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人願意用隱私換便捷？李彥宏們沒給用戶其他選擇

在公共輿論場上一向不受待見的百度CEO，又把自己推上了風口浪尖：3月26日，李彥宏出席中國高層發展論壇，在談到數據和隱私的問題時，他直言「我想中國人可以更加開放，對隱私問題沒有那麼敏感，如果他們願意用隱私交換便捷性，很多情況下他們是願意的」 。

李彥宏說出這話時，其前後文都加了限定，比如「百度會更加註重隱私問題」，「我們要遵循一定的原則……這就是什麼該做的，什麼不該做」。然而在公共傳播層面，他的發言被精鍊成「中國人更願意用隱私交換便捷性」後，還是被當作不尊重用戶隱私的證據。人們在指控李彥宏的同時，想到了魏則西和競價排名，以及掌握大量病人信息的莆田系。

但是如果拋開發言者的身份不談，「用隱私交換便捷性」，倒也是合乎實情的判斷。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的移動支付，卻走在了世界前列。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是技術層面的地基，另一個重要前提是，那些衣食住行都靠手機解決的用戶，形成了對移動互聯網的深度依賴。他們哪怕去買個雞蛋灌餅，也會為了減少找零而使用掃碼支付。給完現金就走人的傳統模式，雖然沒有留下痕迹，更不可追蹤，但看上去非常陳舊了，像是上個世紀的事情。

便捷的代價，是所有留痕迹的網路行為，都轉化成了數據，被記錄和存儲在伺服器里。而這些數據又掌握在互聯網公司手裡，或者準確地說，掌握在三家獨大的BAT手裡。

李彥宏說，「網上能搜到的數據只佔數據總量的20%，還有80%在企業手中」，其實這句話的殺傷力，遠遠比引發爭議的那句要大。

80%的數據意味著什麼？意味著7億多網民，從出行到資訊瀏覽到購物習慣，大部分都被互聯網公司記錄下來了。所以，這些年會出現依賴大數據建立計劃經濟是否可行的討論。

關於大數據的隱患，Facebook醜聞提供了鮮活案例。Facebook數據泄露後，人們發現對信息流的干預，可以左右大眾心理，達到影響選舉的目的，技術中立的幻想被打破。這個過程中，掌握用戶信息的互聯網公司，事實上擁有了一種操控用戶的權力，用隱私作惡的危害可見一斑。

當然，未必互聯網公司都有這種野心。在流量搏殺的窗口期，數據對互聯網公司而言，更像是俘獲用戶的武器。自媒體要推送更精準的資訊，社交平台要把你扔進合乎口味的社群，電商平台收集你的購物偏好，以便為你推送更精確的廣告信息，一切都依賴演算法，而演算法的基礎養料就是用戶數據。

年輕人上陌陌這種陌生人社交平台，表面上看是隱藏了自己，實際上將全部數據都獻給了平台，否則平台無法通過各種標籤進行精確匹配。

不過就此得出「中國人都是願意的」，也是屬於無視國情的判斷。中國的互聯網，用短短几年的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十年的建設過程，好處是發展快，壞處是隨著催生了一批有本土特色的行業巨頭。

而巨頭之間的競爭，要麼是合縱連橫，資本大一統收割用戶，比如滴滴快的合併，美團點評合併；要麼是因為排他性而形成神仙打架的局面，近的有沃爾瑪和支付寶風波，遠的有3Q大戰。巨頭崛起的過程中，留給用戶的選擇餘地並不多。

互聯網巨頭的快速崛起，經常形成二選一，甚至只此一家的情況。比如你如果想打車，要麼用滴滴，要麼就只能回到街頭手招計程車的原始模式；如果點外賣，除了美團，只剩餓了么；如果你騎共享單車，會發現所有單車品牌，最後都繞不開騰訊、阿里的資本血統。這種巨頭大面積滲透的後果，是讓它們缺少尊重用戶隱私的習慣，所以在支付寶的年度賬單上，會默認勾選收集用戶個人信息。

沒有對用戶信息的掌握，移動支付不可能發展起來，這也正是國外普遍還停留在信用卡時代的原因。集體主義走出來的國人，的確沒有西方人那種重隱私的習慣。過去他們坦白交心，把個人的一切交給家族，交給單位、政府，現在把它交給互聯網公司。而互聯網公司的問題在於，它們在刻意培養這種用戶心理和習慣，甚至用一些小恩小惠來拉新，來誘導用戶貢獻出他的全部信息，完成演算法的架構和用戶畫像，據此去佔領流量和市場。

所謂讓渡隱私，往往是建立在信息不對稱的語境下的。互聯網企業之於用戶，權利和義務關係，就像二者的地位一樣，未必對等。所以批評李彥宏容易而又困難，容易的地方在於，百度在用戶隱私保護上做的不夠好，罵起來沒有風險，而且政治正確；困難的地方在於，在批完之後，一茬又一茬的互聯網公司，還會去培養用戶放棄隱私的習慣，去維持這種不對等和不平衡。至於Facebook數據泄露可能被罰2萬億，頂多會被當作遙遠的外邦之事。

在市場派人士的眼中，自然壟斷不叫壟斷，也成了一種政治正確的提法。不過，互聯網公司掌握的數據體量足夠大時，千萬不要忘了，用數據操控大眾，也是一種隱性的權力，它沒有經濟上的後果，卻可能催生魏則西和李文星之類的悲劇。

來源：三條 文丨熊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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