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振龍自呂宋引進番薯造福萬民

福州引入番薯種植歷史悠久，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聞名海內外。

番薯，又稱紅薯、山芋、地瓜、甘薯等，富含蛋白質、澱粉、果膠、纖維素、氨基酸、維生素及多種礦物質，有「長壽食品」、「抗癌食品」之譽。番薯傳入我國時間，大約在16世紀末。明代《閩書》、《農政全書》，清代《閩政全書》、《福州府志》等均有記載。陳振龍是我國最早從國外引種番薯的人。據《中國古代農學家和農書》記載：「最先從菲律賓把薯蔓帶回福州的，是福建長樂縣人陳振龍。」

陳振龍慧眼獨具引種番薯

陳振龍出生於明朝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自幼飽讀經書，20歲中秀才，後棄儒經商，往來於「呂宋（即今菲律賓群島中的呂宋島）——福州」間，萬曆二十一年將番薯引種於國內。明朝隆慶年間，朝廷開放海禁，大批福建人下南洋謀生。陳振龍不畏艱苦遠涉海外，想通過經商貿易發財致富。「目睹彼地土產，朱薯被野，生熟可茹，詢之夷人，咸稱之薯，有六益八利，功同五穀，乃伊國之寶，民生所賴」，振龍以敏銳眼光認識到在異國他鄉漫山遍野種植的番薯，具有很高的經濟價值。若把它引入我國鄉土種植，則是一件造福萬民的好事。當時呂宋殖民者西班牙人對番薯作物「珍其種，不與中國人」，振龍想將薯藤帶出呂宋，頗費一番周折。

為應付海關層層盤查，他將薯藤絞入吸水繩，混過關後經7晝夜航行涉險帶種還鄉。當年福建正遭大旱，巡撫金學曾為此大傷腦筋。陳振龍的兒子陳經綸獻上「獻薯藤種法稟帖」，報告其父帶回薯藤經過，「敬陳種樹薯利益，並呈法則以濟民切」。金學曾閱後稱讚「振龍涉險帶種而歸，實屬義舉」，並批示「既為民食計，速即覓地試栽，俟收成之日，果有成效，將薯呈驗」。於是，陳振龍父子就在房屋後門紗帽池邊隙地試栽，過了4個月，啟土開掘，番薯「子母相連，小者如臂，大者如拳，味同梨棗，食同充饑，且生熟煨者均隨其便」。陳經綸再上「獻番薯稟帖」，稱番薯「適合東西南北種植」，懇切請求金學曾「乞廣生民計，通飭各屬效文栽種，以裕民食」。於是金學曾下令推廣種植番薯，經過一系列努力，番薯在福建迅速推廣開來。

產高價賤番薯產業不斷延伸

番薯產量高、價格賤，成了平民百姓的重要口糧，養活了不少人。對福建及全國民生來說，番薯的引種成功，可謂恰逢其時。

引種次年福建南部大旱，據《漳州府志》記載：閩南各縣廣為栽植番薯，短短几個月後，番薯大豐收，饑民「果其腹，不為荒」。番薯粗生賤養、地屬沙土也能成活，且產量高，1畝地也能收七八斤。「物多價廉，三餐當飯而食，小民賴之」。隨即，番薯產業伸進閩東、台灣。當時鄭成功收復台灣，其船為颱風所阻，下令澎湖籌糧，還好當地有番薯供給。康熙三十三年，「湖廣——四川」移民浪潮，也包含上百萬的客家人，他們也將番薯帶進四川，在西南及全國發展番薯生產，為百姓充饑養息。陳振龍與其子陳經綸情系民生，引種、試植番薯花費了不少錢財和心血，終有所成，惠於蒼生，功德無量。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里人何則賢為紀念陳振龍的無量功德，在福州烏石山建「先薯祠」，祠中展出一些名人的頌詞詩句。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無論是計劃經濟時期或市場經濟時期，番薯食品（也叫地瓜）在福州仍深受百姓喜愛。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番薯在市場上佔一定份額；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災害困難時期，福州是傳統的缺糧銷區，居民每月口糧定量由13.24公斤下降為11.97公斤，還好有大量番薯供應，國有糧店普遍配售番薯，1斤米可換7斤番薯。困難時期不少人吃不飽，有人甚至還患了水腫病，還好市場上有大量番薯供應，「瓜菜代」起了延續生命的作用。福州市區1963年1~6月統計資料顯示：番薯供應量576.94萬公斤，居民人均吃番薯達11公斤。

為緬懷陳振龍引種番薯的豐功偉績，解放後福州市人民政府在烏石山廢棄的「先薯祠」故址上，重建了「先薯亭」。

來源：糧油市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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