上，以自己的專業學識，提出建議，影響外交實踐。[135]
1964年，周鯁生完成專著《國際法》，該書除了介紹國際公法的一般理論，還論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的外交和國際法實踐。那時很多成名的學者紛紛表態，決心改造思想，學習馬克思主義，準備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重新寫作著述。[136]周鯁生的新著，也是以新立場寫作的，其吸收了蘇聯法學的觀點，承認了國際法的階級性，認為國際法是各個國家統治階級意志的表現。不過與其他學科的著作相比，周鯁生的這本書並沒有很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
1971年4月20日，周鯁生在北京病逝，享年八十二歲。他一生兩袖清風，少有積蓄，臨終前決定將全部遺產作黨費上繳；他的全部藏書贈送給了外交部圖書館。[137]八年後，周鯁生的追悼會在京舉行，各有關部門的負責人、政法界知名人士和生前友好等約二百人參加。追悼會由外交部副部長張海峰主持，外交部部長黃華致悼詞，悼詞說：
周鯁生同志痛恨林彪、「四人幫」的反革命罪行，十分關心台灣歸回祖國，完成國家統一的事業。他工作一貫認真負責，對我國的外交和立法工作做出了貢獻，學術上很有成就，是一位在國內和國際上享有盛名的國際法專家。他在晚年還帶病堅持工作，寫成了約六十萬字的《國際法》一書。他為人正直，作風正派，謙虛謹慎，生活儉樸。
悼詞說，我們沉痛追悼周鯁生同志，要學習他熱愛黨、熱愛毛主席、周總理和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高貴品質，學習他嚴謹和勤奮治學的精神，要把國際法的研究工作大力發展起來，使國際法為維護世界和平、穩定，爭取建立平等的新的國際秩序和全世界人民反對霸權主義的正義鬥爭服務。[138]
八
周鯁生先生大概很難用一個簡單的詞或簡潔的句子來概括。時人曾如是描述他：
周氏本名覽，近年只用外號，除了參政員的名字仍叫作周覽以外，很少用他的本名了。據說，「鯁生」之名，乃是因為他曾經吞了一根巨大的魚骨，死而復生才取的，大概這事實的可靠性不很大，但是這傳說倒很有詼諧浪漫的情趣。
周氏生得五短身材，頭髮稀疏，早年留學英國愛丁堡大學，又在法國巴黎大學取得法學博士學位，是大陸派的權威法學者，國際法尤其嫻熟，任何國際上重要事件，他都能回答得出它的發生年月。民初在北大，和王世傑氏合作，充實北大法科，有過不可磨滅的功績，其後在中央大學和武漢大學教了多年的政治學和法學。著過近代歐洲外交史，國際法大綱等書籍。然而他編的講義和著的書籍，那種艱深佶屈的字句，會使你頭痛非凡。雖然他寫得很不錯。
周氏的私生活還可以算得上嚴肅，長年穿上套粗布西裝，吃著寒素的小菜，連煙捲也不抽，做事特別起勁，肯負責任。[139]
周鯁生「為人正直、正派，平易近人，毫無架子」，「是一位真正的學者」。他平常談話，總是輕輕地慢慢地講，但一到課堂上，卻精神抖擻，口若懸河，聲 音清脆有力，講得有聲有色。[140]
周鯁生進學致知，每月都從工資里拿出一部分錢買書，除了讀書工作，他並無其他的嗜好。周鯁生治學，注重語言的學習。他青年時代就掌握日、英、法、德四門外語，老年又自學了俄語；他每天早晨朗讀外文原版書，終生不輟。每天晚飯後，略事休息，即開始讀書、備課、寫文章，直至深夜。[141]因為這般的努力和自律，周鯁生的學術產出頗多，獨著專書《萬國聯盟》（1922）、《法律》（1923）、《近時國際政治小史》（《最近國際政治小史》，1923）、《近代歐洲外交史》（1927）、《解放運動中之對外問題》（1927）、《不平等條約十講》（1928）、《革命的外交》（1928）、《國際法大綱》（1929）、《國際政治概論》（1930）、《現代國際法問題》（1931）、《近代歐洲政治史》（1933）、《國際公法之新發展》（1934）、《非常時期之外交》（1937）、《戰時外交問題》（1938）、Winning the Peace in the Pacific（1944）、《現代英美國際法的思想動向》（1963）、《國際法》（1976），與他人的合著多部，刊發於報刊雜誌的論文和評論幾百篇。從這龐大數量的著作中，可以看出周鯁生用功之大，治學之勤。
周鯁生的一生，主要貢獻概有三項：第一，作為政治學家，他培育了中國政治學和國際法學的幾代人才，「從1922年以來，凡是我國學習和研究國際法的人，大都直接或間接受過他的教益和影響，無不是他的及門弟子或私淑弟子」[142]。第二，作為政治學家，以公法理論分析中國的現實問題，為政治和外交提供諸多因應之道。第三，作為政治學系領導者和武漢大學校長，提升北大法科和武大法科的實力，並將武大建設成為六院齊全的綜合大學。[143]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於照瀾院
注釋
[1] 稍微詳細的周鯁生傳記有：周如松：「周鯁生先生傳略」，收入北京圖書館《文獻》叢刊編輯部、吉林省圖書館學會會刊編輯部編：《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家》第5輯，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年版，第153—161頁；李謀盛：「周鯁生教授傳略」，載《晉陽學刊》1988年第6期；虞崇勝：「周鯁生」，收入嚴如平、宗志文主編：《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 民國人物傳》第九卷，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424—429頁；龔雅麗：「周鯁生」，收入李育民主編：《湖南近現代外交人物傳略》，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38—554頁；「周鯁生」，收入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第八冊，上海三聯書店2015年版，第112—118頁。
[2] 周如松：「周鯁生先生傳略」，收入北京圖書館《文獻》叢刊編輯部、吉林省圖書館學會會刊編輯部編：《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家》第5輯，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年版，第153頁。
[3] 參見周如松：「周鯁生先生傳略」，收入北京圖書館《文獻》叢刊編輯部、吉林省圖書館學會會刊編輯部編：《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家》第5輯，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年版，第154頁。
[4] 1936年度《國立武漢大學一覽》中記載為「英國愛丁堡大學碩士法國巴黎大學法學博士」，國立武漢大學編印：《國立武漢大學一覽》，1936年12月出版，第325頁；1947年度《國立武漢大學教職員錄》記載為「英國愛丁堡大學碩士法國巴黎大學法學博士」；《國立武漢大學教職員錄（三十六學年度）》，1947年11月20日出版，第1頁；但也有資料記載周鯁生在愛丁堡大學的學位為學士。
[5] 參見李書華：《碣廬集》，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年版，第24—25頁。
[6] 汪家熔：「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考略」，收入氏著：《商務印書館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1頁。
[7] 陶希聖：《潮流與點滴》，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6年版，第73頁。
[8] 1930年代，哈佛邀請伯希和去主持哈佛燕京學社，伯希和拒絕了，「沒有一個法國人會離開巴黎，而被吸引去窮鄉僻壤的哈佛大學」。參見費正清：《費正清對華回憶錄》，陸惠勤等譯，知識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頁。
[9] 「周鯁生致蔡元培信一通」，收入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30冊，黃山書社1994年版，第147頁。
[10] 參見李書華：《碣廬集》，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年版，第42頁；王學珍、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史料》第二卷，上冊，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86—389頁。
[11] 參見李書華：《碣廬集》，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年版，第51—52頁。民國當時教育制度下，講師和教授平級，惟專任兼任之別，和北京大學不在燕園而在沙灘一樣，應該算是民國學術史和教育史的常識。
[12] 柳存仁：「北大和北大人」，收入陳平原、夏曉紅編：《北大舊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76頁。
[13] 可參見朱海濤：「北大與北大人」，收入陳平原、夏曉紅編：《北大舊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315—317頁；張孟休：「北京大學素描」，收入陳平原、夏曉紅編：《北大舊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446—448頁。
[14] 參見王學珍、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史料》第二卷，中冊，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5頁、1786頁、1787頁。
[15] 參見周如松：「周鯁生先生傳略」，收入北京圖書館《文獻》叢刊編輯部、吉林省圖書館學會會刊編輯部編：《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家》第5輯，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年版，第156—157頁。
[16] 參見征凡：「武大學潮斷續聲中話周鯁生」，載《禮拜六》復刊第六十四期（第七六七期），1947年3月1日，第8頁。
[17] 「周鯁生燕召亭兩先生在社會科學研究會第一次常會訓詞」，載《北京大學日刊》第1603號，1924年12月29日。
[18] 《清華周刊：書報介紹副刊》，第16期，1925年。
[19] 參見王學珍、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史料》第二卷，上冊，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1頁。
[20] 參見王學珍、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史料》第二卷，上冊，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2—1824頁。
[21] 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經驗（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收入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七卷，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199頁。
[22] 參見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傑日記》下冊，1974年11月13日條，中研院近史所2012年版，第1610頁。
[23] 《譚延闓日記》，1924年8月6日條，參見http://mhdb.mh.sinica.edu.tw/diary/browse.php?book=dHlr&listNo=6C88631D-7625-4F90-AFFE-6CE6389B7BFB&searchStr=%E5%91%A8%E8%A6%BD，最後閱覽時間2017年11月19日。
[24] 陳翰笙：《四個時代的我：陳翰笙回憶錄》，中國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34頁。
[25] 《大學院公報》第一年第四期，1928年4月，第104頁。
[26] 參見《大學院公報》第一年第一期，1928年1月，第158頁；《國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總報告》，國立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1928年，第416頁、419頁。
[27] 參見《國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總報告》，國立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1928年。
[28] 「社會科學院教職員一覽」，載《國立中央大學》，1928年9月。1932年6月，中央大學發生校潮，奉令暫行解散，聽候整理。周鯁生被行政院聘為國立中央大學整理委員會委員，委員有蔡元培、錢天鶴、顧孟余、竺可楨、張道藩、羅家倫、周鯁生、譚伯羽、俞大維等人，蔡元培為委員長。參見「中央大學主要大事記」，收入《南京大學校史資料選輯》，無出版社，1982年，第257—258頁。
[29] 參見國立武漢大學編印：《國立武漢大學一覽》，1936年12月出版，第2頁。
[30] 參見周鯁生：「肩負起建立華中學術文化中心的使命」， 收入徐正榜、陳協強主編：《名人名師武漢大學演講錄》，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15—217頁。
[31] 國立武漢大學編印：《國立武漢大學一覽》，1936年12月出版，第2—3頁。
[32] 參見周鯁生：「肩負起建立華中學術文化中心的使命」， 收入徐正榜、陳協強主編：《名人名師武漢大學演講錄》，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15—217頁。
[33] 王世傑：「請大家看我們所走的路是不是中華民族的出路」，收入徐正榜、陳協強主編：《名人名師武漢大學演講錄》，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頁。再到後來十餘年後的1942年，王世傑在參加武漢大學畢業同學會年餐時說，十年前計劃武大時，預訂學生可達一萬人，包括文、理、法、工、農、商、醫、藝術八個學院。參見王世傑：《王世傑日記》，第三冊，1942年12月21日條，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第410頁。
[34] 譚延闓1929年5月16日日記：「王世傑、周覽來，談武漢大學事」；參見http://mhdb.mh.sinica.edu.tw/diary/browse.php?book=dHlr&listNo=EF897839-D957-437E-916A-D3EBF67CA207&searchStr=%E5%91%A8%E8%A6%BD，最後閱覽時間2017年11月21日。1932年6月，周鯁生還寫信給胡適，請其負責的中基會援助武大建築費；參見「周鯁生致胡適」，收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中，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86頁。
[35] 參見「周鯁生先生致吳之椿先生信」，載《國立清華大學校刊》第八十一期，1929年6月19日；「函電」，載《北大日刊》第二四四七號，1930年6月27日。
[36] 國立武漢大學編印：《國立武漢大學一覽》，1936年12月出版，第325頁。
[37] 參見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傑日記》上冊，1939年3月2日條、5月1日條、5月15日條，中研院近史所2012年版，第184頁、196頁、199頁。
[38] 參見張憲文等主編：《中華民國史大辭典》，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813頁。
[39] 參見任駿選輯：「抗戰初期軍委會參事室參事周鯁生擬《外交方略》」，載《民國檔案》2010年第3期。
[40] 參見陳之邁：《中國政府》，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版，第431—440頁；王世傑、錢端升：《比較憲法》，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543—551頁；張憲文、張玉法主編：《中華民國專題史》第十一卷，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82—189頁。
[31] 參見四川大學馬列教研室編：《國民參政會資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3頁、65頁、73頁、83頁。
[42] 參見四川大學馬列教研室編：《國民參政會資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0—124頁。
[43] 參見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傑日記》上冊，中研院近史所2012年版，1939年5月31日條，第202頁。
[44] 參見四川大學馬列教研室編：《國民參政會資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19頁。
[45] 參見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傑日記》上冊，1939年10月1日條，中研院近史所2012年版，第226頁。
[46] 參見「4. 周鯁生致王世傑函（1939年11月9日）」，任駿選輯：「周鯁生等為彙報美國外交走向事致王世傑函（1939年4月—1944年5月）」，載《民國檔案》2010年第2期。
[47] 參見張靜：《中國太平洋國際學會研究（1925～1945）》，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127頁。
[48] 參見「5. 錢端升致王世傑函（1939年11月20日）」、「6. 周鯁生致王世傑函（1939年11月24日）」，任駿選輯：「周鯁生等為彙報美國外交走向事致王世傑函（1939年4月—1944年5月）」，載《民國檔案》2010年第2期。關於此次會議，亦可參見顏惠慶：《顏惠慶自傳》，姚崧齡譯，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352—354頁。
[49] 參見「7. 周鯁生致王世傑函（1939年12月13日）」，任駿選輯：「周鯁生等為彙報美國外交走向事致王世傑函（1939年4月—1944年5月）」，載《民國檔案》2010年第2期。
[50] 參見張靜：《中國太平洋國際學會研究（1925～1945）》，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125頁。
[51] 參見「7. 周鯁生致王世傑函（1939年12月13日）」，任駿選輯：「周鯁生等為彙報美國外交走向事致王世傑函（1939年4月—1944年5月）」，載《民國檔案》2010年第2期。
[52] 參見「10. 周鯁生致王世傑函（1940年1月13日）」，任駿選輯：「周鯁生等為彙報美國外交走向事致王世傑函（1939年4月—1944年5月）」，載《民國檔案》2010年第2期。
[53] 參見「12. 周鯁生致王世傑函（1940年1月21日）」，任駿選輯：「周鯁生等為彙報美國外交走向事致王世傑函（1939年4月—1944年5月）」，載《民國檔案》2010年第2期。
[54]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八冊，1940年1月28日條，聯經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16頁。
[55] 參見「周鯁生（覽）信、電二十四通」，收入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30，黃山書社1994年版，第111頁。
[56] 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傑日記》上冊，1940年2月1日條，中研院近史所2012年版，第250頁。
[57]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八冊，1940年2月2日條，聯經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18頁。
[58] 參見「13. 周鯁生致王世傑函（1940年3月21日）」，任駿選輯：「周鯁生等為彙報美國外交走向事致王世傑函（1939年4月—1944年5月）」，載《民國檔案》2010年第2期。
[59] 參見「13. 周鯁生致王世傑函（1940年3月21日）」，任駿選輯：「周鯁生等為彙報美國外交走向事致王世傑函（1939年4月—1944年5月）」，載《民國檔案》2010年第2期。
[60] 參見「16. 周鯁生致王世傑函（1940年4月24日）」，任駿選輯：「周鯁生等為彙報美國外交走向事致王世傑函（1939年4月—1944年5月）」，載《民國檔案》2010年第2期。
[61] 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傑日記》上冊，1940年11月20日條，中研院近史所2012年版，第309頁。
[62] 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傑日記》上冊，1941年9月6日條，中研院近史所2012年版，第374頁。
[63] 參見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傑日記》上冊，1941年10月30日條，中研院近史所2012年版，第386頁。
[64] 參見張靜：《中國太平洋國際學會研究（1925～1945）》，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136頁、138頁。
[65] 參見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傑日記》上冊，1943年2月19日條，中研院近史所2012年版，第489頁。
[66] 參見張靜：《中國太平洋國際學會研究（1925～1945）》，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148—150頁。
[67] 參見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傑日記》上冊，1942年11月16日條，中研院近史所2012年版，第468頁。
[68] 參見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傑日記》上冊，1944年7月9日條，中研院近史所2012年版，第619頁。
[69] CHOW, S. R., Winning the Peace in the Pacific: A Chinese View of Far Eastern Postwar Plans and Requirements for a Stable Security System in the Pacific Area,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44.
[70] 「周鯁生致胡適」，收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834頁。
[71] 「周鯁生致胡適」，收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834頁。
[72] 參見謝紅星主編：《武漢大學校史新編（1893—2013）》，武漢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81頁。
[73] 楊靜遠：《讓廬日記》，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69—370頁。
[74] 「周鯁生致徐大春」，收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199頁。
[75] 參見「周鯁生致胡適」，收入中國社科院近史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838頁。
[76] 「周鯁生致徐大春」，收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200頁。
[77] 參見周鯁生：「要將武大辦成五千人乃至萬人大學」，收入徐正榜、陳協強主編：《名人名師武漢大學演講錄》，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03—204頁。
[78] 「周鯁生致胡適」，收入中國社科院近史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878—879頁。
[79] 參見周鯁生：「克服困難，辦好武大」，收入徐正榜、陳協強主編：《名人名師武漢大學演講錄》，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12—214頁。
[80] 參見「周鯁生致胡適」，收入中國社科院近史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882頁。
[81] 參見謝紅星主編：《武漢大學校史新編（1893—2013）》，武漢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02頁。
[82] 參見周鯁生：「大學負有養成實用專門人才的使命」、「大學的目的」，收入徐正榜、陳協強主編：《名人名師武漢大學演講錄》，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97頁、198—199頁。
[83] 參見周鯁生：「要將武大辦成五千人乃至萬人大學」，收入徐正榜、陳協強主編：《名人名師武漢大學演講錄》，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02—206頁。
[84] 謝紅星主編：《武漢大學校史新編（1893—2013）》，武漢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91頁。
[85] 可參見鄭艷訪問整理：《黃培雲口述自傳》，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134頁。
[86] 韓德培：「周鯁生先生生平、貢獻和設置紀念周鯁生法學獎金的重要意義——在武漢大學法律系本科生、專科生、研究生大會上的講話」，載《法學評論》1986年第1期。
[87] 參見周鯁生：「肩負起建立華中學術文化中心的使命」， 收入徐正榜、陳協強主編：《名人名師武漢大學演講錄》，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17頁。
[88] 參見周鯁生：「讓武漢大學多產生幾個第一流的學者」，收入徐正榜、陳協強主編：《名人名師武漢大學演講錄》，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18—219頁。
[89] 參見「周鯁生談武大校務 上海校友定期慶祝母校校慶」，載《新聞報》1947年10月27日。
[90] 征凡：「武大學潮斷續聲中話周鯁生」，載《禮拜六》復刊第六十四期（第七六七期），1947年3月1日，第8頁。
[91] 參見「武大罷課轉移目標 周鯁生引咎辭職 教授會挽留校長並勸告學生」，載《新聞報》1947年1月18日。
[92] 參見「教部慰留周鯁生，派員處理武大學潮」，載《新聞報》1947年1月19日。
[93] 參見「武大學潮平息」，載《新聞報》1947年1月26日。
[94] 參見「武大複課 周鯁生尚未到校」，載《新聞報》1947年1月28日。
[95] 參見「學潮餘波未平 武大仍群龍無首 周鯁生未到校楊端六堅辭教務長」，載《新聞報》1947年2月1日。
[96] 「武大學潮復起，周鯁生再辭校長」，載《新聞報》1947年2月3日。
[97] 參見「教育部朱部長懇切慰留周鯁生 請即返校並派高教司長同行」，載《新聞報》1947年2月8日。
[98] 參見「杭次長談處理武大學潮」，載《新聞報》1947年2月11日。
[99] 參見「處理武大學潮，周司長之表示」，載《新聞報》1947年2月21日。
[100] 參見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六，下，1978年，第393頁。
[101] 參見「武大學潮平息」、「武大學潮業已平息」，載《新聞報》1947年2月26日。
[102] 參見謝紅星主編：《武漢大學校史新編（1893—2013）》，武漢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11—114頁。
[103] 參見「武大發生不幸事件 朱家驊去電慰問 特派杭立武偕周鯁生飛漢協辦善後」，載《新聞報》1947年6月3日。
[104] 「蔣介石致武大周鯁生等電（1947年6月3日）」，收入中共南京市委黨史辦公室編：《解放戰爭時期第二條戰線 學生運動卷（中冊）》，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52頁。
[105] 參見「周鯁生談武大校務 上海校友定期慶祝母校校慶」，載《新聞報》1947年10月27日。
[106] 參見「要求公費待遇 武大學生罷課三天 周鯁生髮表四項處置辦法」，載《新聞報》1948年1月25日。
[107] 「周鯁生致胡適」，收入中國社科院近史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100頁、1107頁。
[108] 「周鯁生談武大校務 上海校友定期慶祝母校校慶」，載《新聞報》1947年10月27日。
[109] 第一批部聘教授為楊樹達、黎錦熙、吳宓、陳寅恪、蕭一山、湯用彤、孟憲承、蘇步青、吳有訓、饒毓泰、曾昭掄、王璡、張景鉞、艾偉、胡煥庸、李四光、周鯁生、胡元義、楊端六、孫本文、吳耕民、梁希、茅以昇、庄前鼎、余謙六、何杰、洪式閭、蔡翹等二十八人。據說還有兩人因在淪陷區名字未公布。1943年第二批部聘教授為：胡光瑋、樓光來、柳詒徵、馮友蘭、常道直、何魯、胡剛復、高濟宇、蕭公權、戴修瓚、劉秉麟、鄧植儀、劉仙舟、梁伯強、徐悲鴻等十五人。教育部教育年鑒編纂委員會編：《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鑒》（三），第六編學術文化，第79頁。關於部聘教授的選任，可參見曹天忠：「檔案中所見的部聘教授」，載《學術研究》2007年第1期。
[110] 周鯁生：「歷史要重演嗎？」，載《中央周刊》第十卷第九期，1948年2月29日。
[111] 胡適：「國際形勢里的兩個問題——給周鯁生先生的一封信」，載《中央周刊》第十卷第九期，1948年2月29日。
[112] 參見「周鯁生致胡適」，收入中國社科院近史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042—1043頁。
[113] 參見歐陽軍喜：「歷史要重演嗎？——1948年的周鯁生、胡適之爭及其意蘊」，載《安徽史學》2011年第4期。
[114] 參見「武大師生祝周鯁生壽 籌設科學研究室」，載《新聞報》1949年3月21日。
[115] 參見吳仲炎：「武漢大學在解放前夕的應變鬥爭」，載《武漢文史資料（選輯）》第一輯，內部發行，1980年，第109—110頁。
[116] 參見吳仲炎：「武漢大學在解放前夕的應變鬥爭」，載《武漢文史資料（選輯）》第一輯，內部發行，1980年，第110頁。
[117] 參見吳仲炎：「武漢大學在解放前夕的應變鬥爭」，載《武漢文史資料（選輯）》第一輯，內部發行，1980年，第110頁。
[118] 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傑日記》下冊，1972年11月11日條、1973年3月15日條，中研院近史所2012年版，第1470頁、1498頁。王世傑1964年2月23日日記載：周元松、幼松約余及秋華等往吃晚飯。此兩青年工作甚勤，品性端正，殊為難得。據云其父（鯁生）從未自作書信給彼等，兩年前其父衣食不濟，曾由其姊來信索助。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傑日記》下冊，1964年2月23日條，中研院近史所2012年版，第1027頁。
[119] 參見謝紅星主編：《武漢大學校史新編（1893—2013）》，武漢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19—120頁。
[120] 「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四次會議 通過的二十七項任命名單（之一）」，載《人民日報》1949年12月5日，第1版。
[121] 「政務院二十五次會議通過 中南軍政委員會及其所屬各省市人民政府工作人員名單（二續）」，載《人民日報》1950年3月28日，第4版。
[122] 「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一次會議通過的免職事項」，載《人民日報》1953年1月19日，第2版。
[113] 「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會長秘書長及理事」，載《人民日報》1949年12月16日，第1版。
[114] 「協助政府實現新中國外交政策 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成立」，載《人民日報》1949年12月16日，第1版。
[115] 參見「政務院任命名單」，載《人民日報》1950年4月6日，第3版。
[116] 參見「中國政治法律學會成立」，載《人民日報》1953年4月27日，第1版。
[117] 參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法案委員會主任委員和委員名單」，載《人民日報》1954年9月29日，第2版。
[118] 參見「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 設立對外貿易仲裁委員會」，載《人民日報》1956年4月7日，第1版。
[119] 參見「各人民團體和各民主黨派負責人舉行聯席會議 決定調整保衛和平委員會機構 擴充中國亞非團結委員會的成員」，載《人民日報》1958年7月4日，第4版；「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領導成員名單」，載《人民日報》1965年7月1日，第4版。
[120] 參見「中國紅十字會改組 總會新理事會成立」，載《人民日報》1950年9月10日，第1版。
[121] 參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舉行會議 決定組成人民代表團參加各國議會聯盟」，載《人民日報》1955年7月31日，第2版。
[122] 參見「科學規劃委員會委員名單」，載《人民日報》1957年6月13日，第1版。
[123] 「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 代表們關於憲法草案和報告的發言」，載《人民日報》1954年9月18日，第2版。
[124] 「周鯁生同志追悼會在京舉行 李先念耿飈鄧穎超廖承志姬鵬飛許德珩等送花圈」，載《人民日報》1979年2月7日，第4版。
[125] 參見周如松：「周鯁生先生傳略」，收入北京圖書館《文獻》叢刊編輯部、吉林省圖書館學會會刊編輯部編：《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家》第5輯，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年版，第158—159頁。
[126] 例如馮友蘭先生，計劃五年之內用新立場、新觀點、新方法，重新寫一部中國哲學史。參見馮友蘭：《三松堂自序》，三聯書店1989年第2版，第157頁。
[127] 參見周如松：「周鯁生先生傳略」，收入北京圖書館《文獻》叢刊編輯部、吉林省圖書館學會會刊編輯部編：《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家》第5輯，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年版，第160頁。
[128] 「周鯁生同志追悼會在京舉行 李先念耿飈鄧穎超廖承志姬鵬飛許德珩等送花圈」，載《人民日報》1979年2月7日，第4版。
[129] 征凡：「武大學潮斷續聲中話周鯁生」，載《禮拜六》復刊第六十四期（第七六七期），1947年3月1日，第8—9頁。
[130] 韓德培：「周鯁生先生生平、貢獻和設置紀念周鯁生法學獎金的重要意義——在武漢大學法律系本科生、專科生、研究生大會上的講話」，載《法學評論》1986年第1期。
[131] 參見周如松：「周鯁生先生傳略」，收入北京圖書館《文獻》叢刊編輯部、吉林省圖書館學會會刊編輯部編：《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家》第5輯，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年版，第159—160頁；亦可參見塗允綏：「武漢大學復校雜記」，載《珞珈》第108期，1991年7月，轉引自張在軍：《當樂山遇上珞珈山：老武大西遷往事》，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第279頁。
[132] 韓德培：「紀念、回顧與展望——在紀念周鯁生先生誕辰一百周年暨國際法研究所成立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載《法學評論》1991年第2期。
[133] 韓德培先生將周氏的貢獻概括為三項：一是國際法方面；二是教育方面；三是外交和立法方面。參見韓德培：「周鯁生先生生平、貢獻和設置紀念周鯁生法學獎金的重要意義——在武漢大學法律系本科生、專科生、研究生大會上的講話」，載《法學評論》1986年第1期。
本文原載《傳記文學》2018年第2、3期連刊；如您觀文後有所感悟，歡迎關注並分享「三會學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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