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國寶」：唯一一位女性諾貝爾科學獎得主

ChristianeNüsslein Volhard（1942年10月20日出生）

撰文 | 劉海坤

責編 | 李 娟

緣 起

2018年2月1日，我收到一封來自歐洲分子生物學組織（EMBO）現任主席Maria Leptin 的邀請信，邀請海德堡獲得歐洲研究理事會（歐洲十年前建立的重要基金組織）研究基金的人出席晚宴，歡迎歐洲研究理事會主席率團3月1日訪問海德堡。信里特別註明的一行信息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們很榮幸的宣布，Christiane（Janni）Nüsslein-Volhard（克里斯蒂亞娜?紐斯林－福哈德）教授已經同意做晚宴報告。」

平常閱讀文獻和科學史料，我對紐斯林－福哈德的研究領域非常有興趣，她本人是諾貝爾獎獲得者，我個人認為她的研究影響遠大於大多數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獲得者。我之前有機會聽過她的幾次報告，但於大多數科學家而言，能在晚宴上聽她做報告有著巨大的吸引力。

晚宴舉辦地是卡爾王子宮酒店（Prinz-Carl-Palais），是曾經來海德堡訪問的歷史名流（歌德，馬克?吐溫，俾斯麥，茜茜公主等）的聚餐地。當晚，最亮眼的明星無疑是年近76歲的紐斯林－福哈德，她將近一小時漂亮而深刻的科學報告幾乎讓人忘記享用美食。可貴的是，她的報告思路清晰，工作原創性十足，她一直列席晚宴至深夜而不見疲態。在報告開場白中，她道明了為何接受邀請，因為去年有幸拿到了ERC研究基金的支持，得以繼續維持自己在馬普圖賓根發育生物學研究所的研究組，而這之前她本來已經不得不退休。

紐斯林－福哈德在做晚宴報告

報告開場，EMBO 主席Maria Leptin簡短回顧了被視為德國國寶的紐斯林－福哈德的研究生涯……

興趣驅動的科學啟蒙

紐斯林－福哈德1942年10月20日出生於二戰中的德國，在父母五個孩子里排行老二。父親是建築師，母親擅長藝術，祖父是法蘭克福醫學教授。紐斯林－福哈德在法蘭克福南部長大，家裡有一個大花園，附近就是森林。

戰後的德國物質匱乏，紐斯林－福哈德的父母十分能幹，他們給孩子們手工製作了很多玩具和書籍，也教會孩子自己縫製衣服。她的父母對於孩子們的事情時常表現出很大的興趣。她還記得和父親討論歌德的學術論文，對她的發展有著積極影響。父母都擅長音樂和繪畫，這也影響了她的兄弟姐妹，他們後來的工作很多都和音樂藝術相關。而紐斯林－福哈德對居住于海德堡的外婆（Lies Haas-M?llmann）印象尤其深刻，因為外婆是一位非常有天分的畫家，對紐斯林－福哈德也有很大影響。不過親近大自然的她從小喜歡生物學，自稱12 歲就決定成為生物學家。之後她也是家裡唯一的科學家。

紐斯林－福哈德的中學成績一般，對學業不甚上心，經常不完成家庭作業，其自我評價為懶惰。她的高中老師在畢業評語中寫道：「紐斯林－福哈德的天賦不錯，但她的表現完全取決於興趣。對不感興趣的學科，她表現出經年累月的懶惰；對感興趣的學科，她的表現遠遠超出了學校的要求標準。總的來說，她的天賦高於平均，有強的批判性思考和判斷能力，並且有獨立從事科學工作的才華。」這種評價對她來說可以接受，而且事後看來竟非常準確。（另外一個有名的中學老師評價諾貝爾獎得主學生的例子是2012年諾貝爾獎獲得者約翰?戈登，曾被中學生物學老師認為其不可能成為科學家）。總體表現一般的她，一直對生物學有著極大興趣，閱讀了大量關於動物發育和行為的書籍，中學畢業報告的題目是《動物的語言》。

中學畢業後，紐斯林－福哈德進入法蘭克福大學修生物系、化學系和物理系的課，但她馬上發現自己並不喜歡大學的課程。1964年夏天，圖賓根大學開設了當時德國唯一的生物化學講座系列，紐斯林－福哈德赴圖賓根參加了這項課程，接受了全面的生物化學訓練。那是德國最早涉及分子生物學的課程。

自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發表DNA雙螺旋結構以後，分子生物學進入快速發展期，1960-70年代，正是中心法則被不斷完善和廣泛接受的時代。以Heinz Schaller（1932-2010）為首的科學家，在德國較早開設了分子生物學課程。紐斯林－福哈德感受到分子生物學的魅力，決定跟隨Heinz Schaller做博士研究。

師從Heinz Schaller

Heinz Schaller是分子生物學和病毒學（特別是乙肝病毒）研究領域的權威，曾獲得病毒學領域最高獎項羅伯特·科赫獎（Robert KochPrize）。他發現了乙肝病毒複製機理，參與測定乙肝病毒序列，是乙肝疫苗研發得以實現的關鍵科學家。他最早在圖賓根教授分子生物學，之後和Herman Bujard （Tet On/Off 系統發明人）在海德堡大學建立了德國第一個分子生物學中心（ZMBH）。之後歐洲分子生物學實驗室（EMBL）選址海德堡也與此有關。

Heinz Schaller育人有方，培養的學生里有像紐斯林－福哈德一樣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也有羅伯特·科赫獎和拉斯克獎（Lasker Prize） 獲得者、海德堡大學和德國癌症研究中心教授、治癒丙肝病毒感染的Ralf Bartenschlager, 還有克隆了生長激素基因和很多神經遞質及受體基因的神經科學家、海德堡馬普分子醫學所長Peter Seeburg（1944-2017）。另外，Heinz Schaller注重臨床轉化研究，是著名醫藥公司Biogen的共同創始人。他身家頗豐，但與夫人、神經科學家Chica Schaller決定，將錢悉數捐出，成立了以他們名字命名的基金會，專註於支持青年科學家的發展。筆者有幸獲得該基金會的2014年青年科學家獎。

師從Heinz Schaller是紐斯林－福哈德職業生涯重要的一步。她是Heinz Schaller的第一位博士生。她回憶說，Heinz Schaller更像化學家，非常注重實驗中定量及完成反應。她的博士論文是現在實驗室常用的分子生物學實驗：純化RNA聚合酶並確定其在DNA上的結合位點，繼而研究基因啟動子的結構。這項工作在《自然》雜誌發表。

不過，這篇論文中，紐斯林－福哈德是第二作者。多年後接受《紐約時報》記者採訪時，她說這與當時學術界女性地位相對較低有關，雖然論文的大部分工作由她完成，但導師勸說的理由是另外一位男同事因職業發展更需要文章。儘管之前歐洲出現過瑪麗·居里、Emmy Noether等卓越的女性科學家, 但在1970-80年代，女性的科學地位依然很低，被認為不適合從事科學研究。當時西德大學教授席位里女性的比例低於5%，大學生女性數量約30%，低於東德。

轉向發育生物學

那時候，重組DNA技術剛剛興起，但紐斯林－福哈德和很多同事對該領域的發展有所疑慮。Heinz Schaller的另一個學生Peter Seeburg則非常看好該領域並投身其中，以其獨特風格成為基因泰克公司和神經科學界的風雲人物。紐斯林－福哈德的興趣還是在生物學本身，而非方法上偏重化學反應的分子生物學。

當時，圖賓根剛剛建立了FML研究所（Friedrich-Miescher-Laboratory），其中Alfred Gierer的實驗室以再生能力極強的水螅為模型研究發育，並提出了非常有趣的「發育因子梯度調控發育」的理論。紐斯林－福哈德覺得這非常有意思，開始大量閱讀發育生物學的相關文獻和書籍。

發育生物學源遠流長，是生物學的基本柱石學科。生物是如何由一個單細胞嚴格有序地發育出互相協調的器官、並組成具有複雜行為的個體是生物學研究的終極問題。發育異常也是人類疾病的成因之一。該學科的發展歷史波瀾壯闊，並衍生出了後來熱門的信號傳導、表觀遺傳學和幹細胞生物學。（具體相關中文擴展閱讀可以參看饒毅寫的《胚胎誘導》和拙文《饒朱之辯背後的終極科學問題》）

發育生物學史上的一次高峰，是Hans Spemann為首的德國科學家的胚胎誘導實驗提出的「組織者效應」。德國有著雄厚的研究發育生物學的學術傳統，當時分子生物學的研究工具開始逐漸健全，二者交叉是必然趨勢。紐斯林－福哈德在閱讀發育生物學文獻的時候，被同在FML的Friederich Bonhoeffer的一項工作吸引：以大腸桿菌為模型，通過大規模的遺傳篩選，尋找調控基因複製的重要因子。紐斯林－福哈德意識到了遺傳篩選的巨大潛力，開始尋找可以研究發育遺傳的動物模型。很快，她找到了果蠅。

果蠅做為遺傳模型被托馬斯·摩爾根(1866-1945，1933年諾貝爾獎得主)及其子弟發揚光大，但摩爾根學派以分析成年果蠅為主。歐洲當時用果蠅來做發育的權威當屬瑞士巴塞爾的Walter Gehring（1939-2014），他的重要貢獻是克隆和命名重要體節調控基因同源框基因（Homobox），被紐斯林－福哈德和Eric Wieschaus稱為過去40年里最有影響力的發育生物學家之一。

1972年，Walter Gehring在巴塞爾建立了歐洲第一個果蠅基因文庫。1973年，紐斯林－福哈德在弗賴堡的會議上遇到Walter Gehring，鼓足勇氣和他討論關於果蠅發育雙尾突變體（Bicaudal，胚胎表型為無頭，兩端互成鏡像的尾端結構）的問題，並詢問了去巴塞爾做博士後研究的可能性。1975年，紐斯林－福哈德拿到EMBO的長期博士後研究獎學金項目，來到了巴塞爾。

巴塞爾的博士後研究時光

巴塞爾那段時光對於紐斯林－福哈德來說非常令人難忘，她終於可以做自己夢想的研究，那是她第一次國際研究經歷。Walter Gehring的實驗室聚集了很多慕名而來的國際學者，包括紐斯林－福哈德的長期合作夥伴、同獲諾貝爾獎的Eric Wieschaus（艾瑞克·魏肖斯）。

魏肖斯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曾師從耶魯大學果蠅遺傳學者Donald Poulson。不同於摩爾根學派的成年果蠅表型分析，Donald Poulson另闢蹊徑地描述了果蠅胚胎的發育過程，並最早鑒定出胚胎表型異常的果蠅突變體（Notch）。魏肖斯在耶魯大學接受了頂尖的果蠅胚胎髮育的基本訓練。博士第二年時，他為了躲兵役而到達瑞士，跟隨Walter Gehring從耶魯到巴塞爾，強化了果蠅胚胎髮育研究的訓練。

紐斯林－福哈德到達巴塞爾時，魏肖斯還有兩個月畢業。勤學好問的紐斯林－福哈德如饑似渴地向魏肖斯及其他同事學習果蠅胚胎技術，結下了深厚的友誼。魏肖斯離開巴塞爾之後在蘇黎世做博士後研究，繼續研究果蠅的發育，同時保持和Walter Gehring實驗室的合作。

紐斯林－福哈德的博士後研究生涯還算順利，她沒有過多介入實驗室的主流基因克隆工作，而是對經典的果蠅雙尾突變體Bicaudal進行了深入分析。她勇敢嘗試了一次小規模的遺傳突變體篩選，試圖獲得類似Bicaudal突變表型的果蠅。該工作的工作量大，表型複雜，最後找到了產生類似雙尾突變體表型的一個新突變（Dorsal）。她後來表示，Bicaudal基因是她嘗試過的最難做的基因。主要是因為該突變體表型複雜，作為遺傳篩選的目標比較有挑戰。這項研究經歷為她之後研究更容易分析的突變表型打下基礎。而且，她優化了快速收集果蠅胚胎和胚胎透明化技術，對於日後開展大規模的遺傳篩選是非常實用的。值得一提的是，Walter Gehring當時也被認為曾質疑女性的科研能力，不知道是否對紐斯林－福哈德的職業發展有所影響。

在EMBL開始工作

同一時期，歐洲生物學界發生了一件大事。1971年，經過雙螺旋之父詹姆斯·沃森與弗朗西斯·克里克、Sydney Brenner及John Kendrew等科學家長期不懈地努力，歐洲主要大國最終同意在海德堡建立歐洲分子生物學實驗室（EMBL），並由1962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John Kendrew出任第一屆主任。EMBL主要關注分子生物學新技術和新工具的研發及其在歐洲的普及，這個定位到現在對EMBL的發展仍有影響。

1977年，紐斯林－福哈德結束博士後研究之後，曾試圖申請EMBL研究組長的工作，遭到拒絕，理由是不具備負責整個研究組運作的能力。陷於職業生涯困境的她不得不去弗萊堡繼續做了一年博士後研究，仍然是研究果蠅發育。

1978年，John Kendrew通知紐斯林－福哈德和魏肖斯，邀請他們到EMBL共同運作獨立研究組。兩位都很開心地接受了這個工作。但沒人透露過EMBL決定招募兩人到海德堡工作的決策過程和原因。興緻滿滿地來到位於海德堡王座山上的EMBL，等待他們的是一間非常小的共用辦公室以及共有的技術員。於是，原本計劃獨立開展研究的二人決定開始同一個課題，即通過遺傳篩選尋找調控果蠅發育的關鍵基因。

發育生物學的困境

二十世紀初，在Hans Spemann學派的胚胎誘導工作的基礎上，發育生物學建立了胚胎髮育的基本描述及可操作性。動物胚胎髮育的共性表明整個發育過程是受嚴格調控的，但調控機制不明。Hans Spemann的老師Theodor Boveri 於1902年發現，如果染色體丟失會導致細胞分化能力受損，揭示遺傳物質參與調控發育。

而Spemann之後的發育生物學一方面純化「組織者」失敗，另一方面則陷入無共用模型的困境。學者們各自選擇五花八門的動物用於胚胎髮育的描述性研究。曾有發育生物學家提出有意思的發育理論假說，比如Lewis Wolpert的法國旗模型（The French Flag Model），認為決定胚胎基本模式的可能因素，是胚胎髮育過程中分泌性的形態建成因子的不同濃度梯度。此假說為弗朗西斯·克里克所推崇。但是，此種形態建成因子的本質是什麼？這與「組織者」一樣令人無從下手，發育生物學陷入了集體的困境。

1965年，以有遠見卓識著稱的詹姆斯·沃森提出，是否可以開始用分子生物學的手段解決胚胎髮育的問題。但除了上文提出的零星的幾家實驗室，沒有人進行系統的嘗試。之後，Leland Hartwell（1970）和Paul Nurse（1975）的酵母突變體遺傳篩選研究取得了突破性進展，鑒定出了細胞周期的關鍵調控基因（獲2001年諾貝爾獎），初步顯示出遺傳篩選技術在揭示生物現象基因調控機理方面的極大潛力。問題在於，該方法可否用於鑒定發育相關的調控基因？該使用什麼動物模型來做？線蟲還是果蠅？事實上，基因是否能夠系統地控制發育進程這一問題也沒有確定答案。而且，「模式生物」這個如今人人皆知的概念在當時是不受認可的。發育的表型複雜多變，開展這樣的實驗，超出了絕大多數人的理解能力，需要超出常人的勇氣和能力，紐斯林－福哈德和魏肖斯在EMBL的遭遇驗證了這一事實。

「海德堡篩選」傳奇

紐斯林－福哈德和魏肖斯頂著壓力，選擇果蠅胚胎作為模型，開展了大規模的遺傳篩選工作。經過摩爾根之後半世紀的發展，果蠅作為遺傳模型有其獨特優勢，只有四對主要染色體的果蠅基因定位非常簡單。果蠅的飼養和繁殖也相對容易（北京大學饒毅教授在美國讀書時曾經帶著果蠅邊旅行邊做實驗）。此外，Edward Lewis在1968年建立的化學試劑EMS（甲基磺酸乙脂）誘導基因飽和突變方法已經非常成熟。憑藉之前的研究經驗，二人設計了簡潔易辨的分析指標，用果蠅幼蟲進行突變表型的分析。

果蠅的幼蟲期發育很快，從受精卵開始2-3小時一個合胞體內經過13輪高度同步化的核分裂出現6000個細胞核（與一種神奇的真菌類似），然後會進一步經過一個細胞化（Cellularization）過程轉變成單個細胞並開始分化。本文提供的錄像是EMBL的科學家用現代顯微鏡技術記錄的果蠅細胞化完成後發育至幼蟲的過程，如此複雜而有序，著實令人驚嘆。果蠅幼蟲在發育24小時就出現了複雜的分段結構，這些分段結構分別對應了胚胎髮育的各個部分。「海德堡二人組」決定用胚胎表層的角質層顯示的分段作為主要分析指標，輔以腹背及前後極性等容易分辨的表型，來判斷一個基因突變是否影響發育。這些表型對於他們可謂得心應手。

設計得好，實驗進展就比較順利，二人（加上一個技術員）很快就建立起了將近兩萬七千個果蠅突變體自交系。當回顧那段時光，他們稱最開心的就是坐在顯微鏡旁比賽誰先看到一個新的突變表型，據說二人有一個秘密的比賽結果的清單。讓他們驚訝和欣喜的是，經過層層篩選，他們發現只有580個突變體出現了胚胎髮育異常的狀況，而這580個突變體對應了139個基因（因為飽和突變的策略）。整個篩選過程只有三年時間（中間又有博士後加入團隊），期間他們也驗證了已知造成發育異常的突變體，證明了篩選的有效性。通過進一步對突變體表型的聚類，可以把這些調控發育的基因分為幾個大類，從而進一步建立了基因調控發育的基本範疇。1980年，二人在《自然》雜誌發表了第一部分篩選結果，之後的結果也被陸續整理髮表。二人稱這次篩選為「海德堡篩選」，稱這139個基因為「海德堡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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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海德堡篩選」第一篇論文發表在《自然》雜誌,圖為同期雜誌封面，中間為正常的果蠅胚胎，兩側為兩個突變體。

看起來複雜有序的神奇胚胎髮育過程可以被追根溯源到只有139個基因，籠罩在發育生物學領域的濃霧轉眼散去，呈現出一個個閃閃發光的生物學金礦等待挖掘（比如這些現在生物醫學界閃亮的名字Notch, Wnt, BMP, EGF, Hedgehog……）。紐斯林－福哈德對生物學問題長期不懈的追問得到了巨大的智力回饋，調控發育過程的基因之謎因此被揭開。

但是，這項可以入選生物學史上最經典實驗之一的工作，並沒有得到EMBL同事們的認可，讓兩人感覺到非常鬱悶。二人在和沉迷於技術研發的同事交流時，往往感覺是在對牛彈琴。類似的情況在他們參加學術會議時也有發生，二人的牆報得到的大多是沉寂的反應。後來，紐斯林－福哈德非常驕傲地表示：這個實驗在當時世界上只有他們兩個才能完成！這樣的成果在生命科學史上如果像突變那樣消失，生命科學的發展會滯後成什麼樣子呢？

不過，之後學術界還是做出了正確的反應，成百上千家從事基因克隆的實驗室開始克隆「海德堡基因」，而對於研究哺乳動物的人來說，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克隆「海德堡基因」在小鼠里的同源基因。基因和發育的水乳交融讓發育生物學進入前所未有的迅速發展期。之前的「組織者」及「形態建成因子」等神秘因子從基因水平上得到解密。後來，技術上更先進的遺傳篩選並沒有顯著增加新的調控發育基因的數量，可以說「海德堡篩選」把調控發育的重要基因幾乎一網打盡。

進一步研究發現，很多「海德堡基因」也是細胞信號傳導通路的主要介導者（如前文列出的Notch, Wnt, BMP, EGF, Hedgehog），信號傳導很快成為熱門領域。讓「海德堡二人組」驚訝地是，很多基因後來被證明是參與癌症、神經系統疾病、遺傳病等人類疾病發生的重要基因，有一些已經成為藥物的重要靶點。此項研究的影響滲透力之強在生物史上鳳毛麟角。

通過這項實驗，學術界深深體會到了「模式生物」的巨大威力，果蠅作為遺傳學的百年「模式生物」地位從此屹立不倒，這也導致了小鼠、線蟲、擬南芥、斑馬魚等新的「模式生物」的出現。大規模遺傳突變篩選成為了探索基因調控現象的強有力方法。這些後續的巨大影響遠遠超出了二人實驗之初的預期。

不過，遺憾的是，有了大規模RNAi和CRISPR工具後，基因組水平大規模篩選的論文絕大部分變成無人問津的數據論文，對推進科學發展的作用幾乎可以忽略，科學問題選擇的重要性可見一斑。另外，包括「海德堡二人組」在內的學術界黃金搭檔（沃森和克里克，居里夫婦，Joseph Goldstein和Michael Brown，楊振寧和李政道）的例子，似乎也提示著有位可以促膝而談的學術搭檔是多麼重要又幸運的事情。

1979年, 紐斯林－福哈德和魏肖斯在EMBL(圖片來自Ann rev cell dev bio, 2016 32:1-46)

無尾（Tailless）的「尾聲」1

因為EMBL的環境不是非常理想，魏肖斯在論文發表之前，就在普林斯頓大學找到了教職並任職至今。雖然EMBL同意再給紐斯林－福哈德三年的工作合同，她並沒有接受，而是去了博士研究時的城市圖賓根，在馬普從青年教授做至發育生物學研究所所長直到現在。

紐斯林－福哈德在職業生涯早期曾短暫結婚後離婚，沒有孩子，紐斯林是前夫姓，福哈德是本姓。離婚後因已經用此名發表論文就保留至今。福哈德家族很大，她有30多個表親，大多生活在法蘭克福和海德堡附近。魏肖斯到普林斯頓後與在蘇黎世遇到的果蠅發育學者Trudi Schüpbach結婚，育有三女。

1995年，紐斯林－福哈德、魏肖斯和Edward Lewis被授予諾貝爾獎。Edward Lewis研究的是果蠅雙胸突變複合體，於1978年在《自然》發表的論文里提出了相關發育模型。有趣的是，1991年，有諾貝爾獎風向標之稱的Lasker獎只頒給了紐斯林－福哈德和Edward Lewis。

在科學巨星雲集的諾貝爾獎大國德國的歷史上，紐斯林－福哈德是至今唯一的女性諾貝爾科學獎獲獎者。她的工作的重要價值再加上傑出女性科學家的稀缺，讓沒有很強諾貝爾獎情結的德國民眾視其為德國的國寶。

令人絲毫不意外的是，對生物學有強烈興趣而又想法獨到的紐斯林－福哈德，並沒有停留在「正常的」研究生涯，比如像魏肖斯一樣繼續分析果蠅發育基因、解析發育機理。在一片懷疑和嘲諷中，她在職業生涯後期又來了一次華麗轉身：開始用斑馬魚做遺傳篩選，研究無人問津的動物皮膚的圖案。

在筆者參加的晚宴報告里，她提到自己的研究組從基本的細胞形態和分類做起，一步步做到了大規模遺傳篩選及單細胞在體譜系的高精度示蹤，最終提出了斑馬魚體表顏色圖案形成的分子調控模型。該研究的原創性再一次讓人嘆服。

更讓人驚嘆的是，主持人Maria Leptin還提到，紐斯林－福哈德還是廚藝大師，除了出版科普書，還出版了一本做菜的書。到海德堡的前一天，她還剛剛開了一場音樂會。據說她的畫也很不錯。她還建立了一個私人基金會，專門支持有孩子的青年女科學家……

傳奇還在繼續時，我們可以暫且回頭看看：紐斯林－福哈德的研究生涯由強烈好奇心驅動，在求知的征途上，她沒有被時髦的科學分散注意力（分子生物學，基因克隆），也沒有被發育生物學所處的困境嚇倒，而是以古典英雄主義式的大規模篩選實驗拯救了整個發育生物學領域。

德國科學家在發育生物學史上的地位變得無比輝煌，無人爭鋒。紐斯林－福哈德的研究工作是在當時的學術界對女性科研能力普遍歧視的環境下完成的。我們無需近距離了解她的個人性格，也可以感受到她強烈的魅力。我們甚至無需聽她講解生物學之魅力，因為那種強大而外顯的探秘自然基本原理的驅動力，一直伴隨著她與眾不同的人生的每一個選擇。

在諾貝爾獎晚宴上，紐斯林－福哈德引用了德國文豪、大科學家歌德的詩句（出自詩歌Die Metamorphose der Tiere，動物的變態），請允許我試作翻譯，將其作為本文結尾：

Alle Glieder bilden sich aus nach ewgen Gestzen

und die seltenste Form bewahrt im Geheimen das Urbild

天生萬物兮，亘古一理

世有異型兮，留本存元

註：1. Tailless是紐斯林－福哈德和魏肖斯鑒定出的調控發育的139個基因之一，後來筆者實驗室發現小鼠和人的同源基因調控腦瘤發育。

註：2 .詩句大意指所有的動物的發育及構成是遵循統一的內在規律的，而最罕有的動物形體上可以揭示這些原始的規律。詩句驚人的契合了紐斯林－福哈德用果蠅突變體的表型揭示動物發育規律的工作。

致謝：感謝北京大學饒毅對本文的反饋意見

參考資料

1.Eric Wieschaus1 and Christiane Nüsslein-Volhard, The Heidelberg Screen for Pattern Mutants of Drosophila: A PersonalAccount. Ann rev cell dev bio, 2016 32:1-46

2.https://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medicine/laureates/1995/nusslein-volhard-bio.html

3.http://www.nytimes.com/2006/07/04/science/04conv.html

4. Eric Wieschaus1 and Christiane Nüsslein-Volhard. Walter Gehring(1939-2014). Current Biology 24:632

5.紐斯林－福哈德發表文章鏈接http://www.eb.tuebingen.mpg.de/research/emeriti/research-group-colour-pattern-formation/publica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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