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孔子——「國老」的參政議政
周遊列國後回到魯國的孔子，享受著國老的待遇，也就是起著參與議政的作用。不是決策者，也不是政策與決定的執行者，但是卻可以對於國家的重大問題發表自己的意見，或者受到當權者的諮詢。待遇當是不低於走時的六萬俸祿，或許還會高於這個數目，雖然沒有具體職務，政治待遇卻要高於一般的大夫。如果尋找「顧問」的源頭，恐怕最終要落到孔子的頭上。
晚年孔子在魯國政壇上的地位與作用，在他剛回到魯國不久，便因為季氏的田賦改革而得到了具體的驗證。
《左傳》魯哀公十一年記載了這個事件：「季孫欲用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這次季康子所實行的田賦改革，即由原來的丘賦改為田賦。那時是「方里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出馬一匹，牛三頭」(《左傳·定公十一年》)魯國與齊國戰事頻繁，所需各種費用相當巨大，原來的田產與家財一塊計算賦稅的「丘賦」已經不能適應現實的需要。在此情況下，季康子決定實行新的「田賦制」，將田產與家財各為一賦，也就是說新的田賦制要比原來的賦稅增加一倍，也就是每丘要出兩匹馬、六頭牛。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季康子派家臣、也是孔子的學生的冉有就田賦問題前去諮詢，實際上是要孔子表態。這既是檢驗孔子對於當政者的支持度、順從度，也是想利用孔子的表態，來減輕因增加百姓負擔而帶來的壓力。但是冉有三次問詢，孔子均不作明確回答，只是說「我不了解情況」。冉有見老師分明有著明確的態度，卻以「我不了解情況」來搪塞，有些著急，便說：「老師是國老，現在這個事情需要你表態後才實行。為什麼老師就是不表態呢?」
我估計冉有詢問的時候，肯定不是一個人在場。只是到了只剩冉有一個人的時候，孔子才私下對冉有說：「君子的行政措施，應該在合於『禮制』的範圍之內，施於民的一定要寬厚，國家的事情的規模要適中，取於民的一定要少(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果按照這個原則，我國原來實行的『丘賦』也就夠用的了。如果不按照禮制去辦，而是貪得無厭，即使實行了他季氏的田賦，也會入不敷出。」雖然是私下談話，可是在關係著魯國政局的大事上，孔子依然毫不含糊。他接著更加嚴厲地對冉有說：「你和季孫若要依法辦事，那麼有周公現成的法典可以遵守。若要任意而行，那又何必來問我的意見呢?」
對於季氏的田賦問題，《左傳》上說的是「貪冒無厭」(貪得無厭的意思)，《論語》則稱之為「聚斂」(搜刮民財)，《孟子》指為「賦粟倍他日」(賦稅比以前多了一倍)，如此看來，季氏的田賦之變，嚴重地增加了農民負擔這是肯定的。從孔子嚴厲的回答，也可以看出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和他的原則性。而「施取其厚」與「斂從其薄」的主張，更是帶有著孔子一貫的「仁政」的色彩。這既是他仁心的自然反映，也是他施仁政的一貫主張。尤其是在春秋末期、貴族統治者置民眾生計甚至生命於不顧、瘋狂擴充各自的地盤與權力的時候，這種「仁」心與施「仁政」的主張，更顯得彌足珍貴。他的貧苦出身以及幾乎貫穿一生的窮困與蹉跎，更令他的這種民本思想有了深厚的根基。至於他事必以周禮為準則、為解決問題的鎖鑰，而沒有以向前看的姿態找到新的救世辦法，這既有他保守守舊並導致一生碰壁的一面，也是時代的局限所致。
估計冉有的問詢當是在魯哀公十一年的冬天。知道了孔子的態度的季氏，並沒有停止自己實行田賦制的腳步，緊接著在魯哀公十二年的春天，就全面推行了田賦制。氣憤的孔子當然拿季氏毫無辦法，但他卻對於在季氏家中有著相當權力的冉有，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孟子·離婁上》如實記下了此事：「求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嚴厲到了不承認冉有是他的學生，並號召他的弟子們可以大張旗鼓地批評冉有。
孔子對於冉有的嚴厲態度，當然也是對季氏田賦制以及不尊重孔子意見的強烈不滿與批評。季氏當然清楚這些，但是他對於利害的權衡，當然要大於遵老敬賢之心。從這一件事情可以清楚地看出晚年的孔子在魯國政壇所處的地位：是一塊顯示當政者尊賢並以此招賢的牌子，又是一位當政者諮詢問題的顧問，他的意見可以聽也可以不聽，這全以當政者的利益為取捨。
十四年的流亡歲月，並沒有改變什麼，孔子還是孔子，季氏還是季氏。
這種狀況，很快又被另一件事情證實。
季氏準備攻打顓臾，還是讓冉有和子路——冉有是在孔子離衛之前就已經仕於季氏，而子路則是在孔子返魯之後仕於季氏，冉有的職務當大於子路，既管財政又管軍事——去見孔子徵求意見。顓臾是魯國的附屬小國，位置在山東省費縣西北八十里處，現在還有顓臾村，離季氏的費邑較近。冉有有了上次的教訓，這次可能是學乖了，不是一個人去，而是與子路兩個人一起去，而且他也知道老師喜歡子路。去了也不是上來就進入主題，先講了許多別的家常，才慢慢導入主題。而且不說進攻、不說侵略，只是說「季氏將有事於顓臾」。但是孔子是誰，他早就知道了季氏將要攻打顓臾的事情，也明白兩個弟子所來的目的。孔子對於魯國國政大事是了如指掌的，如有一次冉有下班回來晚了，孔子問他，怎麼回來的這麼晚?冉有說是政務纏身。這時孔子露點幽默地說他：「別露味了，那只是事務罷了，若有政務，雖然不用我了，我還是會知道的。」
所以，孔子並不繞什麼彎子，上來就向冉有表示了不滿。孔子直呼著冉有的名字直率地說：「冉求!這難道不應該責備你嗎?要知道，這是一種要不得的侵略罪行。顓臾是五百年前周武王分封諸侯時建立的國家，那時在中國東方的邊疆，是個還沒有開發的民族，由他前去管理，並包括在中國的版圖之內，也是周天子所轄天下的一個組成部分。『何以伐為?』伐是對方有錯才去討伐，現在他不過是衰落了，怎麼可以出兵佔領呢?」
冉有來時就膽怯著。聽了老師的批評，更有些心裡發虛，就解釋說：「是季氏要這麼干，我和子路本來是不同意的。」這既是實情，也有著某種推卸責任的意思。
這時孔子引用了周朝曾經分管文化的周任的話「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意思是說能夠發揮作用就干，否則就辭職好了。還有一種解釋為我國古代的戰爭哲學，亦即當對方失去了抵抗能力是不能再打的，猶如從前習武的人對於老人、婦女、乞丐、出家人、有病或殘疾人不能動手一樣。但是不管怎麼樣，引用完周任的話，孔子還是向著負著更大責任的冉有開火了：「一個當宰相輔助諸侯的人，就是要濟困扶危，就像一個東西要倒了你得伸手去扶持一下。現在顓臾這個小國家正是處在這樣需要扶持一下的時候。你們倒好，不僅不扶，還不能阻止季氏前去『討伐』，你們這不是失職嗎?『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櫃中，是誰之過與?』老虎犀牛從欄里跑了出來，龜殼美玉卻在匣子里毀掉了，這是誰的責任呢?」其實孔子的意思很明確，他也是在把老虎犀牛比作戰爭，比如季氏對於顓臾的攻打，這是要吃人的，而龜玉則在古代象徵著財富經濟，在戰爭之下，魯國的經濟不是要受到大的影響嗎?你們的那個增加農民負擔的「田賦」不就是這種惡果之一嗎?誰的責任，還不是因為季氏與你們這些人嗎?
下面就開始了實質性的也是短兵相接式的政略論辨了。
冉有終於被老師逼出實話：「老師，你不想想，顓臾這個國家緊挨著我們魯國的邊境費城(實際上是緊靠著季氏采邑費)，現在不把它拿過來，將來會成為我們魯國後世子孫的禍患。」聽這口氣，冉有應當是參與了季氏這次行動的策劃的。聽了冉有的自白，孔子當然沒有客氣：「冉求!我告訴你，一個君子最討厭的事情，就是心裡明明想要這個東西，卻裝模作樣地說不要，好象要把這個東西丟開了，然後再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把它拿過來。」不等弟子申辯，孔子又闡述起了自己的觀點：「我聽說，無論是國還是家庭，『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人少)而患不安』，若是財富平均，便無所謂貧窮;國內和平團結，便不會覺得人少;境內平安了，政權就不會傾危。做到這樣了，如果遠方的人還不歸服，便再修仁義禮樂來招致他們。如果他們來了，就要讓他們安居樂業。如今你們兩個輔助季氏，遠方的人不來歸服，你們又不去做合乎仁義禮樂的事情;魯國這樣『分崩離析』、不團結不穩定了，你們與季氏又不能保全它、恢復它的團結與安定。不僅如此，卻要向顓臾使用兵力，我恐怕季家最大的禍患將不在顓臾這個小國家，而是在於他季家的兄弟之間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以上《論語·季氏》)後來的發展，果然證實了孔子的論斷。
反對侵略，提倡和平，其中也滲透著「仁」的精神，也是孔子四處碰壁的另一個原因。在這一場論辨中，不僅亮出了孔子的政治觀點，也顯示出了孔子教育子弟的嚴肅的態度來。當然也有一種師徒間自由交流的的平等精神。並不是老師教導，弟子喏喏，而是有教導也有交鋒，甚至是反覆的論辨。有一次子路問怎樣才叫「士」，孔子回答說「互相批評又和睦相處，就可以叫做『士』了」(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論語·子路》)。
批評歸批評，當季康子向他打聽他的弟子子路、子貢和冉有從政能力的時候，孔子又將他們各自的優點說得準確而有力，包括他曾號召弟子們「鳴鼓而攻之」的冉有，都是言之中肯、愛護有加。他向季康子介紹說，仲由(子路)果敢決斷，端木賜(子貢)通情達理，冉求(冉有)多才多藝，從政是沒有什麼困難的。
季氏的一個叫季子然的子弟，以為他們季家掌著魯國的大權，而孔子的弟子子路、冉有等又在他們季家做家臣，便自以為了不得，居高臨下般地問孔子：「仲由、冉求是當大臣的料嗎?」孔子當然不吃他的這一套，回答得硬氣而又有趣：「我以為你要問什麼特別的問題呢，竟是問他們倆呀。好吧，我告訴你，真正的大臣是『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論語·先進》)，他們有理想有主意，假使他們的理想與主意這個君主聽不進看不起行不通，那他們寧可不幹也不會委曲求全。要知道他們是為『道』而來，不是為官、為待遇、為功名富貴而來。像由與求這兩個人(子路、冉有)，政治、軍事、經濟，都很能幹，又有氣節，當然有做大臣的資格了。」季然子還是那副嘴臉，覺得你再有氣節，還不是得聽主人的，便說：「他們總得絕對服從上級的吧?」孔子更不含糊，一句話就把這個驕傲的季子然噎在那裡：「如果這個『上級』做出了殺父親殺君主的事，他們絕對不會服從!」
作為「國老」，魯哀公與實權派季康子，都是免不了要向孔子問政的。對於他們的問政，已是暮年末尾的孔子，仍然在回答里堅持著自己的追求、閃爍著生命的活力。
比如，對於魯哀公怎樣才能使老百姓信服與服從的問題，孔子的回答真可謂千古不朽：「把正直有才能的人提拔上來，放在缺德少才的小人之上，百姓就會信服與服從;若是把缺德少才的小人提拔出來，放在正直而又有才能的人之上，百姓就會不信服不服從。」(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論語·為政》)
我們不妨回望一下孔子所處的那個時代。世卿貴族多是世襲而獲，可說是尸位素餐，不僅於事無補更多的則是敗事有餘。而那些有才能有德行的人，則要麼如孔子一樣四處碰壁、一生潦倒，要麼如上面所述的那些隱者，沒於草莽之間，人亡政息。果真能如孔子所言，則能乾坤扭轉、人存政舉。孔子所言，雖然普通，看似簡單，實則是整個中國數千年社會為政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說是人治社會的最高境界。一提以往，我們就會稱之為「黑暗的舊社會」。其黑暗就在於孔子所說的「舉枉錯諸直」，就是將缺德少才的小人提拔起來放在了正直而又有才的人之上，就是將外行硬加在壓在內行之上，瞎指揮、亂指揮。這又是一種惡性的循環，提拔一個小人，這個小人當然要用小人，這樣下去，社會也黑暗腐敗得一塌糊塗、不可收拾了。而這一黑暗狀況所產生的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因為那個沒有民主、自由、平等的專制制度。
還有季康子的幾次問政，既顯示著孔子的風骨，也顯示著孔子的誠摯之心與期待之意。孔子對季康子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這樣的話，孩子都懂，政就是行正道，要端正，你作為領導人行正道、端正了，下面的誰還敢不走正道不端正呢?有一次季康子苦於魯國盜賊太多，民怨沸騰，又向孔子請教。孔子沒有教給他加強治安、實行聯防、集中打治等方法，而是點出了問題的根源，說「假如你不慾望太強烈、貪求錢財太多的話，就是獎勵偷盜，也沒有人會幹。」——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在孔子回答季康子的另一次問政中，孔子還闡述了同樣的道理，「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此處的小人是指百姓而言，意思是領導人的作風好比是風，而百姓的作風好比是草，風向哪邊吹，草就向那邊倒。
上樑不正下樑歪，孔子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就已經看到並提出了批判。只是他的論斷與批判，至今還顯得那樣新鮮，還有著強大的生命力。
孔子在魯國最後的表達重大政見，是在他七十一歲的時候。
這一年，齊上卿大夫陳成子(即陳恆、田成子)弒殺齊簡公。陳成子的祖先陳完原是陳國貴族，因懼內爭之禍逃奔齊桓公，奔齊後曾改姓田，到陳成子已經是第八代了。陳成子在齊國的位置相當於季康子在魯國，只是陳成子比季康子更會治理國家。《史記·田完世家》曾引用民歌說「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意即連採芑菜的老婆子都心向著田成子(亦即陳成子)。看來陳成子還是很得齊國人心的，他的後人後來成為齊國國王，並讓齊國成為戰國七雄之一。但是對於「忠君尊王」的孔子來說，下弒上是一種大逆不道的行為，必須主持正義，進行討伐。於是他鄭重地沐浴一番之後，才去見魯哀公，並請求出兵討伐陳成子。無權的魯哀公無能為力，只好讓孔子去問三桓——季孫、孟孫、叔孫。七十一歲的孔子又去挨門分別報告「三桓」，邊走還邊自言自語著：「因為我忝居大夫之位，遇到這樣的大事，敢不來報告嗎?可是國君卻說你去告訴三桓……」三桓尤其是季孫氏，與齊國的陳成子屬於一樣的利益集團，他們怎麼會同意孔子的討伐主張呢。
遭到拒絕這是肯定的。
這種拒絕不僅是孔子在魯國政治生命的完結，也預示著一個更加紛爭的戰國時代的到來。
作者簡介：
李木生，山東省散文學會副會長，中國孔子基金會講師團成員。寫過300萬字的散文與300多首詩，所寫散文百餘篇次入選各種選本，曾獲冰心散文獎，首屆郭沫若散文隨筆獎，首屆泰山文藝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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