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街大案：小可入獄的國寶銀行與華裔移民的美國夢

這是選·美的第918篇文章

奧斯卡剛剛落幕，入圍最佳紀錄長片候選名單的《國寶銀行：小到可以進監獄》（Abacus: Small Enough to Jail）雖然最終沒能勝出，但這部講述唐人街故事的紀錄片對美國華人社區和銀行業的描摹仍然值得一看。熟悉英文輿論的觀眾一看便知，片名「Small Enough to Jail」意在反諷金融巨頭在美國政治中的特權地位。華爾街炒作房地產次級貸款衍生品是造成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直接原因，但華爾街巨頭綁架了整個經濟體系，所謂「大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美國納稅人被迫花費四千多億美元幫助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脫離困境。與此同時，美國經濟停滯，失業率飆升，民怨四起。然而民眾的憤怒並沒有讓銀行家付出真正的代價，所謂的懲處，不過是若干銀行高管「慘遭」解僱，臨走之前往往還能拿到巨額遣散費。

國寶銀行創始人孫啟誠與接管銀行的兩個女兒

國寶銀行是一家創立於曼哈頓唐人街的社區銀行。創始人孫啟誠（Thomas Sung）生於上海，長於戰火中的重慶，1952年隨家人移民美國。1984年，孫啟誠創立國寶銀行，主要服務於唐人街的華人移民。孫啟誠和妻子曾慧琳有四個女兒。孫啟誠淡出日常管理後，國寶銀行由長女和次女接管。2015年，這家默默無聞的社區銀行突然因為一場官司站在了美國主流媒體的聚光燈下：這是後金融危機時代美國境內唯一被刑事檢控的銀行！美國公共電視網（PBS）的「前線（Frontline）」欄目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際曾製作了一系列關於美國華爾街的深度報道，這部美國公共電視網與獨立製作人史蒂夫·詹姆斯 （Steve James）合作的 《小到可以進監獄》廣獲好評，成為「前線」系列中第一部角逐奧斯卡的紀錄片。2015年，《紐約客》對此案亦有長文報道，撰寫報道的記者樊嘉揚在本紀錄片中數次出境。

這是近年來我看過的最出色的關於美國華人社區的紀錄片。看得出來，導演為了平衡觀點是下了功夫的。被告孫家，孫家的辯護律師，唐人街的街坊，檢方，陪審團，相關法律人士和追蹤這個案件的調查記者，方方面面的視角都照顧到了。在長達5年的煎熬和支付了高達1000萬美元的訴訟費用之後，國寶銀行在影片結尾大獲全勝。孫啟誠夫妻和幾個女兒的沉著堅毅契合了美國大眾喜聞樂見的「小人物智勇斗權貴」敘事，其家族凝聚力也與中國觀眾的倫理觀強烈共鳴。不過相當一部分中文影評將本片主線簡化為「美國華人遭受種族歧視、團結一致反抗體制不公」，這種說法未免辜負了紀錄片導演為呈現此案複雜性所做的努力。

國寶銀行的英文名叫做「算盤聯邦儲蓄銀行」（Abacus Federal Savings Bank）。「算盤」這個意象準確反映了這家銀行的特色：服務於曼哈頓唐人街的飛地經濟。在紐約這個國際大都市，唐人街的社會經濟形態更近似中國東南沿海的小縣城。這裡的華人移民和留學生幾乎生活在兩個世界。後者如果留在美國定居，多半會在和北上廣類似的陌生人社會，而唐人街本質是一個熟人社會，親戚網和同鄉會構成了移民社區的骨架。

在唐人街社區，國寶銀行讓很多第一代華人移民買上了自己的房子。但是，唐人街貸款業務有其特殊之處。唐人街盛行現金經濟，去唐人街點餐，如果支付現金，可以打折，其中的差價來自店家「節省」下來的稅款，這已經是公開的秘密。很多第一代移民沒有信用記錄，可能是因為英文能力有限，不敢和主流金融機構打交道。也可能本來就是非法移民，沒有身份證件， 而美國房地產貸款是建立在現代個人信用體系上的。普通美國人買房，需要提交的文書包括銀行存款證明、工資收入證明、納稅記錄、信用分數。各項紀錄一致，信用分數良好，即使是外國人也不難獲得貸款。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能獲得的房屋貸款總額一般為年收入的四五倍。然而在唐人街，不少華人為了漏稅瞞報收入，只有在買房子時，為了獲得貸款，才需要出示隱形收入。紀錄片中有一幕：名義年薪2萬7的一代移民竟然從國寶銀行貸出80萬美元！

唐人街的小販

華人社會和美國主流社會的另一大區別在於，私人經濟單位並不以個人或核心家庭為界限。親戚之間多有金錢上的互動，而債務約束往往是軟性的。借款還得上最好，還不上可以轉化為人情，未來以其他方式償還。美國社會則不同，即使是父母子女之間，借款和贈款也分得清清楚楚。要辦理房屋貸款，來自父母的借款不可以用於首付，而贈款可以，而父母只要在贈款書（gift letter)簽了字，這筆錢在法律上和父母再無瓜葛。唐人街一代移民購房的首付，除了來自自己的積蓄，往往還包括來自親族和同鄉會的借款，這是不符合美國借貸管理規定的。然而華人本來就極重視房產，置業是集合全家之力的大事，唐人街同鄉會更有種種非常手段懲治逃債者。因此，一代移民即使碰到財務問題，也不大可能選擇違約一走了之，反而會咬緊牙關尋求親友資助度過危機。 國寶銀行所服務的細分市場，就是這些文書資質不甚理想、還貸信用卻非常可靠的客戶。

美國房貸業務常由熟悉本地情況的社區銀行承辦。小銀行在盡職調查上有自己的獨特優勢。就像片中孫啟誠說的：「我不用調查他（飯館老闆）的收入也會貸款給他。我在那裡吃飯，店裡滿的很！」 然而美國私人房地產貸款往往長達三十年。小銀行資本有限，為了盤活資金，需要將手上的貸款轉賣給大銀行或者是房利美（Fannie Mae）、房地美（Freddie Mae）這種由美國政府資助的企業，這就構成了所謂的二級房貸市場。二級市場上的買家坐擁利息大頭，而小銀行賺取貸款手續費和一小部分利息。小銀行參與二級房貸市場的動力來自於加快資金流動帶來的收益。為了避免二級房貸市場充斥不良貸款，監管部門對放貸的資質要有門檻限制。不過在次貸危機之前，這些監管措施要麼形同虛設，要麼過於寬鬆。

國寶銀行在唐人街開展房貸業務要解決兩個難題：一、如何評估唐人街社區貸款人的實際經濟能力；二、如何滿足美國監管部門的合規要求。事實證明，針對第一個問題，國寶銀行的答案卓有成效，經手的貸款滯欠率僅有0.36%，遠低於美國同業平均水平。而第二個問題則給國寶銀行惹來了官司。在本案中，曼哈頓地區檢方指控國寶銀行與貸款人共謀偽造贈款書或工作證明這類用於評估貸款資質的文書（conspiracy），並將這些牽涉失實信息的貸款賣給房利美。鑒於房利美是聯邦機構，這可以視為納稅人財富的盜竊（larceny)。

國寶銀行是一間家族企業。創始人孫啟誠可以在普通話、英語、粵語、四川話之間自由切換，而他的四個女兒自小長在富裕的白人社區，完全不會中文。對唐人街的華裔移民而言，孫啟誠可以算自己人，而他的幾個女兒更像外人。國寶銀行的基層運作依賴於來自唐人街內部、諳熟華人社區方言的員工。銀行員工和客戶同屬一個社區，之間可能存在千絲萬縷的私人關係。這給了操守不佳的員工上下其手的機會。國寶銀行案發，起因在於員工余啟斌（Ken Yu）向客戶索取賄賂。據《紐約客》報道，受害的客戶是余啟斌的溫州同鄉。諷刺的是，國寶銀行案塵埃落定之後，受害人仍然相信銀行才是罪魁禍首，而同鄉余啟斌才是可靠的。余啟斌協助客戶偽造文書，其技巧十分簡單。他在偽造的饋贈書上簽名Qi Bin Yu，而不是慣用的Ken Yu，上司竟然無法發現余啟斌在眼皮底下造假。如果國寶銀行仍由孫啟誠執掌，他會不知道余啟斌就是Ken Yu嗎？在《紐約客》的訪談中，接替父親執掌國寶銀行的孫儀文（Jill Sung）坦承，紐約雖大，具有相應的語言能力又願意做唐人街貸款業務的求職者並不多，國寶銀行可以選擇的人才庫非常狹小。國寶銀行傳到第二代，已經出現了管理層和基層員工文化脫節的問題。

紐約縣地區檢察官小賽勒斯·萬斯

國寶銀行的對手全稱是New York County District Attorney（紐約縣地區檢察官），俗稱DA，由選舉產生。紐約縣轄區大體對應曼哈頓和周邊的幾個小島。這個民選職位看似只是「縣級」，但在美國聯邦、州、縣三級體制下，美國總統或紐約州長都不能任免DA， 其決定有相當的獨立性。 不少中文資料將國寶銀行描述為「金融危機後聯邦政府起訴的唯一一家銀行」，這是不正確的。紐約DA並不在聯邦指導下工作，所以奧巴馬政府與此案無關。曼哈頓政商名流雲集，紐約DA的實際權力不容小視。鑒於民主黨長期在紐約執政，DA實際上由黨內初選決定，而勝者往往出身於政治世家，上一任DA羅伯特·摩根索（Robert Morgenthau）是新政時期羅斯福政府財政部長亨利·摩根索之子，而現任DA小賽勒斯·萬斯（Cyrus Vance Jr.）的父親曾擔任卡特政府的國務卿。

在理想世界中，檢察官應該剛正不阿， 違法必訴。而在真實世界中，檢控資源是有限的。評估手中證據是否充分，判斷起訴條件是否成熟，合理使用珍貴的司法資源，是DA的職責所在。根據媒體曝光，小賽勒斯·萬斯遠非鐵麵包公式的人物。2017年10月，《紐約客》和《紐約時報》先後揭露萬斯在2012年曾經手現任美國總統特朗普的長女伊萬卡和長子小唐納德在推銷家族地產時涉嫌誤導買家的案件。在案件調查過程中，特朗普的律師馬克·卡索維茨 （Marc Kasowitz）曾與萬斯會面，不久之後案件撤銷。據悉，卡索維茨為萬斯競選連任捐出5萬美元。無獨有偶，2015年已經有人向紐約警方舉報好萊塢大佬哈維·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涉嫌侵犯數名女性，萬斯同樣決定不予起訴。當然，萬斯對權勢人物並非總是網開一面。2011年，萬斯堅持起訴前IMF總裁多米尼克·斯特勞斯-卡恩 (Dominique Strauss-Kahn)性侵犯酒店清潔人員，不過，斯特勞斯-卡恩是一名法國政客，並非紐約地頭蛇。在起訴過程中，DA辦公室發現手中證據不夠堅實，被迫銷案。總體看來，萬斯好出風頭，沽名釣譽，但並不十分愛惜羽毛。金融危機後，民眾普遍痛恨華爾街的貪婪。在國寶銀行案中，陪審團裁定針對國寶銀行三名高管的八十條罪名無一成立，曼哈頓地區檢察官的功課顯然不紮實。萬斯堅持將一個銀行員工索賄的普通案件高調升級，甚至將涉事員工銬成一條人鏈，很難說這與他急於博取政治資本的私心無關。而華人政治上的弱勢，或許是萬斯不屑於謹慎從事的潛在原因。孫家三女兒孫儀琳（Chanterelle Sung) 嘲諷萬斯 「無能且傲慢」 (incompetence combined with arrogance)，可謂一針見血。

國寶銀行的治理結構是否存在隱憂？大概是的。國寶銀行達到金融監管部門的合規標準了嗎？很多時候並沒有。但在法庭上，這些問題與共謀和盜竊罪名成立還有遙遠的距離。按照美國刑法，一項罪名要成立，需要同時滿足四個要件：犯罪意圖（Mens rea/criminal intent); 犯罪行為(Actus reus/conduct)；意圖與行為「同時存在」 (concurrence); 犯罪行為與造成的損害之間存在因果關係（causation)。而證明全部要件成立的責任在檢方。陪審團反覆權衡，得出結論：對任意一項罪名，最多只有三個要件成立，因此被告國寶銀行無罪。或許是限於篇幅，紀錄片沒有對各項罪名逐一辨析。筆者猜測，對「共謀」罪名，檢方沒有挖到國寶銀行高層授意或縱容員工偽造文書的實質性證據。其提交的「證據」，大概都是「銀行高管與員工在同一開放空間辦公，不可能不知道員工在眼皮底下做假」這一類的「推測」。雖然這一推測並非全無道理，但還達不到「超出合理懷疑 （beyond reasonable doubt）的程度。至於「盜竊」罪名，這需要被告有意造成受害人財產損失，但是國寶銀行在轉賣貸款的時候無此意圖——他們認為這些貸款是優質資產。而房利美也並沒有遭受損失，反而賺到了可觀的利潤。

中文媒體往往將國寶銀行案描繪成金融危機後唯一被起訴的銀行，這種表述是不正確的。英文媒體用詞一般要嚴謹得多，國寶銀行是「the only bank indicted on criminal charges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只有因刑事重罪（felony）被起訴才叫「indicted」，而普通的民事指控只是「sued」。金融危機後，不止一家大銀行惹上民事官司。曼哈頓南區聯邦檢察官普利特·巴拉拉 （Preet Bharara）就曾以內部交易、向兩房轉賣不良貸款、龐氏騙局等罪名起訴花旗、美國、摩根大通等多家金融巨頭。巴拉拉也因此聲名鵲起，令不法商人聞風喪膽。所以特朗普上任不到兩個月就把巴拉拉撤職了。假如DA萬斯不是立功心切，放棄入罪標準極高的刑事罪名，而是以民事指控起訴國寶銀行，或許孫家會早早尋求和解了事。但刑事罪名一旦成立，國寶銀行面對的是破產倒閉的風險。孫家退無可退，只能背水一戰。在審訊過程中，法官要求陪審團不考慮社會影響，僅就眼前事實做出判斷，這是法律的精神。而紀錄片導演自然可以在更廣闊的角度討論公正問題：曼哈頓地區檢察官對華爾街大銀行的劣行毫無作為，盯住一家遠比大銀行「無辜」的社區銀行，這是美國社會需要的正義嗎？

華裔移民的美國夢，往往從唐人街開始，而後一步步轉型為郊區中產。孫啟誠一家可謂典範。孫家姐妹成長於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威治（Greenwich），那是紐約富人的後花園。在紐約，「成功人士」的生活軌跡，往往是早年在曼哈頓打拚，有孩子之後搬去郊區的長島或者康州的格林威治，這個郊區小鎮竟然有多家知名對沖基金。孫家是最早遷入格林威治的亞裔家庭之一。四個女兒個個學業有成，名牌大學畢業後，三個念了法律博士，小女兒讀了醫學博士，完美符合美國社會中亞裔上層中產的刻板印象。紀錄片中，孫啟誠念念不忘對華裔社區的責任，可以相信出自真心。唐人街需要國寶銀行的金融服務，大概甚於孫家需要唐人街。

國寶銀行的生意模式與唐人街的社會經濟形態是共生的。國寶銀行的機遇、風險和局限，都來自於連接唐人街飛地經濟與現代金融之間的斷層這一特殊角色。唐人街逃稅盛行的前提是現金經濟，然而現金交易本身並不違法。執法部門打擊小商小販逃稅，即使能令其入罪，追繳的稅款與罰款未必能抵回執法成本。而指望銀行承擔這項職責也是不現實的。就像孫儀文所說，如果銀行變成稅務局，哪有客戶會上門。假如國寶銀行不復存在，唐人街華人融資的真實需求並不會因此消失，恐怕只會壯大地下經濟，這對美國社會並無半分好處。 能從根本上改變華人移民社區的，是商業規模的擴張，從熟人社會到陌生人社會的轉型。就像孫啟誠告訴《紐約客》的那樣： 「（唐人街）每個人都認識我。我幫助非法移民便成為合法移民，讓他們一家團聚，幫他們買上房子，做上自己的生意。等他們成功了，就不需要我了。那時候他們就去找花旗銀行。」

國寶銀行的故事，也是華裔移民社區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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