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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車上書是如何發生的,具體情況如何?

原標題:公車上書是如何發生的,具體情況如何?


作者:鄭成志,北華大學歷史系碩士研究生,季我努學社青年會會員


在甲午戰爭中,清軍在與日本的戰鬥中節節敗退,在這種情況下,清政府被迫派李鴻章為全權代表赴日本展開和談。在談判過程中,由於清政府的軍事失利,在與日本的談判過程中十分被動,對於日本的要求無力反駁,最終在1895年4月17日與日本簽定了《馬關條約》。《馬關條約》的苛刻要求是空前的,消息傳出,舉國嘩然,公車上書也就是在這一期間發生的。


《馬關條約》


中日兩國談判期間,正值乙未科會試結束,大量地方舉子聚集在北京,當得知《馬關條約》的內容時,各地舉子捶胸頓足,紛紛要求拒籤條約,繼續對日作戰。據康有為回憶稱,他於《馬關條約》簽訂前就得知了條約的具體內容,便立即讓梁啟超組織各地舉子上書,康有為本人用一天兩夜的時間起草了一份萬言書,「召集18個省舉人在松筠庵集會商議,簽名者達1200餘人」。鑒於康有為曾在1888年向光緒皇帝上書,故而此次上書也就被稱為《上清帝第二書》。至於此次上書的內容,康有為在此文開頭就已經明言說明「呈舉人康祖詒等,為安危大計,乞下明詔,行大賞罰,遷都練兵,變通新法,以塞和款而拒外夷,保疆土而延國命」,要求光緒皇帝下「罪己之詔」、「明罰之詔」、「求才之詔」,遷都西安以與日本持久作戰,並要重新練兵,選用先進裝備武裝軍隊,以上皆為權宜之計,根本方法則是要求變法以圖強。在傳統的記載中,公車上書一事,最終被督察院以和約已成為由拒絕接受,最終失敗。


康有為


近年來,學界對於公車上書的研究也在不斷深入,過去對於公車上書一事的記載主要是以康有為本人的記述為主,通過對史料記述的進一步發掘,對公車上書一事的爭議也逐漸凸顯。張海榮指出,參與公車上書的邱菽園在其記述中對於此事有所記載,他在回憶中說「疏未上,而和議已成,事遂寢」,表明《上清帝第二書》並未送交督察院,與康有為的記述相抵觸。此外,在他的回憶中,公車上書的規模也遠未達到康有為所稱的一兩千人,且當時有很多人也並不完全贊同康有為的主張。邱菽園的記述與當時其他人的回憶相印證,都與康有為的記述不符。另外,茅海建教授通過研究指出,當時督察院很多官員都上疏反對和約,康有為將上書失敗的原因歸罪為督察院,但據檔案記載,督察院一直都在積極幫助代遞條陳,在康有為所記載的上書當日以及其後幾天,督察院都曾代遞條陳,並未拒絕。



公車上書(繪畫)


公車上書一事,嚴格上是由兩部分組成,一方面是各地舉人自發上書,這些上書的具體記錄目前仍然可以查閱;另一方面則就是康有為所領導的聯省上書,這次上書也是確實發生的,《上清帝第二書》也是真實存在的,但對於上書的規模以及失敗的原因,則仍然是有爭議的。

參考資料:


1.張海榮,晚清舉人邱菽園對「公車上書」的兩次追憶,歷史檔案,2014年01期


2.茅海建,「公車上書」考證補,近代史研究,2005年3期


3.汪叔子、王凡,「康有為領導『公車上書』」說辨偽——戊戌變法史考論之一,安徽是學,1987年03期


編輯:趙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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