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瓦城》的身份求證與告別

緣起

趙德胤的劇情長片《再見瓦城》再次聚焦緬甸華人的生存境遇。他藉由自身的華人身份以及在台灣打拚的個體經驗，以克制的鏡頭語言展現了這個族群的相似又不同的離散現狀與身份焦慮。這種凝視，不僅包含了同華人族群的民族性審視，更包含著底層打工者群體的現代性旁觀。

本文擬從消費社會學的理論入手，分別從消費社會、消費行為以及消費身份三個方面展開論述「消費」背後的權力話語與文化隱喻，通過影片中三次身份求證連接起消費與認同的關係，最後就消費與認同的社會文化聯繫，闡釋離散華人在異鄉打工的身份認同問題。

消費視域下的多重身份焦慮

——論電影《再見瓦城》的身份求證與告別

導演趙德胤曾在其自述中這樣說道「從小到大，貧窮之於我，就像是一隻永遠擺脫不掉的野獸，不停地追趕著我往前跑。」

在個體的境遇中，貧窮的夢魘超越了民族身份的疏離，成為當下緬甸華人最為棘手的物質牢籠。我們或許可以剝去「離散」的民族性外衣，將其理解為後現代普遍存在的某種人類文化特性或者說是一種普遍的生命狀態。

而電影《再見瓦城》以克制的鏡頭語言展現了這個族群的相似又不同的離散現狀與身份焦慮。這是一種消費社會視角下，對緬甸華人群體的一種凝視，這不僅包含了同是華人族群的民族性審視，更包含著同是底層打工群體的現代性旁觀。

而在當下的消費社會，生產者的身份已經逐步和消費者的身份分離，對「消費社會」的研究就源於對「消費者」的主體性研究。而消費者的身份確立，是伴隨著消費行為從生產過程中分離出來，獨立進入社會情境的過程中而建構的。

在英國學者齊格蒙特·鮑曼看來，消費主義是分析消費社會的重要範疇，而「消費主義要體現在對象徵性物質的生產、分配、欲求、獲得和使用上。消費，不止是一種滿足物質欲求或精神需要的行為，它還是一種處於各種目的和需要對象徵物進行操縱的行為。」在商品符號化的基礎上，消費行為意義化。進而，消費成為了文化建構的行為，能夠進一步實現個人生活的意義化。因此，消費觀念、消費行為與消費社會從一定程度上連接起了消費與主體性認同之間的關係。

學者王寧認為，認同的過程「既包含行動或行為的一面(從而與「消費的行為」範式發生聯繫)，又包含文化和符號的一面(從而與「消費的文化」範式發生聯繫)。」除此之外，消費對於認同的建構，不僅包括個人認同，還包括社會認同。消費在不同的層面發揮著不同的文化建構，「在生活層面上，消費是為了達到建構身份、建構自身亦即建構社會關係等目的；在社會層面上，消費是為了支撐體制、團體、機構等的存在與繼續運作；在制度層面上，消費則是為了保障種種條件的再生產。」

就此，主體在消費文化的影響之下，對於自身消費行為的選擇，為之在當代消費社會中扮演的某種角色提供了路徑。本文擬從消費社會學的理論入手，分別從消費社會、消費行為以及消費身份三個方面展開論述「消費」背後的權力話語與文化隱喻，通過影片中三次身份求證連接起消費與認同的關係，最後就消費與認同的社會文化聯繫，闡釋離散華人在異鄉打工的身份認同問題。

一、識別證、身份規訓與疏離

在人類社會的生產進入大工廠系統以後，生產者的工匠身份與其工作內容發生了分裂，工人的身份轉換進一步促成了工作倫理的質變——從原本的以勞動為榮，並從中獲取相應的回報和存在感，逐漸轉向非激勵性的理性傾向。而在英國學者約翰·穆勒看來，「在這種工作倫理的遮掩之下，有一種規訓的倫理得到張揚：不用理會榮譽和榮耀，理性和目的—只管努力工作，日復一日，分秒必爭，儘管你並不能看到自己這種工作節奏的意義和原因，也無法解釋自己這種努力的意義何在。」

那麼，身處於工廠的工人們更像是一部複雜的機器中一個個沒有靈魂的小齒輪，對於自我的歸屬感和認同感產生了不確定性。在電影《再見瓦城》中，來泰國曼谷打工的緬甸華人蓮青，在經受了多次工作的波折之後被同鄉阿國帶到了華工聚集的棉紡工廠。而在這個漫天飄灑著棉絮和水汽的簡陋空間里，以蓮青為代表的打工者群體，在流水線上日復一日地付出自己的勞動力。身體被飛散的棉絮沾滿，手上重複著沉悶的動作，去生產自己並不需要的商品。不難發現，「標準化」和「無差異」是身份認同的「陷阱」，是集體麻痹的「常態」，而這種身份的疏離從工廠現行的制度也窺見一二。在蓮青所在的這個棉紡工廠里，每個進來的工人都有自己的識別證，阿國是105，而369則是代替「蓮青」而存在於工廠的名字。與其說是所謂的「識別證」，不如將其理解為方便工廠管理工人的數字代號，並給予了包括蓮青在內所有打工者在工廠里的定位。

在影片中，蓮青領工資的場景出現了兩次。第一次出現在首次打工的餐廳，他們背對著鏡頭並排站著，老闆說著熟悉的方言，一個一個叫著他們自己的名字並囑咐他們好好表現，爭取拿獎金。而這算不上溫馨卻十分明亮的場景與之後工廠里那個昏暗的辦公室形成鮮明的對比。工廠的大老闆坐在辦公桌後面，悠閑地擺弄著工人無權使用的手機，而身旁兩個工頭一個說著泰語報數字，一個沉默地給錢。工人們則圍坐在地上，他們的身體深深地陷入了檯燈照不到的陰影里，只有仰著被微弱燈光照著的臉龐，等待著那個代表著自己的數字響起。值得注意的是，其間還有一位工人似乎對自己的「識別證」或者是泰語不熟悉，那個同樣來自緬甸第五區的工頭富哥，便用雲南方言重複了一遍數字——205。我們不難發現，工人們一旦默認並接受了這種理性、扁平又毫無意義的數字定位，實際上是理性的工作倫理規訓之下的複製品，他們既不屬於他們自己，也算不上工廠里的誰。毫無意外地，在影片的後程，福安因為工廠里的器械而受傷，最終失去了一條腿。而此時，富哥充當起了翻譯和調解員，開始叫他們的名字，並重新用雲南方言和他們溝通。不過這一次，雖然說著相同的語言，富哥卻與他們不是同一個隊伍，不會也無法為福安爭取更多的補償。即使有了自己名字的蓮青、阿國和阿芝，也彷彿被同樣是緬甸人的對方在異國他鄉「孤立」起來。福安最終以後半生的「勞動」換取了僅僅四萬泰銖的醫療費，無可奈何地拿著補償被「合理」地遣返、安置。

在這個潮濕、封閉的工廠空間里，對個體身份的混亂，對群體身份的疏離，無疑隱喻著他們的未來會如同流水線上的棉線一樣，被挑選，被撫平，也預示著流浪在異國的緬甸華人群體被壓榨、被規訓的命運。

二、工作證、身份安置與焦慮

從緬甸偷渡來到泰國的蓮青，也是從農村走向城市的「移民」。美國社會學家高斯席德在《發展中國家的城市移民》一書中認為:「移民的適應可以界定為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移民對變化了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做出反應。從農村到城市常常包含了這三方面的變化。」

那麼，在經濟方面，個體從農村人向城市人的轉變過程也涉及到了農民從消費方式、價值觀念和消費心理等方面向城市「同化」的過程。更值得注意的是，「同化是社會互動的一種形式，其作用在於改變人們的生活習慣和行為規範，但不會觸動社會根本制度。」因此，相較於以往社會中政治因素對身份的決定性作用，消費社會之於歷史的意義就在於人的主體能動性，「人們的消費方式與以前相比面臨著更多的選擇，消費主體具有了更多的對身份進行主動建構的能力。」

在影片中，這樣一個融合了生產和消費的工廠空間里，與農民工聚集的城市空間無異。工人們在領到了工資之後，都爭先恐後地去工廠角落裡的那一間狹小的商店裡消費。一袋廉價的速食麵，或者一袋水、一包煙、甚至是麻藥，都是工人們在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上的精神體現。這種看似自由，極具「個人色彩」的消費方式，使得生產者的勞動主體性與消費主體性實現了「時空性」分離的可能。在一天、一個月的機械化地勞動之後，消費也就成為了唯一自由的慾望出口。

另一方面，法國學者鮑德里亞在其著作《消費社會》中指出，當下社會已經逐步從「物品的消費」轉向了「符號的消費」。而所謂「符號的消費」，是指商品在具備經濟意義上的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以外，還被賦予了包括風格、時尚美學、身份以及權力美學等附加的象徵性美學意義。因此，消費社會的身份認同已然從傳統的階級權力區隔轉向了後現代的個體品味建構，認同方式也從群體性的落差轉向個體性的差異。包括阿國在內的緬甸華人，或者是華工群體，早已默認了自己在泰國的「螺絲釘」位置。在身體上無法達到歸屬感之後，也不曾嘗試在精神上去追求所謂的「主體性」。

而蓮青首先在價值觀上就有著自己的追求，因此消費方式上也與同伴們保持著趣味的區隔。當消費方式與價值觀念不斷拉大蓮青與他者之間距離的同時，也進一步形成了社會群體的價值分類。比起同伴們在現有的物質慾望中尋求精神依靠，蓮青更企及一紙正大光明的「工作證」帶來的身份安置。她對符號化商品的追捧，也與其對自身身份定位的焦慮緊密連接，精神世界的虛空與不安全感就藉以符號意義的獲取才得以撫慰。而在她看來理所當然的價值追求，在阿國看來卻是多此一舉。城裡的工資並沒有工廠的高，而蓮青卻執意要花一萬泰銖辦證去城裡工作，因此他完全明白蓮青想要的遠不是更多的錢，而是對城市的嚮往，自己與蓮青之間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無法跨越的觀念鴻溝。蓮青先後付了一萬一泰銖，終於如願以償辦到了所謂的「工作證」。然而，這一張沉甸甸的紙，並不具備證明身份的作用，蓮青在城裡找工作的願望也最終無法達成。她坐在阿國的摩托車後面，痛哭起來。這一趟回工廠的路，比起第一次與阿國並肩時的憤懣，更多了對自己未來的無奈和心酸。

三、身份證、身份追尋與決裂

在對城市農民工的研究中，學者認為「關於第一代農民工的研究表明,農民工的消費結構呈現出水平較低、邊際消費傾向低的特徵,其消費仍然以滿足基本生存的保障性消費為主。」應該說第一代農民工還未受到城市消費文化過多的影響，基本上維持著農村的消費習慣。而新生代農民工的消費方式則在悄然發生改變。「他們長期生活在城市，在衣、食、住、行、休閑、娛樂等方面，不斷學習和模仿市民的消費方式，甚至有追求品牌、注重時尚的符號性消費趨勢，希望以此來建構自己的市民身份。」

他們在身份認同上,處於農村與城市的中間地帶。他們從精神上仍然認為自己來自農村、有著明顯的鄉愁、失根與自卑的心理。而在身體上，卻又不自覺地試圖與城市中的市民群體的消費步調保持一致，在窘迫的境遇里期盼從漂流的「過客」，轉身成為時代的「主流」。

電影中的蓮青剛剛來到瓦城的時候，迎接她的是一群穿著套裝、裝扮時尚的女子。毛妹在象徵性地詢問了蓮青的家鄉有沒有開始通自來水時，就開始建立城市之於農村的優越性，更是開始試圖建構自己之於蓮青的優越感。同樣地，同鄉阿花也在蓮青拿了一堆家鄉的特產之後，輕描淡寫地表示「這些東西這裡都買得到。」兩人接連為蓮青鋪墊了一個城市人與農村人的形象對立。相比毛妹一開始就想拉蓮青入行，以「簡單又輕鬆，錢又拿得多」為由給蓮青塑造了一個美好的想像，同鄉阿美則更希望蓮青可以在明亮的辦公室、在忙碌卻踏實的餐廳上班，不要走她們的路。不難發現，蓮青更嚮往的還是和阿美、阿花、毛妹一樣在這個城市立足，或者說是以屬於這個城市的身份狀態生活著。但她單純以為的「立足」，遠比想像地要意味深長。

當蓮青最終明白，是因為阿國的阻擾才失去了「工作證」的機會，這一次爭執也進一步加劇了她離開工廠的決心。在「工作證」事件之後，為蓮青找到工作的毛妹，也依舊穿著套裝，喝著咖啡，在工廠的辦公室里打量，嘲諷著工廠的嚴格規定。相比極力阻止蓮青進入那個行業的阿美，毛妹和阿花則是從心裡對原鄉充滿了嫌棄。好不容易來到城市的她們，都極力與農村撇清關係，並追尋不同於城市底層打工者的消費方式，進而確認自己在瓦城的新身份。

當蓮青再一次穿上那套象徵著「城市身份」的舊套裝時，她的女性身份第一次在打工者以及緬甸華人群體中得到了凸顯。不過，在男性主導尤其是男性富人主導的泰國社會中，女性的身體則淪為了一種符號化的商品，提供於消費。正如英國學者齊格蒙特·鮑曼所說，「社會要求生產出更多的消費者，以不停地消費來拉動經濟的持續增長，消費美學由此產生並主導社會運行。」正是消費美學的流行與蔓延，「消費市場通過誘惑性的消費文化而非強制性的國家權力來實現權力的整合。」這一整合過程中，權力的中心已經轉移到了市場領域，「佔據了人們的生活模式、價值選擇、道德審美核文化認同的主導地位。」

消費者逐步成為社會的話語主導。而富人就是通過對商品的佔有、炫耀，以及對特殊商品的符號化行為來滿足自身的慾望，進一步區分了「新富人」與「新窮人」之間的社會分層。在阿國躺在昏暗的床上，一遍又一遍地數著積攢至今的錢時，蓮青已經踏進了另外一個世界。影片通過蜥蜴的情節暗喻了蓮青的失貞，對身體的放棄讓蓮青最終換到了一張泰國本地人的身份證，與緬甸身份的決裂讓蓮青最終屬於這座城市。

小結

「失根」與「紮根」是現代社會城市化發展的必然，而面對城市社會的快速變遷，無論是城市人還是農村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了「無根性」的文化心理癥結。同時，在對海外華人移民題材電影的研究中，「身份」和「離散」正是兩個重要的關鍵詞。

如今，對移民主體的身份探究，其社會語境已經發生了改變。「身份/身份認同」（identity）是人們之於外部世界、之於消費社會的自我主體性認知（自我認同），同時也是自身之於他者的相對參照（社會認同）。從時間的維度出發，身份認同體現為一種連續性和穩定性，以群體為基準的個體身份認同，可以通過相同的常識、習俗等形式逐漸成為集體無意識穩定地存在於個體經驗之中。

而從空間的維度出發，身份認同則體現為一種求同存異，以個體為基準的集體身份認同，則是通過不同空間中的人們之間所貫通的相似性得以實現。因此，身份認同始終是一個動態的過程。隨著20世紀以來日益加快的全球化進程，世界移民的數量和範圍也正在不斷地擴大，如今在消費社會中數以萬計的移民群體，以底層打工者的姿態背井離鄉，在異鄉的城市裡打拚、求生。無論是主動尋求機遇，抑或是被迫離開故土，這群華人移民們皆在日趨相似又不盡相同的城市中流動著，遭受著相似的精神磨難。

作者：黃豆豆，浙江師範大學教師，《映畫台灣》運營人；費園，浙江師範大學研究生

本文首發於《電影評介》，經作者授權【映畫台灣】網路首發；為符合公眾號閱讀習慣，刪減雜誌刊發版本中的摘要、關鍵詞、注釋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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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終將改變潮水的方向 文藝連萌成員

本期編輯：黃豆豆、落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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