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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想錄:我是看見苦難就躲看見利益就巴結的犬儒

Wir setzen uns mit Trnen nieder

 馬太受難曲

Wilhelm Furtw?ng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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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的思維方式,必須建立一個確定的邏輯起點,而這個邏輯起點又必須立足於超驗邏輯的超驗給定。在康德和斯密看來,這樣的超驗邏輯只能而且必須指向惟一的、主觀存在的、無偏差的上帝。正是這樣的傳統秩序,推動了人的理性與知識的演化。而所有偏離這條軌跡的文明體系,都缺乏建構新知識和基本道德秩序的能力。把這句話想清楚了,才能回答所謂李約瑟之問,為什麼中國歷史如此悠久,但卻沒有首先發展出科學體系。事實上更加殘酷的問題是,中國並不只是沒有首先發現科學體系,中國文化在哲學、倫理學、邏輯學等基礎科學方面都是極其膚淺的,根本就不成體系。

我們的文化傳統以及由傳統演化而來的文化和行為秩序,如果只歸納為一點,就是從來不把人當人看。人的超驗意義沒有被確定,人就會被當作一種經驗的存在。經驗意義上的人,人人都是工具,人人都是螻蟻,人人都是螺絲釘。這就是我們生活的困境。首先是每個人自己不把自己當人看,然後是丈夫不把妻子當人看,妻子不把丈夫當人看,父母不把孩子當人看,孩子也不把父母當人看。理所當然,當這樣的互相不把人當人看的觀念與行為擴展為公共秩序,一定就是社會也從來不把每個人當人看。

羅素一生理性自負。他拒絕接受公理,但卻說自己對人類充滿痛徹心扉的憐憫。如果人類不具有公理意義上的絕對價值,為什麼要憐憫?羅素理解不了先驗的邏輯秩序,他的這種腔調,倒是與中國傳統哲學類似,可他又看不起中國人。所以羅素髮神經地抒情:「我在不確定性之上高居主宰地位」。可惜他還是死了。總體來看,羅素的確像一個聰明的中國人,處在一種前所未有的「倫理自負」狀態。如果羅素還活著,應該由中國人給他頒發一個「君子獎」。

人有多麼無知,就有多麼驕傲。有人介紹勃拉姆斯《德意志安魂曲》,其中提到勃拉姆斯是基督徒,其寫作動力來自聖經。然後筆鋒一轉,評論道:「有信仰的,死亡並不是一件可怕的事,他們會從上帝那裡得到安慰。如果把上帝換成信仰二字,就有著更廣泛的涵義「。唉,無知的人兒,你信仰什麼呢?

信仰也好,讀書也好,思考也好,寫作也好,小地方講是為自己,大地方講,是為榮耀上帝。所以我從來沒想過要影響別人。我早就認識到一個小道理了:我連身邊最近的人都影響不了,談什麼影響他人,說服他人啊。自己以前老愛給別人講常識、經驗、道理,幻想自己是知音大叔,人生導師。其實別人一句話也聽不進去。惟一的價值是我現在發現,我真是好愚蠢。

如果對思想史略知一二,會發現孔子是一名道德哲學家。如果對康德的道德哲學略知一二,會發現孔子道德哲學一直在教化他人,而不是仰望上帝辨析人性。對自然的好奇心,儒家思想不及亞里斯多德十之一二;對道德律的沉思,孔子學說不及康德十之一二。觀察一部思想史,君子們只做了兩件事,一是偽善,二是巴結。

什麼是智慧?舉例說明:一個馬拉松運動員,必須首先認同起跑線和終點線的具體位置,奔跑才會有效。至於運動員跑步的過程與技術,可通過訓練得以掌握。在需要順服的地方順服,在需要努力的地方努力,這樣的人才算有智慧。大到人的生命建設,小到科學發現;大到治理國家,小到夫妻相處,都是如此。

從物理學的意義上看,儒家「反求諸己」,大概意思是一個人可以自己提著自己的頭髮飛行。或者是一個人可以自己拿著手術刀把自己的癌症病灶割掉。從哲學意義上看,大概意思是一個人天天自己擼自己,就能回答我是誰,從哪裡來,到哪裡去。這聽上去極其荒誕,但卻是一個跨越幾千年的事實。我們好可悲啊。事實上佛教那一套東西也是這樣的局面,所以佛教傳到中國,中國人立即接受了,甚至搞出了儒釋道合流的思想史傳統。一個關於人如何認識自己的大悲劇。此時此刻我就在這樣的悲劇之中。

有些根深蒂固的錯誤隱藏在我的內心深處,平時察覺不到。所以我每天都在反思,看看自己到底有多蠢。比如對待死人,我們總是在避諱、溢美;對待活人,我們則窩裡斗,鬧革命,不分個你死我活,決不罷休。其實合理的方法應該是反過來的:對待死人,我們要審判,要反思;對待活人,則要寬容,憐憫,愛。

在所有的寫作形式當中,那種缺少專業路徑的所謂文史哲一鍋燴寫作,除了文人們抖一抖機靈,幾乎沒有任何意義。而且還會誤導讀者,讓人以為只要瞎扯、自戀,就可以混一輩子。文人趣味真是害死人,我要找到我的專業路徑,把人性論和知識論的思考推到深刻之處。

牟宗三對儒家源頭的追溯,以康德為方法。他認為儒家的實踐倫理和康德的實踐理性類似,比康德看得遠,有一種智的直覺,人是精神的實體。而康德則認為,上帝是實踐理性的基礎假設條件。由此,儒家構建了人的虛無追問。康德構建了人的理性坐標。中國文化傳統就這樣墜入低矮世界,一直看不清遠方。諸如牟先生這樣博覽群書的大書生,也是困在原地打轉。真是可悲。

婚姻是男人和女人合為一體後的私人制度,是身體和靈魂在小範圍內的歸於一。婚姻與公共關係和社會組織完全無關。不理解這一點的人,要麼無法遇到合適的結婚伴侶,要麼導致婚姻徹底走向失敗。好的婚姻生活就是天堂,兩個人合二為一,生死與共,完全共鳴,因為兩個人本就是一個人。

很多人對公共命題與私人命題的理解完全錯位。比如對政府等公共機構,本應絕對懷疑批評,但我們卻無條件認同與逢迎。對一個具體的人本應絕對寬容與愛,但我們卻咬牙切齒充滿仇恨。比如婚姻,本屬完全的私人生活,但我們常常把婚姻看成社會關係,看成合作組織。搞了這麼多年,我們連私人和公共的邊界問題都沒弄清楚,還自詡有知識。真是荒唐。

張五常說,學術之人如果沉湎於基本問題的思考,必然一事無成。但有人看到,數學家知道1+1=2永遠不能被證明,依然在探索。而有些人一輩子推崇學以致用,嘲笑杞人憂天是吃飽了沒事幹。有趣的是,熱衷思考基本問題的人們後來發現了更多新知,而那些學以致用的傢伙,到現在還是一群吃別人剩飯的廢物,一群在山寨世界裡假扮英雄的阿Q。

為什麼老張無常這麼聰明的人也這麼說,因為人性偏愛熱鬧,活著的時候如果沒有一點掌聲,人會孤獨死。唉,這就是我們的毛病。想起古典音樂的鼻祖人物巴赫,活著的時候一點也不出名,在他死後差不多60年的時間之內,這個世界幾乎已經忘記了巴赫。一個偶然的機會,音樂家舒曼在圖書館查閱資料,看到了巴赫的《馬太受難曲》樂譜,大為震驚。由此巴赫才慢慢引起世界音樂家們的重視,到今天才被公認為古典音樂的開創者和集大成者。類似的人物還有斯賓諾莎,他一生靠在街頭磨眼鏡片謀生,他所寫的哲學筆記,完全無人問津。在他死去50多年之後,他的家族的一個從事哲學研究的後人在整理家族歷史的時候,偶然在一大堆文物里發現了斯賓諾莎的手稿,然後才意識到自己的家族曾經出過一個如此深刻的哲學家,由此斯賓諾莎才走進哲學思想史。

《孟子·盡心》上:」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牆之下「。這句話凸顯儒家對天命的無知,難道天命只有鶯歌燕舞沒有苦難么,難道太陽只給我們白天不給我們黑夜嗎?難道上帝只給我們生命不給我們死亡嗎。真正的常識是,人生是一場悲劇,一個人應該直面苦難,而不是逃避。儒家所謂君子,選擇不立危牆,耍小聰明,是淺薄和狡黠。這不是君子,是見利忘義的機靈小狗,是希望自己活著的時候順風順水、衣食無憂的寄生蟲,是一群看見苦難就想躲開,看見利益就要巴結的犬儒。我們的文化,我們的歷史,長期由這樣的觀念把持,怎麼可能擁有文明的厚度和生命的張力呢。

人要進入苦難,直面苦難。記住這句話,然後去聽巴赫的《馬太受難曲》。如果看見苦難我就躲,我的生命不會比一條狗強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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