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萊里婭?路易塞利：翻越墨西哥古老文化的壁壘
【簡介】瓦萊里婭?路易塞利（Valeria Luiselli）1983年出生於墨西哥的一個外交官家庭。2010年她的首部作品《假證件》出版。2011年小說《人群中的面孔》出版，並為她贏得了2014年由《洛杉磯時報》評選的「阿特?賽登鮑姆新人首作獎」。同年入選了美國國家圖書基金會評選的5名35歲以下年輕作家之一。
「80後」墨西哥作家瓦萊里婭?路易塞利被稱為「當代拉美文學最具潛力的新星」、「博爾赫斯、科塔薩爾文學繼承人」，今年年初她的第三本小說《我牙齒的故事》出版了中文版。
這本書講述了世上最好的拍賣師古斯塔沃?高速路和他的收藏品「牙齒」的故事。
事實上這部小說的西班牙語版在作者故鄉墨西哥的確遭到了「爛笑話」和「純閑扯」的批評，但有趣的是，在歐美文學圈裡卻贏得一片喝彩：
2015年，該書英語版面世，被列為《紐約時報》《衛報》年度選書，併入選2017年IMPAC都柏林國際文學獎短名單。同年入選「波哥大39」青年作家名單。路易塞利被英國《每日電訊報》稱為「傑出的文學天才」，《衛報》讚譽她是「令人激動的女性聲音」。
其中最引人注目點之一便是「去經典化」——
該書的西班牙語譯者鄭楠說，路易塞利將小說中諸多平凡人物以大作家命名，賦予這些世界文壇上如雷貫耳的「經典／標杆」新身份，但跟「經典」或「標杆」毫不相關：比如養了只金剛鸚鵡、死於破傷風的鄰居，和「文學爆炸」代表作家之一的胡里奧·科塔薩爾同名；比如，「爆炸」巨匠卡洛斯·富恩特斯搖身一變，成了高速路的叔叔，一個賣義大利領帶的售貨員……
鄭楠評價《我牙齒的故事》是一部充滿遊戲意味的後現代實驗小說，它或許也可以被歸類為「反藝術家成長小說」。
然而，路易塞利拒絕被標籤化。「後現代主義有著和我祖母一樣年齡，又像我八歲大的女兒一樣傲慢。」她說。
不可否認地是，路易塞利進行了一場寫作實驗。
路易塞利受藝術機構的邀請寫作，引發大眾對藝術館藏和藝術品的思考。恰巧這個項目由墨西哥一家果汁廠贊助，她便有了用文學將藝術與工人這兩個相異的世界相連的構想。她決定將19世紀古巴的一種奇特職業「雪茄廠朗讀者」的歷史與同時期出現一種文體「連載小說」，運用在此次的創作中，隨後便有了這部精巧的《我牙齒的故事》。
路易塞利告訴參考文化：「我不得不在胡麥克斯果汁工廠工人們漫長的一天勞作之後，招待疲憊他們，能從他們那裡獲得足夠的材料來寫小說的下一部分。他們提供了小說中包含的微型故事，也提供了氣候、氛圍，甚至是對正在進行種的寫作的解讀。有時很難同時處理這麼多的事情。」她形容這段經歷為「就像同時做一個小丑和一個心理學家，非常讓人臉紅。」
有意思地是，在路易塞利為與藝術機構一牆之隔的果汁廠工人寫一部每周連載，適合高聲朗讀的小說。同時，她小說的主人公古斯塔沃?高速路也用拍賣前說故事的形式為讀者講解了藝術品獲得價值的過程。
對於藝術品跟普通大眾的關係，路易塞利認為：「並非所有的藝術品遠離現實生活和真實的人。所有藝術形式的力量都是一種豐富我們生活經驗的東西，使我們的觀點更加複雜和微妙。」
她說，講故事的方式比內容重要得多。「就像是再純凈、甘甜的水，放進一份破罐子里，也是不能喝了的。」他告訴參考文化。
聯結藝術與日常生活
Q：有些評論說：「你的新方法帶來的是虛構，招致參與和反應，甚至懷疑論。」你怎麼看？
A：我想予以反駁，並予以爭論。當我還是個學生時，對一切都抱懷疑態度，強烈地反抗，總是惹麻煩。我仍然尊重異見，更重要的是，儘管我現在長大了，做了母親，而且還背負抵押貸款，納稅，並且在一個警覺的社會裡作為一個外國人生活著，所以我無法做一個真正的叛逆者了。不管怎樣，我對獨白後的鼓掌聲沒什麼興趣。我想參與討論，因為我發現，這比單純的默默接受更有成果，更有說服力。
Q：作為一名女性，你怎麼能對一名男性在早晨的生理反應有如此生動細微的感覺？你如何描寫你無法體驗的細節呢？
A：想像一位牙醫正拿著手電筒向一個陌生人的黑暗的口腔中照過去。這個人正人忍受著牙痛。痛苦的源頭在這個人看不見的地方，造成痛苦的原因令人沮喪地無法理解。正是牙醫的職責——把他的知識和想像力，用到探測這個悲哀的人的口腔里，探求疼痛的根源，揣摩著原因，最終緩解疼痛。
作家幾乎做著跟牙醫一樣的事情。雖然他們很少減輕疼痛，但他們的職責是探測來源和揣摩原因。不管你是女作家，男作家，或者是老人、年輕人、中國人、墨西哥人、高大的人、矮小的人、盲人、政治上激進的人、有主見的人、素食主義者、共產主義者、資本主義者、虛無主義者、毒品癮君子或無性作家，這都無關緊要。最後，你是一個作家。而作為作家的職責就是成為每一個人。你的職責是查看那些哪怕是人類體驗最陰森、黑暗和不愉快的空間，以便給他一點點照明。
換句話說，作家必須準備好成為晨練、當代藝術、糟糕氣息、伊斯蘭教、月經痛、足球比賽、義大利文藝復興雕塑和儒學方面的專家——至少在寫作的一段時期是如此。如果那段時間意味著很多年的調查，那也得這樣。
是的，女作家為了能夠沉溺於所有可能的活動而必須要付出的代價——毫無疑問，通過對男性早晨勃的想像起來創作虛構文字，而不是從她身邊的那個打呼嚕的人那裡獲得。
Q：你是故意用文學語言而不是用口頭語言寫作這本書的嗎？
A：《我牙齒的故事》只是一本嘗試採用舊藝術形式和討論的當代文學作品。但這本書的故事是發生在資本主義猖獗、並在「發達國家」生產壓力之下苦苦掙扎的所謂「第三世界國家」中。《我牙齒的故事》這本小說是在現代資本主義生產和消費方式的背景下，對藝術作品相對價值的一個調查。
像墨西哥、中國這樣的國家為「發達國家」提供廉價的生產方式，我們提供列印工人、機器以及便宜的勞動力，做簡單的技術活，卻只是為其他國家做嫁衣。在這一背景下，《我牙齒的故事》探討了工廠工作與藝術工作的關係。具體地說，《我牙齒的故事》探討了一家為墨西哥家庭生產果汁的工廠，與一家收藏並展示現代藝術的畫廊之間的關係，感謝果汁廠的收入。
在墨西哥，我們國家的女性是不允許有幽默感的。在墨西哥的文化歷史中，婦女一直是被研究、被批評的對象，她們為人渴望又遭受嘲弄，卻很少能成為文化批評家，而擁有幽默感的女性就更少了。
有一些文學批評者以你提及的詞語評論了我的小說，這些批評家都很保守，他們主要在文化和政治保守的地方創作。我想他們似乎很不解，因為一位年輕的墨西哥女作家創作了一本關於諷刺性文化批判的書，而且在我之前，已經有作家（大多是男性作家）深入探討過這個內容了。
也許因為我進入了他們有特權的領域，所以這些批評者覺得我威脅到了他們。但我想，有這樣想法的人將要面對一個壞消息：那就是他們將不斷受到越來越多的、我這一代的女性的衝擊，而一些像我一樣的女性正在試圖翻越了古老文化所設置的壁壘。
我想《我牙齒的故事》的讀者不需要知道小說里提及的任何一個人。因為那是小說需要做的事：在特定背景下，探索名字、藝術作品和客體的相對價值。
一個有趣而認真的人
路易塞利1983年出生於一個外交官家庭，父親是墨西哥第一個駐南非的大使。從小在南非、韓國、印度等國家，由於總是被當做外國人，所以她不喜歡說話，反而在寫作中找到了自由表達的空間。
雖然成長和受教育的語言都是英語，但是她覺得更習慣於說西班牙語，喜歡用西班牙語寫作，也對那些多語言寫作的作家很感興趣。
從對路易塞利的採訪中，不然看出她對寫作和作家身份有著犀利而清醒的認識。她收：「作家們往往認為他們在社會上佔有比我們實際更多的地位。與吹牛者或道德嚮導相比，我們更像自助餐廳和珠寶商。接受作家在社會中微不足道的地位可能令人沮喪，但也令人感到自由。」
路易塞利從哥倫比亞大學比較文學博?課程畢業後，現任教於紐約州霍夫斯特拉大學。
據現為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院博士候選人的鄭楠透露，接觸這位近幾年在北美興起的西語美洲文學潮最重要的青年作家後，發現她是個有趣而認真的人。
有一次，鄭楠問路易塞利，「güera de huipil」這個自相矛盾的文化形象怎麼翻譯才好：「胡依皮爾」（huipil）本是墨西哥和中美洲黑髮印第安居民的傳統服飾；而這組詞直譯過來，是「穿著胡依皮爾、金髮碧眼的白人姑娘」。路易塞利本給我寫了一段長長回復，但後來索性刪了，將這個問題發到社交網路上，大家一起討論：有人建議用「逛精品時裝店的嬉皮士」（hippie de boutique）；還有人貼出了以此造型製作的一對人偶。
看路易塞利的照片，流露出古靈精怪加犀利篤定的結合的氣質。這位35歲的作家，同時有一個8歲的女兒和愛他的丈夫，羨煞旁人。
Q：寫作對你來說，意味著什麼？你覺得寫作有目的嗎？如果有，是什麼？你的文學理念是什麼？
A：我覺得原因和目的是不同的。我之所以寫作是由許多不同的原因促成的，其中大多數是私人的、平淡無奇的原因：寫作對於我來說是我唯一一件能做得足夠好的事情（除此之外，我沒有其他的專業技能了，甚至連做飯都做不好）；寫作時，是我一天中唯一能感到自由的時刻；
如果沒有筆或鍵盤，我就無法條理清晰地思考；寫作可以讓我理直氣壯地抽煙、熬夜；如果我不寫作，這個世界要麼讓我厭倦，要麼讓我恐懼。
但是對我來說，文學的目的是更神聖的東西，比寫作的原因更古老、更偉大，並且完全超越個人的控制、意圖或原因。
文學就像一張大桌子，我們都可以圍著它坐下。在逝者和生者的永恆對話中，文學把我們分隔開又把我們聚攏起來。我沒有宗教信仰：我不相信來世、不相信絕對真理、不相信任何神靈。
但我相信，文學是一股能在對話中將人們連結在一起的力量，它迫使我們去反對、解讀、同情、反叛、承認、感受、思考、憤怒，最終讓我們對自己生活的世界有一個複雜且綜合的認知。如果生活中沒有文學，那麼人生將會是枯竭的、極度孤獨的。因為，沒有來自過去的聲音來指引你現在的經歷，也沒有未來可以暢想。放棄文學的社會將失去生存的機會，也不可能成為我們集體記憶的一部分。
Q：在你看來，是什麼原因使南美地區盛產魔幻現實主義作家？而當代拉美作家如何打破這一對拉美文化的刻板印象？拉美當代年輕作家是一個怎樣的狀
態？
A：魔幻現實主義只是拉美文學史上一個非常小的部分，但無疑也是最廣為人知的部分，因為它被認為是「拉美文學大爆炸」的標誌性風格。（「拉美文學大爆炸」是指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時，一代拉美作家紛紛崛起，在國際上成名。）其中有名的拉美作家包括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GarciaMárquez）、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VargasLlosa）、卡洛斯·富恩特斯（Fuentes）、胡里奧·科塔薩爾（Cortázar）等其他作家，但其中並沒有女性作家。.
如今的拉美年輕作家並沒有想過要打破把拉美文學等同於魔幻現實主義這個的「刻板印象」，至少在我們日常的實踐中是這樣。
魔幻現實主義不是困擾我們的鬼魂，相反，它屬於我們厚重、豐富的歷史中的一部分，指引和滋養我們的世界、讀者和作家。然而，在出版譯本時，如今的拉美作家們的確仍會被問到「拉美文學大爆炸」的那一代作家，並被要求說出自己作品與魔幻現實主義之間的差別。
我想在「拉美文學大爆炸」一代作家成名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從西班牙語翻譯到其他語言的作品變得越來越少了，至少在美國是這樣的：從「拉美文學大爆炸」一代到羅貝托·波拉尼奧（Bola?o）之間，有一段很長時間的「沉寂期」。這並不意味著在此期間，拉美地區沒有新的文學作品，相反，這隻意味著很少有拉美文學作品被翻譯成英文。
我不知道中國是否也是這樣，所以我現在非常好奇地問你這個問題。我想知道，在「拉美文學大爆炸」以後，中國的圖書出版商是否仍然持續、及時、系統地出版拉美文學，還是向美國一樣，中國也有一段「拉美文學沉寂期」？（參考文化詢問業內人士，回答是肯定的。——本網注）也許有時間你會讓我就這個問題採訪採訪你！
至於拉美當代年輕作家的生存狀態，我覺得僅靠寫作是不能維持生計的。一些家境不好的拉美作家不得不做很多其他的工作來養家糊口：像教書、給別人代筆、做自由職業、做辦公室工作……為了寫一點點作品，我們付出太多了。但這不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常態嗎？除了那些出身非常非常好的少數人，不是所有人都要為一些小小的成果，付出很多很多嗎？身為中產階級，已經能付得起在私立醫院治療闌尾炎的費用，但卻無法承擔治療胰腺癌的花銷。
Q：您似乎對美國和拉美的移民問題頗為關注，您對中國城市化過程中，從農村到城市的移民是否有過關注？
A:在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前，我現在已經在美國的工作了好幾年了，一直在和非法移民社區打交道。在奧巴馬政府的最後幾年，我在紐約聯邦移民法庭擔任翻譯志願者，為那些來美國尋求庇護的無證未成年移民做翻譯。在2015年，我成立了一個名為TIIA（青少年移民融合協會）的組織，目前這個組織仍由我在紐約霍夫斯特拉大學的學生管理。我目前非常積極地參與許多不同組織，來幫助那些可能被驅逐出境的無證未成年移民及其家人。特朗普領導的美國把移民問題變成了一個更廣泛的問題，因此現在有更多更積極的平台可以發揮作用。
我當然知道中國國內移民模式中的「留守兒童」。2015年3月，我在北京待了兩周，來探望我姐姐，同時也為了來宣傳我的一本書。在我逗留在北京的短暫時間裡，我和我的姐姐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她從2011年起就在北京生活。那段時間，我正在寫一本關於從中美洲和墨西哥來到美國的非法未成年移民的書，我們在更廣泛的背景下討論了兒童移民和童年的狀況。我認為，中國既與當代其他遷徙模式有相似之處，但也是截然不同的。有相同之處的原因是，最終所有的移民都是為了生存，並且父母為了養家糊口和家庭的長遠發展，不得不拋棄自己的孩子和年邁的雙親。
但中國的情況又與目前一些最知名的群體遷徙情況有所不同（敘利亞、中美洲等），因為中國的遷徙是人們從農村地區和小城鎮進入城市的國家內部遷移。所以，地方政府更直接和更容易應對這些人口流動問題。通過制定政策和方案，可以讓這些極端貧困人口——包括外出打工和留在老家的人——在人口流動過程中受到更溫和、更人性化的待遇。
結果發現，不僅是中國和墨西哥這樣的國家，而且也像義大利這樣的擁有「第一世界」之稱和民主自豪感的國家。發生類似的遷徙現象。底線是：這個世界上的窮人和無能為力的人無處不在，而且永遠沒有發言權。我們從未聽到他們的聲音，也很少聽到討論他們的聲音。
墨西哥仍然和印度、中國一樣，是一個相當不舒服的存在
Q：你的青少年受教育期是在印度，能說說印度作家對你的影響嗎？是否對南亞文化和拉美文化有所比較？
A:是的，我在印度成為了一名讀者，我只是在印度讀了高中，所以我就在那裡讀到了影響我一生的書。
你的問題的後一部分很難回答，但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至少需要一個優質的長篇，或者是用一本好書來回答，那也許我應該試著寫一整天。墨西哥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詩人和散文家奧克塔維奧·帕斯（Octavio Paz）曾寫過一本不錯的書，名字是《印度之光》，他試圖在這本書中比較墨西哥和印度。在20世紀60年代，帕斯在印度擔任大使，足跡遍及印度。但坦率地說，我認為這本書沒有擺脫關於東方主義的那些陳詞濫調。它是以西方一位高高在上的外交官的視角寫出來的，並帶有一種墨西哥式的凝視，但最終卻沒有滲入到印度的內核，只是停留在印度奢華香料和色澤的漩渦上。奧克塔維奧·帕斯並沒有深入了解到印度的「另一面」。
實事求是地說，有沒有西方作者真正領會了印度或中國這種國家的本質？我認為是沒有。西方人對印度或中國的書籍，總會讓我想起那些試圖解讀墨西哥的歐洲人或美國人，不論他們是多麼善意、多麼學富五車。中國、印度和墨西哥有著同樣的特點：西方很難了解我們。墨西哥的國土面積和人口數量都要比印度和中國小得多，而且比起中、印兩國，歐洲的殖民曾經更深植入地到墨西哥的過去，幾乎抹去了我們本國的歷史。但是，對於今天的西方世界來說，墨西哥仍然和印度、中國一樣，是一個相當不舒服的存在，因為我們是西方無法解讀的地方。
我們需要的是，尤其是在墨西哥和中國的情況下，我們自己的歷史學家和作家必須真正開始討論、講述和書寫我們自己的歷史。從這兩個地區之間的激烈商業和文化交流開始談論，也就是從1565年開始（公曆），著名的「中國商船」運載這中國製造的商品來回穿梭於東南亞和墨西哥太平洋之間。我們必須一起回顧19世紀中國移民來到墨西哥北部的經歷，以及墨西哥對中國的回應。我們必須書寫我們自己的歷史，與歐洲的觀點拉開距離，當然還必須遠離美國對中國和墨西哥看法，也就是兩國威脅到了美國的帝國擴張、認為兩國文化是「次等」文化。
最後一點，2015年我訪問北京時，來到了北大，在那裡我與一群中國學生就「衚衕」和墨西哥「民居」的相似之處這個問題，進行了很長時間精彩的討論。他們全都才華橫溢、受過良好教育，而且西班牙語很流利。這兩個由人口過多和大城市迅速擴張導致的難題，是中墨之間應該討論的許多問題中的一個，例如我們兩個國家如何對待過去和現在的農村和城市之間的衝突，農村和城市的現實狀況，城市規劃的地方和全球模式以及我們應該如何想像和面對我們的未來。
他是我最喜歡的西班牙語作家，這就是為什麼我十年前嫁給了他
Q:能給中國讀者介紹一些優秀的當代拉美作家嗎？
A:內莉·坎波貝洛（墨西哥，1900-1986）並不是「當代」作家，但她是永恆的。我不認為她的作品被翻譯成了中文，但她絕對應該被引入到中國。她只寫了兩本小說，她的小說《卡圖喬》（Cartucho）是我在西班牙讀過的最簡潔的傑作。
安東尼奧·迪貝內代托（阿根廷，1922-1986）也當代作家，但是他寫了一些我們語言中最好的短篇小說，他的小說《扎瑪》（1956年）是一部影響他之後許多作家的經典之作。
薩曼塔·施維伯林（Samanta Schweblin）（1978年，阿根廷）的作品被翻譯成了中文，和可能被翻譯成了粵語。在我看來，她是當今最傑出、最與眾不同的作家之一。
亞歷杭德羅·贊布拉（智利，1975年）的作品也被翻譯成了中文。他的小說和短篇小說都是非常獨特的。他對親密無間的探索具有一些作家所無法企及的普世品質。
埃米利亞諾·蒙赫（墨西哥，1978年）有一篇散文和一篇深度文章，我非常喜歡。我不知道他的作品是否被引入了中國，如果還沒有的話，他的作品應該翻譯成中文。不過，他需要一個真正優秀的翻譯，因為他散文的複雜性和音樂性需要一個有鑒賞力的人。
阿爾瓦羅·恩里克（Alvaro Enrigue）（1969年，墨西哥）的作品被翻譯成了中文，他可能是我最喜歡的西班牙語作家。這就是為什麼我十年前嫁給了他。但這也意味著我不能經常談論他，而且不應該在類似這樣的採訪中提到他！
Q:能透露一下你的下一本書會是什麼風格與主題的？
A:如果有人採用「對角線閱讀」我的作品，尋找主題交叉點和風格的發展，他或她將發現一個「主題」或「話題」——在音樂意義上的持續發展。換句話說，有一些「筆記」是我多年來一直在琢磨和重新結合的，產生了不同的版本、情緒和音調，但始終忠實於反覆出現的旋律。我剛剛寫完的小說《失去孩子的檔案》可能會在2019年或2020年在中國問世。這既跟我過去的作品非常不同，也跟它們深深地交織在一起的。這是我第一部完全用英語而不是西班牙語寫的小說（雖然不是我的第一本小說）。不知這是否會在中文翻譯中有所體現。
不管怎樣，正如你所指出的，我的每本書都是完全不同。雖然我的愛好和興趣有限，但我從來沒有專註於找到一種單一的、獨特的、明確的「風格」來探討這些興趣和愛好。甚至不用同一種語言，我用西班牙語和英語雙語寫作，有時還會把它們結合在一起。
我不想承諾忠實於任何語言或文體。我知道從文學營銷角度來看，這可能是個餿主意。我認為，大眾文學的成功一定程度上取決於作者對某種特定標籤或風格的品牌化，並為了市場一次又一次的複製這種品牌，因為他們知道期望的結果——就像我們大家都傾向於購買相同品牌的鞋、洗髮水或大米一樣。
但我也知道，對我來說，我的創造自由比那種商業成功要寶貴得多。這不是因為我不想有不同國家的不同的讀者來讀我的作品，我當然是希望有的。當然，這也會讓我感興趣，因為它為我們正在進行的對話打開了大門——這與我日常的交談大有不同，對我來說更有趣。
但是，不管別人對我的期望是什麼，我永遠不會放棄我的創造自由。所以，在生活中，我都想儘可能多地去體驗生活，並希望不斷翻新我與文學的關係，這樣它就永遠不會成為一個可以預測、舒適和安全的空間，這樣它就會一直挑戰自己、超越自己，讓我如履薄冰。
這既是我個人的承諾，即我本人的成長和享受創造的權利；也是對我讀者的一種職業承諾：我不會給讀者更多同樣的東西，我承諾繼續探索，儘可能地讓我的心和我的身體能承載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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