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為爭取各階層抗戰，促成各黨派政治上合作，卻因一缺陷註定失敗

本文作者張憲文，蜚聲國際的中國近代史泰斗，南京大學榮譽資深教授，季我努學社榮譽社長，季我努沙龍講演嘉賓。

盧溝橋事變後，國民黨為爭取各階層支持政府抗戰，逐漸採取了一些順應民心的政治措施。1937年7月31日，國民政府釋放了沈鈞儒等聞名中外的救國會七君子。八一三事變後，國民政府又在最高國防會議下設立了國防參議會，由蔣介石聘請在野黨派的領導人及社會名流組成，該會具有團結各黨派共同抗戰的象徵意義，是後來國民參政會的胚胎。9月，國共兩黨正式表示團結抗日，共赴國難。國民政府頒布了《修正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和《懲治漢奸條例》等。在政府的默許下，各在野黨派已可以公開身份從事抗日救亡運動。

南京失守後，中國的政治、軍事、交通中心已西移至武漢，各黨派均以武漢為中心開展政治活動。國民政府充分意識到武漢在政略、戰略中的重要地位。蔣介石指出：「武漢居長江上游，為天下之中，無論我們要控制東南和華北敵人，規復已失的領土，或保持內部與西北的聯絡，鞏固後方的安全，我們都必須保衛武漢，固守武漢。」（楊樹標：《蔣介石傳》，第359～360頁，團結出版社1989年版。）1938年3月25日，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要求動員全國武力、人力、財力、物力保衛武漢。圍繞保衛武漢這一中心任務，中華民族團結抗戰的熱忱迅速達到高潮。

曾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的周恩來

1938年2月6日，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成立，陳誠任部長，周恩來（中共）、黃琪翔（第三黨）擔任副部長，併到部任職。4月1日，政治部下設立第三廳，由郭沫若任廳長，廳中工作人員多為左翼著名文化人士，分別進行對國內、對日本和對國際的宣傳，通過文字、歌詠、美術、戲劇、電影等各種宣傳方式進行抗日動員。在抗戰一周年之際，發起了武漢各界抗戰建國周年紀念大會的獻金運動，各界人士捐獻金額達100萬元。

國民黨全國臨時代表大會召開以後，在野黨派取得了合法地位，民眾運動進一步開放，武漢先後出現了200多個民眾抗日團體，著名的有武漢青年救國團、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蟻社等，這些民眾團體從事抗日宣傳、募捐、慰問前線將士等活動，有的團體奔赴前線進行戰地宣傳和服務，武漢青年救國團數千人到豫東和第5戰區參加游擊戰，武漢成了中國抗日民眾運動的中心。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舊址

1938年4月12日，國民政府根據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公布了《國民參政會組織條例》，按照條例規定，國民參政會是一個諮詢性質的機關，它對國民政府有諮詢權和建議權。參政員人選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選定，包括各省市地區的代表、華僑代表、文化和經濟團體代表，各黨派人士則以各種團體的名義成為特任的參政員。7月6日，第一屆第一次國民參政會在漢口召開，汪精衛任議長，張伯苓任副議長，167名參議員參加會議。中共參政員除毛澤東外其餘均出席會議。在短短的10天會期內，參政會通過了125件決議案，陳紹禹等提出的《擁護國民政府實施抗戰建國綱領案》，獲得了全體參政員一致贊同。《抗戰建國綱領》成為各黨派所共同願意遵守的政治綱領。參政會上通過的重要議案還有《擁護政府長期抗戰國策案》、《切實保障人民權利案》等。

國民參政會是抗戰時期帶有政治協商性質的諮詢機構，也是各黨派政治上合作的一種形式。第一屆參政會的召開有力地顯示了中國各黨派在強敵壓境下的不屈意志和堅強團結。參政員雖非民選，但確實有廣泛的代表性，從「建國」的意義上看，參政會的召開也是民主政治建設的良好開端。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工作人員

不過，國民黨在政治上的開放有其限度，而且主要是因為抗戰嚴峻形勢所迫，它仍企圖繼續壟斷政治權力，蔣介石一度試圖將共產黨、青年黨等消融於國民黨之中，國民黨臨時全國大會也強調「各界人士，不問其派別如何，尤應捐除成見，在一個信仰、一個領袖、一個政府之下，實行抗戰」。（榮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下冊），第448頁。）《掃蕩報》等公然宣稱「欲使國家趨於絕對統一之途，必須一黨專政」、「如有反對一黨專政者，即無異於反對統一，即無異於破壞抗日」、「在共同信仰三民主義之下，就不應該有『國共合作』的名詞」。對於國民黨不能操縱控制的民眾團體，則加以彈壓，1938年2月，國民黨下令解散了西安文化協會、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等13個社團。8月20日，武漢衛戍總司令部下令解散武漢青年救國會、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和蟻社等抗日團體。

張憲文等：《中國抗日戰爭史?第二卷，全民族奮戰：從盧溝橋事變到武漢淪陷

（1937年7月—1938年10月）》，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2016年版。

編輯：林小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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