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時代轉型人物的命運
原載於《上海文學》2018年第3期
關注時代轉型期人物的命運
孫顒 王雪瑛
王雪瑛：在當代文學研究中，有學者將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多年文學，劃分為新時期文學、1990年代文學和新世紀文學。相對以前的階段，這三十多年的劃分比較細緻。從上個世紀的八九十年代到新世紀和當下，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中國當代文學也經歷著從擺脫「假大空」到回歸文學，從形式創新、文化尋根、新寫實到文學的總體性發展；全球化、全媒體拓寬了文學的傳播途徑，網路文學、類型文學、微博和微信等的流行，使得文學的傳播、交流和互動更為便捷，文學的價值觀念、審美形態更為多元。回首四十多年的創作歷程，寫作對於你來說意味著什麼？文學的內涵是什麼？你的文學理念有變化嗎？
孫顒：生活節奏變快，社會演變加速，文學的「時期」自然縮短。跟隨走了四十多年，一成不變，無法想像。「知青」年代，或者說寫作初期，我回答現實問題，大約是考慮作品的出發點。到1990年代，以寫知識分子為主要內容，對中國百年歷史及其與知識分子命運的關聯，是思考重點，多了明顯的歷史感。這些作品，整體內容與社會意識形態的關係比較緊密。到本世紀初，我通過系列長篇隨筆，對自己的思想做了全面整理，有了自己的思辨能力，這以後的創作，「個性」更加突出，是在我獨特的觀察與思考基礎上形成的作品。儘管還是直面現實的寫作，但不是簡單回答現實問題，而是著力於關注人物的命運和內涵。
王雪瑛：你以明晰的語言概括了創作歷程中的三個階段。評論家賀紹俊指出，孫顒是一個清醒的現實主義者，也是一個面向未來的現實主義者，他對現實中的那些新人物、新現象充滿了熱情，他更願意去發現指向未來的積極因素，在新世紀以後的小說
創作中，你的這些特點表現得尤為突出。你是一個直面現實的作家，而現實在時空中既連接著過去，又通向未來。縱觀你的創作，特別是你的長篇小說，你是一個歷史意識很強的作家，你筆下的現實維繫著歷史的根脈，又流動著新鮮的血液，你的中篇，有伸向未來的萌芽。在你的創作中體現著對歷史、現實、未來的相互滲透和血脈相連，這是現實主義關照現實社會的方式，這是你對現實主義創作手法的一種理解和實踐？在時空中呼吸的現實，複雜的現實，也體現著一個作家知人論世的成熟。你如何理解作家的成熟？
孫顒：作家是否成熟，有許多指標，重要的一條，是不能人云亦云。至於模仿抄襲，那就不是成熟與否，而是另外的問題。就我個人而言，我思考歷史是為了分析現實，因為我基本認定，太陽底下無新事，至少可以說，沒有徹底的新事。但是，我確實不想止步當下，我努力注目明天。也許可笑，因為明天是很難預見的，想想無妨吧。
王雪瑛：在上個世紀80年代，先鋒派小說，現代派、意識流等文學觀念和創作形式，曾經風靡一時，直到新世紀以來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重新成為當代文學的主流。在中國社會面臨著巨大轉型和複雜變化的進程中，現實主義創作手法有著旺盛的生命力。你在近四十年的創作實踐中充分地感受現實主義的生命力？
孫顒：在1980年代的寫作中，我嘗試過各種形式，主要是在短篇創作中嘗試。《幽靈》《新桃花源記》，這樣的篇名，聽著就覺得不是現實主義的。但是，寫長篇，我一直以現實主義為本，我喜歡托爾斯泰的風格，也喜歡18世紀歐洲作家們的作品。但是，我不排斥其他的風格，我會穿插引用意識流的甚至荒誕的、黑色幽默的手法。
王雪瑛：詩人、作家趙麗宏，提出過小說創作中寫實與虛構的問題。讀著你虛構的小說，他感到十分真實的境界。歷史中真實的人物，陳獨秀、周恩來、陳毅等，和你虛構的人物一起出現在你的小說空間里。阿列克謝耶維奇獲得2015年度的諾獎，讓文壇關注非虛構的寫作方式。《雪廬》當然是虛構的小說，而你對真實歷史材料的運用，與虛構人物和情節的融合，這是你當年對現實主義創作手法的拓展？
孫顒：我喜歡大環境真實，具體故事人物虛構的形式。特別是寫到複雜的社會歷史變遷，你沒有比較真實的場景感，容易失之輕飄。但是，完全按真實的人物故事寫作，那是紀實文學，受到許多限制。《雪廬》確實是有意在這些方面嘗試。
王雪瑛：看現實堤岸上的上海如何飛揚著歷史的煙塵，看歷史的長河如何衝擊著現實的堤岸，在《雪廬》《煙塵》中，你為小說的人物命運的演繹提供深度空間，為對人性的探究提供複雜的境遇，歷史成為你深入認識現實的通道，成為你小說創作中的重要向度。
孫顒：如果長篇小說沒有歷史的深厚背景，我懷疑作家如何能堆砌起大樓？現在的青春小說，讀者主要是少男少女，他們歡迎愉悅的閱讀，對抗應試教育的壓力，比較少見歷史的參照。隨著年齡的增長，必然會不滿足過分輕鬆的內容。小說以現實生活為主要舞台，也必須搭建在歷史的厚土上，這是我的信念。且太陽底下無新事，我們的歡樂、困惑與痛苦，前輩十之八九都品嘗過。
王雪瑛：文藝評論家錢穀融先生指出，現實主義是一種有著頑強生命力的創作手法，現實主義是一條廣闊的道路，作家要在這條道路上馳騁，絕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要求作家有更多方面的準備，做到主觀的真誠與客觀的真實相統一的時候，才有現實主義，二者缺一，或者二者割裂，都不會有現實主義。你四十多年的寫作經歷一定對此深有體會吧，你怎麼認識當代作家面臨的考驗和挑戰？你經常考慮的問題是什麼？你如何看一代作家的局限？
孫顒：曾有一段時期，現實主義被誤認為沒出息的過時的表現方法，那是因為「文革」期間的「假大空」是以所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名義大行其道，讓讀者厭煩了。錢先生提出主觀的真誠與客觀的真實相統一，是深思熟慮的結論。過去，有的作者誤入歧路，是在片面強調主觀真誠後形成的。知識分子強迫自己改造，明明看到現實是另一種樣子，還在懷疑自己的內心有問題。這種「主觀真誠」寫出的現實，常常是偽現實。至於根本不願意去了解現實真相，憑自己想像胡編亂造，那又是另一種歧路。當代作家面臨的最大難題，在我看來，是社會變化過於迅速，理論解釋不清，作家也往往看不透徹。心裡不踏實，所以面對現實寫作，對於當代作家來說是考驗。
王雪瑛：從新世紀開始，你暫停小說創作，在寫作中開闢新路徑，開始文化思辨散文的寫作，發表了《強盛的秘密》《發現的秘密》《金融的秘密》《語文的秘密》《生存的秘密》《思想的秘密》《人性的秘密》《命運的秘密》等長篇散文，視域宏闊，涉及歷史、文學、科學、宗教、哲學、音樂等，思接千載，心游萬仞，表現出很強的思辨能力。你看了很多書，你的思路灑向不同領域，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孫顒：我喜歡閱讀，從少年時代開始，一卷在手，喜上心頭。過去可以讀的書少，進華師大學習，閱讀面寬起來。後來，我搞出版，找書看，太方便了，真是不亦樂乎。我向來不偏文科，小時候更喜歡科技，玩電器，還想自製天文望遠鏡。後來的工作環境，要求我讀得更多，與科技社或者搞經濟的出版社討論選題更有專業性。新世紀開始，我決定暫停長篇寫作，閱讀的時間充分，就產生了系統整理幾十年閱讀心得的念頭。這就是那些長隨筆的來源。
王雪瑛：文理兼通的知識儲備是你的優勢。你是在世紀的轉折點上思考，也是在自己創作的轉折點上思考，評論家賀紹俊說，你要為自己的小說寫作建造一個自己的「思想庫」。這些散文創作對你來說是一種積累和準備，應對一個全球化和互聯網的時代，建立自己的思想高地，穿越過多資訊的干擾，認識紛繁複雜的現實，這是你創作上另闢蹊徑的必要準備，超越自己的重要保證，你完成自己預期的目標了嗎？你對自己有怎樣的評價？這些散文集結時，為什麼用《思維八卦》作書名？
孫顒：賀先生對我鼓勵多多。坦率地說，那八篇長隨筆，對於我釐清自己的思考，形成較個性化的思維能力，十分有益。我很自豪的是，許多思考被時間所驗證，站得住。寫於金融危機前四五年的《金融的秘密》，關於衍生交易的風險，關於美元特殊地位造成的麻煩，與後來發生的情況相似。為什麼用《思維八卦》作書名，有好多朋友感覺奇怪。他們說，你的思考很嚴謹啊，一點也不八卦。其實，我正是反對把古人的「八卦」理念，關於天地人關係的思辨，用來演繹和指代家長里短的七拉八扯。單講那符號，長線短線，構成了巨大的表現能力，以後被歐洲人電報的編碼借用，進一步，啟發了電腦0和1的語言，幾千年前中國古人的智慧何等高超。
王雪瑛：當你完成這批文化隨筆後，你的小說告別了《雪廬》時代，開始了《漂移者》時代。你開始了超越自我經驗的小說時代。你的小說開始面向這個新時代，展開對新時代的發現。塑造這個時代中的新新人類，如《漂移者》中的馬克，《午夜交易》中的外省青年小艾，《拍賣師阿獨》中的阿獨。
孫顒：你說得不錯，當我重新進入小說創作時，我決定與過去熟悉的內容告別，力爭表現當代生活中的新鮮人物。《思維八卦》所思考的大量問題，是我的底氣，我敢於面對當代令人困惑的生活。
王雪瑛：真與假是涇渭分明的嗎？誰可以一生守真，絕不作假？《拍賣師阿獨》（《上海文學》2010年第6期）是一部可讀性很強的小說。真與假，這真是一個值得追問的命題。它是商業運作中無法繞開的問題，也是現代社會人與人關係中的關鍵問題。小說開篇明義直接點明了小說主人公的身份，對於拍賣師這個職業來說，一口真與假，分量越千金。你塑造的阿獨，猶如一張試紙，你將他插入滾滾紅塵，試驗著在熙熙攘攘的利益往來中，他到底可以保持多久的真？他是你對真善美寄予的理想，他也是你對人到底是不是可以完全恪守真的疑問？
孫顒：本世紀恢復小說創作之後，我給自己三條簡單的追求：一、人物新鮮些；二、內涵深一些；三、故事有趣些。這三條要做到，其實不容易，或者說，要符合一般讀者和文學界的不同審美標準，很難。《拍賣師阿獨》，也許多少達到了。發表出版七八年後，還有人努力地在改編電影和滑稽戲。現實生活中，當然有不少追求真善美的人物，否則我們的社會早就垮了，只是他們不被看成主流而已。我相信，幾千年來，哪怕在歷史上最荒唐的年代，人類也不乏堅守文明的一群。當然，阿獨他們，被視為眼下的異類，活得艱難。
王雪瑛：拍賣師阿獨，有人物原型嗎？塑造這樣的人物，可以直擊商業社會的本質問題——誠信，誠信的缺失，虛假的蔓延，你以此為關鍵詞，揭示現代商業時代，價值多元的中國社會的主要問題：「修為無人見，存心有天知」的自律自省還能留存在我們現代人的心中嗎？
孫顒：阿獨，是多個人物的重合。最早的啟示，源於多年前一次訪美，那是我和出版界朋友們的團。有華人富翁請我們吃飯，他是大收藏家。飯後，要我們去看他的藏品。當時，我們明白了，這頓飯，是瞄著我們團里一個藝術家兼藝術品鑒賞專家的。富翁家那一大平層的藏品，足以裝備一家中型博物館，大的如皇帝龍椅、唐三彩之類，小的則是眾多字畫玉器瓷器。我們那位鑒賞專家，看了一兩個小時，不管主人如何眉飛色舞地介紹藏品來歷，只是「嗯嗯嗯」地應付。告辭出門後，我問，你怎麼只有一個「嗯」？他反問，你要我說真話還是假話？說真話，那上億的收藏，除一點瓷器是真貨，其他大部分是假的，我說了，他不跳樓？說假話，我又不願意，所以只能「嗯」。後面，他又詳細講了判斷眾多假貨的理由。我構思此作品有十來年後才動手。
王雪瑛：你在創作談中說，這篇小說難以結尾，我為此苦惱了很久。「當阿獨，決定以自我放逐作為懲罰的時候，我才鬆一口氣，寫下了最後幾段文字。」為什麼？一個執意與「假」劃清界限的文化人，最後為了幫助被騙得傾家蕩產的恩人，不得已也做了假，你對筆下的人物，突破了他自己的底線，感到難以接受？你堅守，誠信是人與人，是健康社會關係的底線。小說讓我想到了蘇童的話，「所有的寫作，最終都一樣，必須用最世故的目光去尋找最純潔的世界。」我感覺對小說而言，尤其如此。你怎麼看？
孫顒：在一次讀者見面會上，善良的讀者表示不滿意《拍賣師阿獨》的結尾。有一位老人說，你把這麼好的人放逐，太狠心。其實，我要的就是這結果，大家同情阿獨的結局，說明世道人心，公理未失。小說不可能解決現實生活解決不了的難題，硬去添歡喜結局，就是虛假。小說能夠讓讀者關注主人公的命運，有所同情，有溫暖和盼頭，就不錯。
王雪瑛：《午夜交易》描寫了一個外省青年小艾，大學畢業後留在上海，青春的熱血在午夜激蕩著，他每天出現在一家代理個人外匯交易的公司，進入屬於他的玻璃空間中，這就是他的工作，夜夜在此參與驚心動魄的全球外匯交易。除去紐約和倫敦的金融市場休市的日子。靠著他的數學和金融的天賦，三十齣頭就已經擺脫了貧窮，獲得了財務自由。然而他辛苦掙來的錢卻被代理公司洗劫一空，他又跌入了命運的谷底。通過他命運的起伏跌宕，小說關注了現代化的城市中新型的職業、青年的命運和心靈世界。對於小說家來說，現代化、全球化不是一個個概念，而是與之息息相關的人物命運。對於作家來說，以虛構的故事和塑造出來的人物，去揭示我們這個時代的內核，這是創作的目標，也是寫作的快感。今後的小說創作中，你還是會關注現代化城市新的脈動？
孫顒：《午夜交易》是本世紀回到小說創作後的第一部。從人物和故事上講夠新，目標是達到了。我不滿意的，還是在小說的結尾，依舊想解決現實中無法解決的問題。我會一直關注新的社會脈動，但是，絕對牢記，不試圖用作品代替生活解決難題。
王雪瑛：代理外匯交易公司總經理捲走全部資金，預示著現實的波詭雲譎，風險隨時會淹沒奮鬥的果實，圍棋老趙的出手相助則顯示著世道人心中還存著溫暖和善意，這也是你對這個飛速變化的時代、現實世界世道人心的理解？
作家二月河說，「我覺得文學應該是寒冷和溫暖都要書寫，因為這個世界上有寒冷也有溫暖，反映這樣一個真實的世界，人們才會感受到你是一個生活在人間的作家。」你怎麼看？
孫顒：進入市場經濟之後，中國人普遍感到的是社會少了溫暖，多了爭奪和欺詐，我承認現實的嚴酷。文學作品表現寒冷是生活的反映。但是，溫暖始終在你的身邊，你可以看到，也可以視若未見，二月河的話在理。朋友批評過我，說我筆下多了點理想，少了點尖刻。我認真思考過這批評，也有意識地增加了對社會負面的關注。我不願意把人生看得過於黑暗。我堅持對人性的分析，一半天使一半野獸。文學作品可以對獸性無情鞭笞，但更要敢於發現和張揚人性中的美。
王雪瑛：《哲學的瞌睡》（《上海文學》2016年第2期）一語雙關，關注了高校的文化生態。從學術大家名師古教授弟子們的不同選擇中，呈現當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形態，是堅守學問，還是經商從政？當然小說沒有停留在人物選擇的不同，而是深入挖掘他們的內心世界，中篇的容量中已經涉及了這些問題，因為小說專註於寫人物，寫出人物的心態和校園的氛圍，讓小說超越了一般的問題小說。小說為什麼選取古教授的女弟子、報社記者的視線來展開小說情節？
孫顒：從藝術結構和作品內涵上講，《哲學的瞌睡》比《拍賣師阿獨》更好些，但是，前者的影響主要是在文化界，一般讀者未必欣賞。作品對當下知識分子的困境，特別是高校知識分子的表現，也是我多年關注的結果。不是在形式上選擇經商或從政，而是知識分子的道德文章、靈魂良心。知識分子的矮化，是民族的危險。你提到一語雙關，很確切，我的意思可能更寬廣些，不僅僅限於高校的文化生態。我的感覺，不該瞌睡的地方，渾渾噩噩的瞌睡蟲太普遍了。至於選取女弟子兼報社記者的視角來展開情節，僅僅是結構的需要。有女作家說，我寫的女記者不夠女性味，也許寫女性是我的弱點。
王雪瑛：校園生活相對而言是平穩有序的，而《哲學的瞌睡》以戲劇性的情節來展開小說，哲學家古教授在他的八十五壽辰即將到來之際，在學校準備慶祝他從事教學和科研六十周年，舉辦國際學術論壇即將揭幕之時，卻選擇離家出走。小說在戲劇性的衝突中塑造人物，重點刻畫了古教授和他的兩個大弟子，一個是選擇從政，成為校長的莫名，一個是堅守學術研究，成為德國著名大學的教授郭文，還有就是小說的敘述人「我」，報社的女記者。這四個人物從不同性別、不同職業、不同個性與為人，構成了對比的關係，豐富的人物層次，在有限的中篇構架中，涉及更開闊的生活維度，展開了你對知識分子的認識和塑造。請說說，你對這些人物的看法。
孫顒：你說校園生活平穩有序，是我們的理想。1982年從華師大畢業時，我的第一志願是留校，原因自然是喜歡大學裡的書卷氛圍。後來，因種種原因，我不得不離開母校，這是我長遠的遺憾。現在的大學，比之社會上的官場、商場，也許依舊比較簡單，但是，已經離我們的期望相距甚遠。你說它秩序井然，恐怕表面成分多些，學生們依然是到點去教室聽課，老師依然是準時踏上講台。從深處說，學生求學的純真，老師教學的無私，與我們在校時，很不一樣了。我一直想寫一部反映知識分子在商業大潮中異化的小說，苦於找不到合適的角度。《哲學的瞌睡》，是我醞釀很久，構想出的框架。有人問，你為啥不寫《中文的瞌睡》，拿我們哲學開涮。我得聲明，我對哲學非常尊敬，歷來崇拜。但是，我需要一種形而上與形而下的強烈對比，拿哲學說事比較合適。因此，古教授與他的兩個大弟子，是結構的必然。其中，最讓我費心思的，是古教授的活動，正面表現優秀老教授的作品不少了，很容易寫得一般或蒼白。小說結尾，古教授似乎妥協、實質並未妥協的瞌睡，自我感覺是構思時的得意之筆。至於莫校長，這種知識分子出身而在官場中忘乎所以的蛻變角色，並不鮮見，我沒有刻意渲染他的劣行，而著力於他內心晦澀的表現，也是想區別於一般的暴露官場的作品。第一人稱的女記者，寫女性，非我所長，但增加色彩，古教授的弟子們，清一色男子漢，似乎枯燥，何況也不符合當今文科中性別比例的現狀。
王雪瑛：知識分子是你的小說創作中關注和塑造的重要形象，你的長篇小說中塑造了幾代知識分子的形象，涉及了不同的歷史時期的中國知識分子，而《哲學的瞌睡》中，你重點聚焦於當代知識分子，通過這些人物的塑造，體現了你對當代知識分子的剖析。當代知識分子的價值取向、心靈歷程，標識著當代人的心靈世界和精神內涵，在以後的創作中，你會重點關注吧？
孫顒：關注知識分子題材，與我的生活經歷相關。除去下鄉當知青的十年，我的主要生活場景，一直與知識分子有關。從小是家庭家族的影響，大學之後，是在出版圈和文學圈工作。與家族有關的故事，我在上世紀末的三部長篇小說里大體寫過了。最近，我寫當代人生活的幾部中篇，以知識分子為主要對象的，是《拍賣師阿獨》和《哲學的瞌睡》。前一篇，似乎是知識分子中的另類，但確實是商業大潮中很值得關注的部分。文化收藏，文人歷來所好，眼下商業價值巨大，情況肯定變得複雜，《拍賣師阿獨》發表多年了，一直沒有被忘記，今年還有人想改編為滑稽戲。比較而言，《哲學的瞌睡》，更加符合知識分子題材的常規。今後，我還會繼續寫知識分子的生活，但是，一定要找到比較特殊的人物和故事，才會動筆，以免重複自己前面的作品。
王雪瑛：有評論家指出，中國當代小說應該是屬於世界文學的組成部分，因而在人類性、民族性、審美性上如何契合全球化語境，也是作家不得不深入考慮的問題。你對這些問題怎麼看？
孫顒：中國經濟已經匯入世界大潮，文學似乎也必然如此，自我欣賞，自己玩自己的，顯然不可能。但是，你不得不承認語言的障礙很大，至今，中文的翻譯，主要是文學語言的翻譯，還是艱巨的課題。好在年輕一代的學者和作家，通幾國語言的越來越多，西方人學中文的積極性也日益增加，以後的情況會越來越理想。至於各方面如何切合全球性語境，是雙方面的問題，我們需要全球視野與胸懷，海外也需要理解中國文化的特別意味。其中的關鍵，是要有更優秀的中國作品來吸引普遍的讀者。在《百年孤獨》等一批作品出來之前，對拉美文學的熟悉與閱讀，肯定也不是大眾的事情。
王雪瑛：你不同於專業作家，先後擔任過出版部門和上海市作協的領導工作，同時始終堅持文學寫作，你身處社會實踐的一線，在被工作佔用大量時間的同時，也獲得了在工作中認識現實、觀察社會的各種機會。你的小說有著開闊的視野和鮮活的現實。這樣的人生經歷對你的寫作有著直接而重要的影響，是不是成為你拓展自我經驗，積累素材的方式？而拓展經驗、認識經驗、處理經驗的能力，意味著一個作家的創新能力，持續創作的能力？
孫顒：因為工作而不能全身心投入創作，實在是很苦惱的事情。我安慰自己，工作可以提供別人難以直接觀察到的問題的機會。我常常在晚上寫一千多字，不敢多寫，因為明天一早要上班。這個進度寫長篇，真是苦。我被迫養成想多寫少的習慣。在落筆前，要寫的東西，我已經想得很熟悉了。
當然，我處於社會實踐的一線，經常處理比較複雜的問題，主要是各種人與事的矛盾，對人物命運及其性格脾氣的觀察了解相對深入，這對於寫作自然不無好處。麻煩也有，像《哲學的瞌睡》出來，若干朋友問，那個大學校長原型是何許人？哪有原型，僅僅是對眾多從政的知識分子做了抽象概括而已。
王雪瑛：這說明你人物塑造得逼真。有評論家指出，如何書寫現實，如何找到揭示現實和疑難的方式，這是當代作家面臨的困境和挑戰。從你的近作《哲學的瞌睡》《不可逆》來看，你以中篇小說的方式直面現實，直面當代人在時代轉型期的人生狀態。中篇小說適合你與轉型的時代短兵相接，捕捉和傳遞時代的氣息？
作家常感嘆短篇之難：在一個逼仄的空間里，講好一個故事不易。中篇是不是從容些，寫好一個中篇的挑戰是什麼？
孫顒：我曾經想以長篇直面現實生活，也做過若干嘗試。可以寫，但很難，做得好更是異常吃力。中篇小說似乎不苛求歷史的深度，生活場景的廣度也可隨意，因此適合表現比較貼近的時代。短篇，當然也是表現當下的好形式，那就看你選擇的題材和角度，究竟適合中篇還是短篇。我給自己的標準，包括人物、故事和內涵這幾個方面，寫短篇往往不容易充分展開，所以我寫中篇順當些。如果碰到特別精緻的構思，我還是會寫短篇，最近手頭未完成的作品正是短篇。
寫中篇小說的挑戰，我最近的感受，尤其是收場。《拍賣師阿獨》《哲學的瞌睡》和《不可逆》，最不容易寫好的是結尾，結尾要畫龍點睛，要餘音繚繞，實在煞費苦心。
王雪瑛：現代高科技的發展快速地更新著現代人的知識結構，也挑戰著作家的知識結構，影響著作家對人與未來的思考和認識。劉慈欣的《三體》獲得世界科幻最高獎項雨果獎，引發了讀者對科幻文學的關注，你對科幻作品或者對高科技含量的文學作品關注嗎？
孫顒：我沒有寫過科幻小說，但是，我一直是跟隨新科技前進的。《門檻》中的故事，涉及基因科學的前沿，《縹緲的峰》對黑客和反黑客的問題做過相對深入的了解。我的長篇隨筆《發現的秘密》集中講科學發現的難題。可以說，我一直喜歡科學知識，閱讀相關書刊也不少。我覺得，當代作家，特別寫當代社會，難以迴避科學的長足發展，同時也不能忽視科學飛速發展可能帶給人類的麻煩。
王雪瑛：在《人機相較，價值觀是優勢》一文中，韓少功以幽默的口吻，探討著互聯網時代的重要命題，當化身為Master的人工智慧，完勝當代人類圍棋高手的時候，高度發展的人工智慧將如何影響人類的未來？將對文學和寫作造成怎樣的衝擊和影響？
孫顒：生命的世界，是非常複雜而自然的體系。優勝劣汰，是保證其豐富性和不斷進化的基本法則。用非自然的辦法，干預其進化，導致的結果，可能比我們可以想像的要嚴重得多。
我是圍棋愛好者，對人機大戰當然會關注。我知道，在圍棋規則不改變的前提下，機器戰勝人類的趨勢難以阻擋，因為它不但有遠遠快於人腦的思考分析速度，而且精確，不會犯錯，即使是圍棋職業高手，在整盤棋中不犯錯的概率也極小。你注意到，我加了個「圍棋規則不改變」的前提，因為一旦改變，機器就要重新學習。這個事實說明，機器所有的本事，來自學習人類已經做過的事情。人類尚未做過的，它就得等人做了以後再學習。所謂的大數據採集，必須是對已經有的東西的採集，所謂推理，也需要在已經驗證過的邏輯基礎上進行。機器再聰明，完全「無中生有」的事情，似乎還做不到。我注意到，關於圍棋機器人的升級，最近的媒體報道，它的學習能力大大提高，已經可以不依賴人類曾經獲得的經驗。我反覆思考，尚不能贊同媒體宣傳的意思。在我看來，它還是在人類劃定的框架內活動，僅僅因為它的計算速度大大快於人腦，所以它可以涉足人類來不及探索的範式。說它可以離開人的大腦的創造力的拐杖，是高看了它。文學的最高境界，是創造，「前不見古人，後少有來者」的作品，那才是佳作。因此，我不擔心人工智慧可以完全取代作家，它大約可以在流水線生產的文字製造方面部分代替人腦，這是我的基本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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