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曾鞏的人才思想
論曾鞏的人才思想
幾乎任何一門學科正式被命名為一門學科時，人們總驚奇地發現前人早已涉足了這個領域。前人研究的成果雖然沒有形成體系，卻為後來建立這門學科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人才學雖然只是改革開放後才在我國新興的邊緣學科，但它卻以罕見的速度贏得了長足發展。這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汲取了我國古代人才思想的精華。
翻開古代思想史，我們可以看到，我國古代眾多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對人才問題都有過精闢的論述。北宋文學家曾鞏便是其中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只是他在文學上的藝術成就早為人們所熟知，而他在人才問題上的思想和探索卻鮮為人知而已。其實，曾鞏對人才問題提出過一系列觀點，在人才問題上也獨具卓識，頗有見地。
曾鞏的人才思想，主要集中在重才、愛才、育才、用才及成才等諸方面。
一、重視人才對於治國平天下的作用
曾鞏十分重視人才對治國的重要作用，他多次強調指出了人才對於治國平天下的極端重要性，他指出人才關係到「國家天下治亂安危存亡」（見中華書局1984年版《曾鞏集》第286頁，下同），他盛讚「太祖太宗能得人，長壘橫邊遮虜塵」（第48頁），他說：「察今之天下，則風俗日以薄惡，紀綱日以弛壞，百司庶務，一切文具而已。內外之任，則不足於人材；公私之計，則不足於食貨。近則不能不以盜賊為慮，遠則不能不以夷狄為憂。海內智謀之士，常恐天下之勢不得以久安也」（第434頁）。可見，在曾鞏看來，人才之得失，系乎國家之興衰，事業之成效。他為此反覆慨嘆，「人材既眾」（第269頁），國家振興有望；「人材之盛如此，而國其有不興者乎（第162頁）」？因此，曾鞏認為，無論怎麼說，人才都是極其重要的。「眾人生死如塵泥，一賢廢死千載悲」（第41頁），「千載士椎無比擬，一編吾喜竊窺觀」（第725頁），「天扶昌代得忠良，坐以材謀鎮廟堂」（第724頁）。正因為這樣，曾鞏之詩文，多議論國事，他平生寫了許多像《唐議》一樣探求國家興亡原因的文章，得出了人才乃治國之本的結論。在《唐議》中，他明確提出了治理國家必須「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第141頁）的觀點，總結了唐太宗治國用人所以得興，以資宋朝統治者借鑒。在《為治論》中，他指出：「秦、隋之亡，在位者皆不稱其任，人才之不見，未有甚於此時也」（第756頁），可見，人才多寡乃國家興衰之根本。在《任將》、《說官》、《熙寧轉對疏》、《洪範傳》、《福州上執政書》、《孔明》、《隆中》、《邊將》、《垓下》等詩文中，曾鞏反覆論證人才就是事業，人才就是勝利。曾鞏縱觀古今，常「靜思天下之事」（第238頁），把歷代「成功」者都視為對人才重要性有高度認識的賢者，「二帝三王之治天下，豈出於求之材，開言路，用賞罰，明好惡？而當時大治，後世稱之至今」（第765頁），可見，一個國家想治理得很好，非有大批的傑出人才不可。對此曾鞏是有切身體會的。曾鞏生活在北宋王朝積貧積弱、日趨腐敗、社會經濟日漸衰弱的年代，基於此，曾鞏以國家利益為重，能注重發現和培養治理國家的人才，故而曾鞏急切盼望「得天下之賢材而變近世之風俗」（第766頁），「得天下之材，而任聖人之道，與世之務」（第248頁）。這也是曾鞏親眼目睹了宋王朝毀壞人才的現實而得出的結論。
二、要愛護人才，不要嫉妒人才
「欲得天下之材」（第249頁），「樂得天下之英材」（第251頁），這是曾鞏愛才的自白。基於此，凡有才者，曾鞏都愛之、贊之。他對歐陽修推崇備至，認為歐陽修是「四海文章伯，三朝社稷臣」（第99頁），讚揚歐陽修的文章乃「六經之羽冀，道義之師祖」（第232頁）；他對王安石也很讚賞，認為王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揚雄」（第809頁），是「古今不常有」（第248頁）的人才；他對文學家尹洙很是欽佩，稱讚：「尹公素志任天下，眾亦共望齊皋伊。文章氣節蓋當世，尚在功德發豪（通毫）氂」（第41頁）；他稱邵資政乃「江夏無雙譽，菑川第一才」（第93頁）；他贊張濟「節行久窮彌好古，文章垂老更驚人」（第112頁）；他盛讚李白「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第194頁）；他反覆稱讚王回、王向是「有道君子」（第248頁），「必魁閎絕特之人」（同上）；他說左丘明、司馬遷、韓愈乃「拔出之材」（第199頁），他對孔子、荀子、揚雄、賈誼、孔明、王羲之、蘇軾諸家，也無不有贊愛之語。
曾鞏不僅愛才贊才，樂於揚人之長，而且慕賢若渴，樂於薦才。當曾鞏還是一介布衣時，就多次不厭其煩地向歐陽修、蔡襄等人極力推薦王安石，說王安石「文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尚少也」（第248頁）。並向歐陽修力薦王回、王向，希望他們能得到重用。至晚年官京師時，仍大力薦用人才。他任史館修撰時，曾上疏朝廷推薦邢恕和陳師道為史館檢討。曾鞏升中書舍人後，作《授中書舍人舉劉攽自代狀》，言「劉攽廣覽載籍，強記洽聞。求之輩流，罕有倫比」（第496頁），希望劉攽代他為中書舍人，渴慕賢才之情，溢於言表。
曾鞏有才，也很愛才，但他卻從不妒才忌才，毫無文人相輕之習。曾鞏和歐陽修、王安石為江西散文三大家，志同道合，長期交往，互相傾慕，互相推重，互相促進。他與王安石雖政見相悖，友情卻是十分真摯深厚的。與曾鞏同榜進士王無咎，原不過一介貧窮書生，曾鞏發現其才華，資助攻讀，還以其妹相許。其弟曾布、曾肇及學生陳師道、秦觀等都是北宋屈指可數的英才，他們無不是在曾鞏的教誨和哺育下成材的。正如《宋史本傳》所載：「鞏負才名，久外徙，世頗謂偃蹇不偶。一時後生輩鋒出，鞏視之泊如也」（第808頁）。十多年官職未見升遷，後生輩青雲直上，曾鞏卻毫不介意，這正是曾鞏不嫉才的最好見證。
三、重視教育培養人才
曾鞏深深感到，育才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育出人才，則能夠「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第240頁），從而最終達到「國家天下治」（第159頁）、「更衰世而不亂」（第282頁）之目的。為此，曾鞏歷來主張施民以教化，他認為教化很有功效，「教化既成，道德同而風俗一」（第197頁），把教化看作治理國家的根本手段，他在《與王介甫第二書》中道：「夫我之得行其志而有為於世，則必先之以教化，而得之以久，然後乃可以為治，此不易之道也」（第255頁）。曾鞏曾反覆申明教育對於培養人才的重要性，在《宜黃縣縣學記》中，他列舉了古代教育制度的種種優點，稱頌道：「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為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為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第282頁）？並從正反兩方面反覆論述教育的重大作用。曾鞏大力提倡教育，自稱「樂育天下之材」（第404頁），「愛育天下之人材」（第252頁），並言「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一樂也」（第767頁），他不僅早年曾經親自創辦了吸引不少文人學士的「興魯書院」，而且入仕後他每到一地為官，都十分重視教育，推行自己的教育主張，注意培養人材，獎掖後進，因而有許多文學上頗有成就之大家如陳師道、秦觀等人都直接或間接受他的影響。同時曾鞏十分重視「解其惑」（第281頁）之教師在培養人才過程中的巨大作用，指出培養人才還須「講求所以訓厲之方」（第404頁），故而主張要「重學官之選」（同上），並言「至於學官，其能明於教率，而詳於考察，有得人之稱，則待以信賞。若訓授無方，而取捨之實，亦將論其罰焉」（同上），並且曾鞏還認為教育者應當以身作則，方能收到較好的教育效果，「舜於其官，則又『慎徽五典』，身之先也；然後至於『五典克從』，民效之也」（轉引自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曾鞏研究論文集》第114頁）。這種觀點於今看來仍有意義。
四、主張科學選才人盡其才
曾鞏這一問題的論點有四：
其一，擇優選才，民主薦才。曾鞏認為，在推薦和選拔人才時，要採取民主、擇優的辦法。他主張選拔人才應當先由群眾推薦，並在組織全面衡量考察後，再委以重任。他知福州時，就曾按此法選拔佛寺的寺主，他讓各寺僧侶自己討論寺主，按被選人的德行和才幹推舉，將推選出的名單記錄下來，爾後經審查後按次序先後補為寺主。這樣，便杜絕了以權謀私行為，選拔出了真正的人才。這一做法深受稱讚。
其二，量才任用，久於其任。怎樣使人才得到合理使用？在曾鞏看來，關鍵的是要做到量其才，久其任。一是量才任用。曾鞏指出：「古者命官各因其材」（第737頁），他闡釋說：「知水土，必以為司空，不以為虞；知五教，必以為司徒，不以為士師，以有宜也」（第738頁），「水土不治責司空，蠻夷姦宄不禁責士師，以有守也」（同上）。這樣，「蓋明其材，分付責任」（同上），就可以使人才「各盡其能」（同上）；但如果「進之不循其材」（同上），則很可能會敗壞人才。曾鞏每知一州，總是為州府官員們訂立了工作制度，按各人專長和才能具體分工，明確職責，因而減少了人才浪費。二是久任其職。曾鞏認為任用人才還必須「致於久也」（第737頁），「久其歲時」（第738頁），這樣，人才便可充分發揮其才能；如果「用之不久其時，侵其職而忘其責」（同上），就有可能「之於萬務也，皆怠而忽」（同上），貽害為國致治之務。
其三，注重考績，賞罰分明。曾鞏主張對人才要實行定期考績，他認為應當「三年一考績，九年一黜陟」（第738頁）、「屢考而又黜陟」（同上），通過定期考績罷免一些才能低劣、不稱職之人，提拔重用一批德才兼備之才。同時，曾鞏認為在對人才實行考核的基礎上，還必須實行「嚴其誅賞」（第738頁），切實做到賞罰分明。這樣，就能充分調動人才的積極性，不然勢必壓抑人才的積極性。曾鞏入仕後為了鼓勵下屬官員做好公務，就實行了嚴格的賞罰制度。凡是廉潔奉公、忠於職守、工作中成績突出者，他都及時予以表揚或獎勵，對其中成績尤為顯著的，他就呈報上司，建議給他們晉級加官。相反，對那些玩忽職守、違法亂紀、以權謀私之徒，他就進行嚴厲的處罰。
其四，鞭撻小人，才盡其用。在曾鞏看來，每個時代都有大批治國為政之賢才，問題是能否才盡其用。他為此指出，歷代的興盛強大、長治久安，都有大批的濟世之才，「非借才於異世也」（第756頁）。但棄賢才而不用，實乃時代之悲劇。而在當時，忠良遭貶，小人得志，恰恰是很普遍的現象。所以曾鞏認為，欲才盡其用，就必須剪除惡人，鞭撻小人。針對埋沒、壓抑人才的現象，曾鞏常憤憤不平。如慶曆五年朋黨之論起，范仲淹、杜衍、韓琦、富弼相繼罷官。歐陽修上疏辯護又被貶滁州。曾鞏得知此事，「感慨痛切，廢食與寢，不知所為」（第708頁），立即提筆寫了《上歐蔡書》，並附上自己感憤而成的《憶昨詩》，及雜說二篇獻給歐蔡二公。曾鞏在信中道：歐、蔡之所以被貶，是由於奸險小人「乘女子之隙，造非常之謗，而欲加之天下之大賢。不顧四方人議論，不畏天地鬼神之臨已，公然欺誣，駭天下之耳目」（第708頁）。其中足見曾鞏對妒害人才的小人是何等憤恨。
五、主張自學成才
曾鞏具有十分樸素的唯物主義觀點，他承認人的知識可以從後天中獲得，認為人的才能要從後天的學習中來，他曾明確地指出：「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為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第281頁）。曾鞏認定人的才能來自學習而非「天生」，「士有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第282頁），這說明要成為一個人才，光具備了天賦條件還不夠，更重要的是要靠後天的教育培養。曾鞏還提倡刻苦的學習精神，他寫《墨池記》，借「（王）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第279頁）之傳說，指出王羲之書法學有成就並非天成，而是長期堅持不懈學習的結果，「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耶？則學固豈可以少哉」（第279頁）﹗可見曾鞏將墨池喻為勤奮之象徵。恰巧，曾鞏自己也是經過勤奮攻讀，成了文壇巨星的。南豐之「讀書岩」，即為曾鞏青少年時發憤攻讀之處，石岩旁有一墨池，系曾鞏寫作時洗筆硯的地方。
在自學成才的方法上，曾鞏十分重視力學和深思。對於學，曾鞏尤為重視，他在《熙寧轉對疏》和《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劄子》中，詳細全面地陳述了這方面的見解，他主張自學要專心致志，循序漸進，融會貫通，博覽群書；關於思，曾鞏在《洪範傳》解釋貌、言、視、聽、思「五事」時，于思為最詳，他認為「五事」之中思為主導，強調思考對於學習來說極為重要。另一方面，曾鞏還強調學習也不能脫離實際，光只重視書本知識，而必須緊密聯繫實際。曾鞏不少議論文章就是從研究了國計民生的實際問題生髮的。
在學習的內容上，曾鞏認為必須是廣泛的，應當包括儒家經典、思想品德、行為習慣、辦事能力等各個方面。曾鞏指出：「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第281頁）。可見，曾鞏是主張廣采博聞的。而恰恰他自己正是通過悉心研討「六藝百家史氏之籍」（第285頁），才得以成才的。
綜上所述，曾鞏人才思想的內容是十分豐富的。但是，囿於階級和歷史的局限，曾鞏的人才思想也並非完美無缺。從本質上看，他的人才思想，歸根到底，是為維護封建統治服務的，我們應當本著「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原批判地加以繼承，作為建立現代人才學的有益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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