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時期學術風俗

從魏晉到唐，為老學和佛學發達時代。。到北宋時，而這種學問的反動力又起。

魏晉時代的哲學，可稱為「東漢末年，瑣碎的考據，和前此妖妄不經的迷信，合而為一」的一個反動。再進一步，就索性研究到佛學。這種學問，原是很有價值的。然而走到極端，就未免太偏於「出世」。到兩宋時代，就要再一變而為「入世」了。這種思想，來源也頗遠，唐朝時候，有一個韓愈，做了一篇《原道》，所說的，便是這種意思，但是韓愈這個人，學問太淺了，所以建設不出什麼事業來。

無論什麼事情，總有個哲學上的根據。對於一種學問的反動，也必已盡量吸收這種學問的長處。所以宋學的起源，還得借重於道家之學。——就是中國最古的哲學，而為神仙家所竊取的。

以通行數百年，支配人心，極有力量的宋學，而其起源，反借重於一張隱居華山的道士（陳摶）所傳的《太極圖》和《先天圖》，豈非奇談。這張圖，前人所辨爭，是「到底是儒家的？還是道家的？」的一個問題。我如今發明變相的道家（新神仙家）是本來一無所有的；他所有的都是竊取來的。這個問題，便沒有辨爭的必要了。

陳摶之學，一傳而為种放、穆修，再傳而為劉牧、李之才、周敦頤。劉牧撰《易數鉤隱圖》，敦頤撰《太極圖說》。圖書之學，就如日中天。李之才傳其學於邵雍，撰《皇極經世書》。這一派學問中術數一派，就發達到極點。周敦頤之學，由二程而遠傳於朱晦庵，這一種學問中哲理一方面，也就推闡無餘了。

還有兩種思想，也是北宋時學術的淵源。（一）則五代時氣節壞透了，所以這時候的學者，都要講究砥礪氣節，孫復等是這一派。（一）則這時候國勢衰弱，社會也凋敝極了。要想挽回國勢，救濟社會，就得講究經世之學。胡瑗、范仲淹等，是這一派。這兩派的思想，再參以性理的精微，把修己治人，打成一橛，便是張載一派。

朱熹的學問，總算是宋學的集大成。他既很講究心性的精微，而於致用之學，以及孔門的經，也極意考究。朱子所注的經極多。除《四書集注》外，於《易》有《本義》，於《詩》有《集傳》，《書》則蔡沈的《傳》，是承朱子意思作的。於《禮》則有《儀禮經傳通解》，於《春秋》雖沒有書，然他所編的《綱目》，實在自以為繼《春秋》而作的。所以他的學問，可以代表（一）修己治人，一以貫之，和（二）承佛老之後的反動力，返而求之於儒的兩種思想。前一種，是吸取魏晉到唐老學和佛學的精華，以建設一新儒學，革新儒家的面目。後一種，則系承佛老之學大盛之後，矯其過盛之弊，而還之於實用。這兩種都是當時學術界上應有的思想。朱熹實在能夠代表他，所以朱熹在宋學中，總可稱為正統派。

但他所講的格物致知:「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其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天下學者，即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實在是空空洞洞，無從下手的。而且要把天下的物，格得「表裡精粗無不到」，而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這種致知，也可以說永遠沒有達到目的一天的。所以有陸九淵一派出來，說即物窮理是「支離」，要先啟發人本心之明，和他對峙。

從宋學興起之後，學術思想界，起了一個大革命。「盡祧漢唐諸儒，而自以為直接孔門的心傳」，是宋學的一個特色。因此就發生「道統」之說，把周、程、張、朱，直接孟子。到《元史》，就於《儒林》之外，別立《道學傳》，把宋學和前此的儒學都分開了。

講究砥礪氣節，自然是一種好處。然而其弊，不免矯激沽名；就不免要樹黨相爭。再加宋儒的議論，徹底太甚。於是論人則失之「苛刻」，論事則失之「負氣」。往往有一種「只論是非，不論利害的偏見」。就是軍國大事，也要拿來作孤注之一擲。加以這時候，對外失敗，更足以激起國民的憤慨。就有像胡安國《春秋傳》一派的議論（主張尊王攘夷），頗養成國民「褊狹」和「虛驕」的觀念。

這種學術思想，固然是黨爭的靈魂。而學派的分歧，就更能賦之以形。北宋的黨爭，是從王安石變法以後，才大盛起來的。王安石不但是個政治家，亦且是文學者。當他執政的時候，他所著的《三經新義》，曾經立於學官。王安石和程頤，政見本是反對的。到徽宗時候，程門的高弟楊時，首先明目張胆，攻擊王安石的學術。從此以後，程、王兩家的學說，就立於正反對立的地位。南渡以後，秦檜是主張王安石之學的，趙鼎是主張程頤之學的。秦檜死後，曾經下詔:說「學術惟求其是，不必偏主一家」。然而學術界的趨勢，畢竟不是一紙詔書所能防止的。醞釀到後來，到底成了慶元以後「偽學」之禁。

朱熹之學，雖然講究心性，然而他於經世之務，和孔門的經，都頗留意。所以朱熹的學問，是頗為切實的，就是他的門徒黃榦、王應麟等，學問亦極切實。應麟著《困學紀聞》，是清代「考證學」的一個遠源。榦續成《儀禮經傳通解》，是江永《禮經綱目》、秦蕙田《五禮通考》的先河。然而天下事，總不免於偏勝。像宋學這種專講究心性的，到後來自然就流於空疏。周密《癸辛雜識》上說:

世又有一種淺陋之士，自視無堪以為進取之地；輒亦自附於道學之名，裒衣博帶，危坐闊步，或抄節語錄，以資高談；或閉眉合眼，號為默識。而叩擊其所學，則於古今無所聞知；考驗其所行，則於義利無所分別。此聖門之大罪人，吾道之大不幸；而遂使小人得以借口為偽學之禁，而君子受玉石俱焚之禍者也。可見空疏無具的風氣，到南宋時已很盛了。

宋學的行於北方，是元以後的事情，其中最初提倡的是趙復，後來極著名的是金履祥、許謙等。都是程朱一派，只有個吳澄，是頗近於陸九淵一派的。

還有一件事，當兩宋時代，史學頗為發達。司馬光的《資治通鑒》，鄭樵的《通志》，馬端臨的《通考》（雖有杜佑的《通典》在前，實不及此書之精），都是貫串古今的名著，為前此所未有的，這也是講求經世之學的結果。

文學上，則因講求理學，尊重實用故，性質近於質實，而不主張華藻。所以散文較駢文為發達。歐陽、三蘇、曾、王等，都是有名的作家，這也是魏晉到唐的文學的一種反動力。因崇尚質實的趨勢，而白話文大為發達。在學術一方面，則應用之於語錄上，以求不失真意。在文學一方面，則用之於小說和戲曲上，為文學界開一新生面。

北宋以後，印刷術的發達，是和中國學術的進步大有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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