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布羅茨基
撰文：朵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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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60年代初，蘇聯赫魯曉夫當政時期的「自由化」思潮達到頂點，連索爾仁尼琴的《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這樣勁爆的作品也得以發表。
不過兩年，當政者們漸漸感受到，國家在精神自由層面上已處於某種危險境地，於是意識形態又開始條件反射般抽搐、收緊。1963年初，一位列寧格勒的共青團領導人公開發表講話，指責作家協會對青年作家關注不夠：「正因為如此，像布羅茨基這樣一些『未獲承認的』詩人們便在城裡來回遊盪，並常常向青年們朗誦各種頹廢的、形式主義的作品……作家協會要斷絕與這些自視為『被拋棄天才』的年輕人的來往，以便教育他們，對這些多少有些名氣的人之創作中憑空虛構的東西予以回擊。」
布羅茨基很快便感受到了體制回擊的壓力。1964年初的一天，他正在家中寫作一首詩，突然闖進來幾個警察，威脅他說，如果他在三天之內找不到一份工作，他就會有麻煩。「我答了他們幾句，可是腦袋還一直在想，該如何給那首詩結尾。」布羅茨基正在寫作的詩叫《身著棉襖的園丁，當烏鴉……》，寫的是一個園丁在樹冠上張開剪刀，像烏鴉張開鳥喙……
沒有固定工作的布羅茨基不僅是體制的溢出者，更是國家的麻煩。十五歲時，正讀八年級的布羅茨基對學校教育心生厭倦，便自動退學，浪跡社會。他曾先後在工廠、鍋爐房、實驗室及醫院的太平間等處做過雜工，還曾隨一支地質勘探隊在廣袤的俄羅斯大地探礦。1962年9月結束在勘探隊的工作後，布羅茨基差不多有一年時間沒有工作，僅靠發表點文學作品和譯作賺取生活費。在當時的蘇聯，沒有一份正式的工作是不可想像的。雖然蘇聯憲法對勞動權利界定得含混不清，但事實上，在1961年5月，國家就專門頒布了與所謂社會「寄生蟲」作鬥爭的法令。1963年6月，蘇聯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央書記伊利切夫在報告中嚴肅告誡全國：「我想勞動就勞動，不想勞動就不勞動，——在我們的條件下，這樣的選擇是無從談起的。我們的生活及其法律不允許這樣的選擇存在。」嘗試自由的青年詩人布羅茨基，正好撞在這個槍口上。
1964年2月13日，正準備去一個朋友家做客的布羅茨基，在自家門前的馬路上被突然逮捕。隨後，他經歷了一場「卡夫卡式的」審判。審判大廳的入口處懸掛著一條橫幅，上書「寄生蟲布羅茨基審判會」，未經審判便已定罪；庭審現場除了他的幾位朋友，剩下的大多是被專門拉來的、已被洗腦的工人。下面是兩段精彩的審判記錄：
法官：您的職業是什麼？
布羅茨基：詩人。詩歌譯者。
法官：是誰承認您是詩人的？是誰把您列入詩人行列的？
布羅茨基：沒有人。（並非挑釁地）那麼是誰把我列入人類的呢？
法官：那您學過這個嗎？
布羅茨基：什麼？
法官：學過怎樣成為詩人嗎？您沒有上過大學，那裡培養……那裡教出……
布羅茨基：我不認為詩人是教育出來的。
法官：那是怎麼出來的？
布羅茨基：我想，這……（慌亂地）來自上帝。
……
法官：……請向法庭解釋清楚，您在（工作）間歇期間為何採取一種寄生的生活方式？
布羅茨基：我在間歇期間工作過。我當時做過的工作，就是我現在在做的工作：我在寫詩。
法官：這就是說，您在寫您所謂的詩咯？您經常變換工作，這能帶來什麼好處呢？
布羅茨基：我15歲就開始工作了。我對什麼都感興趣。我經常變換工作，是為了儘可能多的了解生活，了解人。
法官：那您做過什麼對祖國有益的事情嗎？
布羅茨基：我寫詩。這就是我的工作。我相信……我確信，我寫下的東西將服務於人民，不僅是此時，還將服務於後代。
法官：這就是說，您認為您所謂的詩能為人們帶來益處咯？
布羅茨基：您為什麼在談到詩的時候要說「所謂的」呢？
法官：我們說您的詩是「所謂的」，因為我們對它沒有別的理解。
……
審判持續了近五個小時，到黑夜才結束。當時的親歷者托波羅娃後來回憶說：「布羅茨基最後的申言說得很棒。他是這麼說的：『我不僅不是寄生蟲，而且是一位能給祖國帶來榮譽的詩人。』在他說出這句話的時候，法官、書記員，幾乎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起來。」
審判結束後，法官驚訝地看到，在過道和樓梯上擠滿了人，尤其是年輕人，這些未曾經歷過斯大林時期大清洗、大恐怖的年輕人，已經不再習慣於恭順和沉默了。布羅茨基的三位年輕朋友還勇敢地站出來為他做了辯護。然而判決的結果依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布羅茨基被判處強制勞動五年，這是那部1961年法令的上限。連那三位在法庭上為他辯護的朋友，也被公開譴責，說他們「缺乏思想上的洞察力和黨性原則」。
2
下面的敘述，我打算以布羅茨基的一首詩作為線索——
一九八零年五月二十四日
由於缺乏野獸，我闖入鐵籠里充數，
把刑期和番號刻在鋪位和椽木上，
生活在海邊，在綠洲中玩紙牌，
跟那些穿燕尾服、鬼才知道是誰的人一起吃塊菌。
從冰川的高處我觀看半個世界，地球的
闊度。兩次溺水，三次讓利刀刮我的本性。
離開生我養我的國家。
那些忘記我的人足以建一個城市。
我曾在騎馬的匈奴人叫嚷的乾草原上跋涉，
去哪裡都穿著現在又流行起來的衣服，
種植黑麥，給豬欄和馬廄頂塗焦油，
除了干水什麼沒喝過。
我讓獄卒的第三隻眼探入我潮濕又難聞的
夢中。猛嚼流亡的麵包：它走味又多瘤。
確實，我的肺充滿除了嗥叫以外的聲音；
調校至低語。現在我四十歲。
關於生活我該說些什麼？它漫長又憎惡透明。
破碎的雞蛋使我悲傷；然而蛋卷又使我作嘔。
但是除非我的喉嚨塞滿棕色黏土，
否則它湧出的只會是感激。
（黃燦然 譯）
這是一首「記憶之詩」，讓我們從這首詩的第一行開始往下讀：
「由於缺乏野獸，我闖入鐵籠里充數，/把刑期和番號刻在鋪位和椽木上，/生活在海邊，在綠洲中玩紙牌，/跟那些穿燕尾服、鬼才知道是誰的人一起吃塊菌。/從冰川的高處我觀看半個世界，地球的/闊度」……說的就是那次審判，和接下來在流放地的生活。1964年4月，布羅茨基被流放到高寒地區——頻臨北冰洋的阿爾漢格爾斯克州。流放地絕非田園詩般的生活，但也並非地獄。他冷靜地接受了這一切，沒有憤怒，沒有絕望，他要在這瀕臨絕境的境遇里做點什麼。他在科諾沙的諾連斯卡亞村找到了一個住處，開始了簡單的日常生活：劈上幾片木柴，從井裡打點水，在燭光下閱讀和寫作。正是在這段時期，布羅茨基接觸到了大量的英美詩歌，弗羅斯特、史蒂文斯、約翰·鄧恩、奧登……尤其是對奧登的閱讀，使他境界大開。「（這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時期之一。」布羅茨基後來回憶說，「沒有比它更糟的時候，但比它更好的時期似乎也沒有。」他堅信，制度只能從肉體上毀滅一個人，如果整個人都被毀掉了，那隻能說明你脆弱。
布羅茨基遭流放後，無論是在蘇聯國內還是在西方社會，都激起了強烈的反響。著名詩人阿赫瑪托娃、女作家楚科夫斯卡婭和女記者維格多洛娃立即行動起來，積極拯救未名詩人布羅茨基。加入進來的名人至少還包括肖斯塔科維奇、馬爾克夏、帕烏斯托夫斯基，甚至還有謹小慎微的作家協會書記康·亞·費定。布羅茨基的受審，使他的知名度在西方社會瞬間大增。法國詩人夏爾·多勃任斯基發表了憤怒的譴責長詩《致蘇聯法官的公開信》，詩中寫道：「在衛星飛向太空的時候/列寧格勒卻在審判一位詩人！」美國詩人約翰·貝里曼也譴責道：「……許多詩人都工作艱辛，收入極少/但他們卻不會因此而受審……/像這個年輕人一樣，/他不過想沿著運河走走/談談詩歌，再寫上幾行。」西方最著名的知識分子薩特甚至直接寫信給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米高揚，信中說：「主席先生，我想向您通報一下我們感覺到的不安。……請求您出面保護一位非常年輕的人，他已經成為、或正在成為一位優秀的詩人。」
面對持續高漲的反對聲浪，蘇聯最高蘇維埃作出決定，縮短布羅茨基的刑期，立即釋放這位23歲的青年。據說，赫魯曉夫在聽說了布羅茨基的案件之後曾聲言：「審判搞得不成樣子，但是，不是因為政治、而是以不勞而獲罪來審判布羅茨基，應該是他的幸運。因為，憑他的詩可以判他十年……」他似乎心有不甘。此時，需要這個老大的專制帝國操心的事情還有很多，比如對自由派作家西尼亞夫斯基和丹尼埃爾的審判，以及對索爾仁尼琴的調查。
「兩次溺水，三次讓利刀刮我的本性。/離開生我養我的國家。那些忘記我的人足以建一個城市」……劇情在繼續發展。「兩次溺水」，也許是讓布羅茨基念念不忘的兩次精神病院經歷。他的朋友們為了讓他避免被捕，曾將他送去精神病院，以求得一份「心理不正常」的證明，但未能如願。「三次讓利刀刮我的本性」可能是指他生命中的三次牢獄之災。布羅茨基雖然獲准從流放地歸來，但他卻一直處在克格勃的監視之下，他的詩人身份也一直未得到官方的承認。布羅茨基在這種狀態下生活了7年，1972年5月12日，他再次被叫進警察局。一位上校接待了他，並遞給他一張表格。「我來告訴你，布羅茨基，你現在就把這張表給填了，再寫一份聲明，我們會作出決定的。」上校說。「如果我拒絕這樣做呢？」布羅茨基問道。「那就會夠你喝幾壺的。」上校回答。
這是一張離境申請表，目的地是猶太人的故鄉以色列。在當時近乎封閉的狀態下，也只有像阿克肖諾夫、沃茲涅先斯基、葉甫圖申科這樣的官方作家才有可能獲得出國的機會，「問題青年」布羅茨基突然獲此機會，一方面是因為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松即將來訪，美國及其強大的猶太人議會遊說團一直要求蘇聯放寬移民條件；另外，布羅茨基一直是克格勃的老客戶，能夠一勞永逸地擺脫這位難以把握的詩人，有關方面自然不放過這次機會。
布羅茨基填寫了表格，審批工作進行得異常迅速。1972年6月4日，32歲的布羅茨基不得不告別自己的父母和孩子，獨自從列寧格勒的普爾科沃機場起飛。不過目的地不是以色列，而是維也納。從此，他開始流亡歐美各地，再也沒有回到祖國。在離開俄國的那一天，他給勃列日涅夫寫了一封信，信中說：「任何人都無法因為惡、憤怒和仇恨而獲益，即便是那些有理由這樣做的人。我們大家都得到了一個同樣的判決：死亡。寫下這些文字的我會死去，閱讀這些文字的您也會死去。我們的事業會留下來，但是它們也會被毀滅。因此，誰也沒有權力去妨礙其他人做自己的事情。存在的條件如此艱難，就不用再去讓它們複雜化了。」
「猛嚼流亡的麵包：它走味又多瘤。/確實，我的肺充滿除了嗥叫以外的聲音；/調校至低語。」從專制封閉的祖國一下子來到眼花繚亂的西方，布羅茨基經受了短暫的眩暈，他站在自己簡單的行李旁，形單影隻，一臉茫然。事實上，布羅茨基的流亡之路說不上多麼坎坷，剛到歐洲，他便見到了自己的偶像、英國大詩人溫斯坦·奧登那張「驚人的臉」。奧登「像一隻抱窩的母雞」一樣迎候了他，帶他參加重要的詩會，為他的詩集作序，將他介紹給希默斯·希尼、以賽亞·伯林等人。他的好朋友、傳記作者列夫·洛謝夫也覺得，作為一個詩人，布羅茨基實在是夠幸運的，「在俄國，布羅茨基在其文學道路的起點處就得到了白銀時代最後一位偉大詩人阿赫瑪托娃的相送；而在其生活的轉折關頭，在西方的大門前，他又得到了最偉大的英美詩人溫斯坦·奧登的迎候。」布羅茨基認為，暮年的老酒鬼奧登之所以對他充滿好感和好奇，是因為他來自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和契訶夫的故鄉；更重要的是，奧登對那個將他驅逐出境的體制充滿了厭惡。有了大詩人的護駕，加之他那「車間里的中學生、瘋人院里的健康人、農莊里的知識分子和陌生國度里的流亡者」的多重身份，他在西方的生活幾乎是一路坦途。幾個月後，當他一踏上美國的土地，他甚至有一種回家的感覺，「我們比本地人更像是美國人」。
「一九八零年五月二十四日」正是布羅茨基的40歲生日，此時他已是一位「俄語詩人，美國公民」，並與沃爾科特、蘇珊·桑塔格、米沃什、馬克·斯特蘭德等詩人名流相談甚歡。這一年，他首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而當年的獲獎者是他的朋友切斯瓦夫·米沃什。這一榮譽沒有讓他等待太久，七年之後，他便以其 「如交響樂一般豐富」的詩篇和「為藝術英勇獻身的精神」榮獲諾貝爾文學獎，成為繼加繆之後最年輕的獲得者。在這樣的境遇下回憶自己在母國的遭遇，雖然滋味複雜，但依然要感激生活所賜予的一切：「關於生活我該說些什麼？它漫長又憎惡透明。/破碎的雞蛋使我悲傷；然而蛋卷又使我作嘔。/但是除非我的喉嚨塞滿棕色黏土，/否則它湧出的只會是感激。」關於生活的諸般苦難，布羅茨基選擇「斜斜地」說出，「除了抱怨，我允許自己做一切事情」。話語間少了批判的力量，多的是接納一切、溶解一切的淡定和從容。米沃什說布羅茨基是一個思想高傲的人，「他從高處俯瞰生活」。布羅茨基一直聲稱詩歌的美學原則大於倫理學，自己追求的是「完美文本的創造」。他並非一位政治詩人，因為「他不屑於和那些不足掛齒的對手爭論」。他認為詩人改變社會的方式是間接的，「他改變它的語言、發音吐字」，俄國人之所以不用社論的語言講話，而用普希金和涅克拉索夫的語言，這就是詩人的榮耀，「他是語言的僕人」。文學為社會提供某些標準，應該是社會來模仿、追隨詩人，而非相反。然而弔詭的是，終其一生，「政治倫理」都像夢魘一樣與他糾纏不休，因為，他曾來自那樣一個國度。
1996年1月28日，布羅茨基因心臟病突發在夢中辭世，享年55歲。來自俄羅斯通訊社的消息稱：「俄羅斯詩歌的太陽殞落了。」時任總統葉利欽說：「連接俄羅斯當代詩歌和過去偉大詩人作品的紐帶斷裂了。」曾經是這個國家的囚徒，然而在他去世後，這個國家的首腦卻對著他的棺木下跪。生活直如一則道德寓言，一個神話。「然而它確實就這樣發生了，」米沃什說，「在我們這個幾乎像神話故事一樣的世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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