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最新版教科書關於「武王伐紂」的表述

文 | 楊津濤

現行七年級初中歷史教科書，在第4課《早期國家的產生和發展》中講到「武王伐紂」這段歷史時，是這樣說的：

「商紂王……對外征伐，耗費國力，同時修築豪華宮殿，對百姓徵收繁重的賦稅，還施用酷刑，殘害人民。」「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聯合各地勢力，組成龐大的政治聯盟，與商軍在牧野決戰，商軍倒戈，周軍佔領商都，商朝滅亡。」

在該課的「課後活動」中，還有一道思考題：「總結一下，夏、商、西周三朝滅亡的共同原因。」參考教材中「桀不修德行，統治殘暴」、「周厲王與民爭利」等其他相關描述，該思考題所問及的「共同原因」，顯然指向了「統治者腐敗、殘暴，引致人民反抗」這樣一個答案。

但甲骨文及先秦史籍所見的商周鼎革，並不是教科書呈現的這種面貌。

商、周本為世仇

1、商君武乙褻瀆周人信仰，在周地神秘死亡

司馬遷在《史記·殷本紀》中，記下一個傳說：商朝國君武乙曾經褻瀆周人信奉的天神，後來武乙在「河渭之間」打獵時，被雷擊而死。所謂「河渭之間」，即黃河和渭水間，是周人統治的核心地區，武丁死在這裡，意味著是受到周人所奉天神的懲罰。

對於這個傳說，現在的學者大致有以下兩種解釋：

一是從信仰上看。如日本學者、文字文化研究所所長白川靜認為：

「對天的信仰為周人所固有……武乙的傳說是對這個信仰的挑戰，侮辱天神的行為，同時就是作為神聖帝王而拒絕了周人的信仰」「武乙僇辱天神的傳說，可視為其宗教糾紛的表現」。

二是從軍事上看。如先秦史學者、中研院院士許倬雲分析：

「文丁的父親武乙獵於河渭之間，遭遇暴雷震死。武乙河渭之狩，未必只為了畋獵，大約也多少有以兵威鎮懾周人以防反側之意。暴雷震死又太古怪，未嘗不可能是其他死因的掩飾。」

無論是以上哪一種情況，商、間早有矛盾，是不爭的事實。

2、周君季歷開疆拓土，被商君文丁所殺

季歷在位期間，周開始開疆拓土。他先是奉商朝的命令，征討西北的鬼方，得到商君武乙的賞賜，古本《竹書紀年》說，

「周王季歷來朝，武乙賜地三十里、玉十轂、馬八疋」。

後來季歷又率軍征討山西地區的戎狄，被商君文丁（武乙之子）封為「牧師」，即諸侯之長。此後，季歷繼續在山西地區開疆拓土，如文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

周人不斷擴充國土，讓商人倍感威脅，文丁遂設法囚禁季歷並殺死了他。

3、紂王囚禁周文王

季歷死後，他的長子姬昌即位（即周文王）。姬昌繼續擴展勢力，並且在商君帝乙二年，發動了一次意在復仇的伐商戰爭。事後，帝乙將妹妹嫁給姬昌，作為安撫。帝乙死後，紂王即位，封周文王為「西伯」，即西部諸侯首領。後來周文王觸怒商紂，又一度被囚禁在羑里。

周文王回國後，維持對商朝表面上的臣服的同時，積極擴張，先後滅了密、黎、邘、崇等諸侯。

共行天罰or解決饑荒？

周武王「替天行道」討伐作惡多端的商紂，此說所依賴的主要資料是《史記》。

按照《史記》描述，周武王組織「孟津觀兵」，其他諸侯都說「紂可伐矣」。武王卻說「汝未知天命，未可也。」直至兩年後，周武王「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疆抱其樂器而奔周。」才遍告諸侯「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打出「共行天罰」的旗號來替天行道。

這段描述在事理上有頗多不可理喻之處。一者，「孟津觀兵」本是為了伐紂，即便只是「軍事演習」也仍形同對商的一種政治挑釁；二者，周及諸侯之軍群集孟津本屬不易，人力物力消耗甚巨。周武王解散聯軍的率性做法，對敵人而言，形同給了商兩年的準備時間；對盟友而言，無故消耗他人的國力，形同「烽火戲諸侯」。鑒於「孟津觀兵」一事在司馬遷之前不見於典籍，此說的真實性是相當可疑的。

如果「共行天罰」之說缺乏依據，「武王伐紂」的真實原因又是什麼呢？

在《左傳·僖公十九年》中，有一個重要的歷史事實被記錄了下來：

「昔周飢，克殷而年豐」。

據此，民國歷史學者張蔭麟，在其所著《中國史綱》中推測：

「可見牧野之戰，也是周人掠奪糧食、競爭生存之戰。武王是知道怎樣利用飢餓的力量的。」

考古發現也確能說明商末氣候惡化，曾經發生乾旱。比如，殷墟文化二至四期已經發掘的一些墓葬和水井，呈現不斷加深的傾向，說明地下水位在持續下降。從甲骨文中的卜辭看，自商末文丁開始，祭祀用的牲畜最多只有「三牢」或「五牢」，而在此前，商人一次祭祀使用的牲畜能有數十，乃至數百頭。牲畜的減少，應該與氣候乾旱，水草退化有關。史籍中「洹水一日三絕」、「河溺而商亡」等記錄，也反映了這一情況。

長期研究西北歷史環境的學者王暉、黃春長認為，商末的乾旱迫使商人向東南發展，也讓周人不得不一再向水資源較充足的地方遷都。他們指出，

「周人克商的牧野大戰發生在大旱之年，其直接導火索是為了解決因旱災發生饑荒的生存危機，是周人為了尋找生存出路而作出的舉動。」

「解決饑荒之戰」，顯然比「共行天罰之戰」更有史料依據。

商軍倒戈or血流漂杵？

歷史教科書將商軍倒戈，作為武王取勝的一項重要原因，其來源同樣是《史記·周本紀》：

「紂師雖眾，皆無戰之心，心欲武王亟人。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

對於這種說法，呂思勉很早就表示了懷疑。他認為，有關倒戈的內容是司馬遷自己加上的，而非史實。呂思勉更相信《逸周書·克殷》對牧野之戰過程的敘述：

「周車三百五十乘，陳於牧野。王既誓，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師大崩。」

牧野之戰事關興亡。周人與商人競爭交惡至少有四代人的歷史，商人對周人也 不會掉以輕心。《尚書大傳·大戰》對戰事的描述顯然更近情理：

「武王與紂戰於牧之野，紂之卒輻分，紂之車瓦裂，紂之甲魚鱗」。

《尚書·武成》形容此役「血流浮杵」，《春秋文耀》稱「牧野之戰鬼哭」。這些記載俱與《史記》的描述大相徑庭。

大約自孟子開始，儒生們傾向於否認「牧野之戰血流漂杵」之說，渲染「武王伐紂兵不血刃」，確實有助於佐證儒家「仁者無敵」的理論。不過，孔子的弟子端木賜（子貢），針對當時的流俗，卻也有過「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的灼見。

事實上，孟子否定「牧野之戰血流漂杵」的原因是很粗暴的——孟子認為周武王以「至仁」之師，討伐商紂王的「至不仁」之師，絕無「血流漂杵」的道理——也是超出事理常識的。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對此有很精闢的分析：

「吾儕讀《尚書》《史記》，但覺周武王弔民之師，其文明程度，殆為超人的。倘非有《逸周書》中《克殷》《世俘》諸篇，誰復能識『血流漂杵』四字作何解？」

「孟子因《武成》嘆『盡信書不如無書』，謂『以至仁伐至不仁』，不應如此。推孟子之意，則《逸周書》中《克殷》《世俘》諸篇，蓋為偽作無疑。其實孟子理想中的仁義之師，本為歷史上不能發生之事實，而《逸周書》敘武王殘暴之狀，或反為真象。」

「孟子理想中的仁義之師，本為歷史上不能發生之事實」，梁啟超此語，可謂道破關鍵。

伐紂的具體時間仍存爭議

近代以來，學者們對於武王伐紂年代的推論，多達44種，其中最早的說法是前1127年，最晚的是前1018年，前後相差約300年。

教科書中說武王伐紂發生於「前1046年」，使用的是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成果。參與夏商周斷代工程的一些學者，按照利簋銘文中所說克商戰役當日的天象——歲星在天空的位置，再結合《國語》等文獻及天文學知識，推斷武王伐紂的時間是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

2000年，「夏商周斷代工程整體項目」通過國家驗收後，其包括武王伐紂時間在內的主要成果並未獲得學界普遍認可，

「夏商周斷代工程最終提交的『金文歷譜』因湊合而成，很不嚴格，且很多問題及矛盾……它推定伐紂年，還需《武成》《召誥》等文獻資料。通過排譜，夏商周斷代工程實際只得到了周成王元年為BC1042，據此推定克商年還要參考文獻中的王年材料，該結論實與克商BC1046和BC1044兩說均不矛盾，似與後者更妥，因為武王在位2年說似比4年說更有依據……西周列王年數及武王伐紂年結果，尚不足以作為定論。」

又如甲骨文學家胡厚宣、胡振宇即說：

「公元前1046年雖被『斷代工程』選定為武王克商年，但因上古時期史料缺乏，『前1046年說』同樣並未能使其他各家所信服」。

綜而言之，教科書上有關武王伐紂的內容，一方面拘泥於傳統的「有道伐無道」敘述，而忽略商、周世仇的背景，及牧野之戰的殘酷真相；另一方面寫入尚無定論的伐紂年代，同樣有欠妥當。

注釋

《中國歷史》七年級上冊，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年7月，第20頁；（日）白川靜：《西周史略》，三秦出版社1992年，第15頁；許倬云：《西周史》，三聯書店1994年，第86頁；白光琦：《先秦年代續探》，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60頁；張萌麟：《中國史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6頁；李鵬為：《武王伐紂的歷史情境復原》，《大眾考古》2016年第9期；王暉、黃春長：《商末黃河中游氣候環境的變化與社會變遷》，《史學月刊》2002年第1期；呂思勉：《讀史札記 上》，譯林出版社2016年，第11、112頁；蘇德榮：《武王伐紂研究》，中國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61—72頁；李勇：《武王伐紂年質疑》，《第七屆北京青年科技論文評選獲獎論文集》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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