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王國維是怎樣定義史學的？
王國維在他所著的《〈國學叢刊〉序》中對史學給出了明確講國的定義：「求事物變遷之跡而明其因果者，謂之史學。」學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歷史，指的是已經發生過的事，可包括人類社會、生物界、自然界乃至宇宙諸領域中曾有過的言語、行跡、變化或狀態諸方面的內容。將過去發生的事記載下來，這屬於留存。對這些留存進行分析研究，進而成為一門學科，這就是史學。可見，王國維對史學的定義是對史學的任務和目的進一步明確。即，史學不單單是對歷史留存的歸結分類校正，還應該對這些留存（片段）的真相進行明晰，進而對其來龍去脈進行明察。因而，他進一步解釋道：「欲求知識之真與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與其變遷之故，此史學之所有事也。」對此，就從他涉獵的人類歷史研究領域對他的史學定義作出如下解析。
其一，史學是對過去的還原。
人常說，時光一去不復返。對於已經過去的事情，誰都沒有能力讓它重演，而往往隨著時間的推移，其之於人的意識也就越來越遙遠。另外，受生產力的局限，普通人多成為社會生存中的一個角色，無法做到保留自己的經歷過往。因而，人類歷史能留存下來的，往往也就只有國家層面的內容，即一些大事件。由此，歷史留存相對於紛繁複雜的人世間來說，顯得少而不公、不全，可以說是片面的。另外，歷史留存畢竟是由人來書寫記錄的。在記錄過程中，人的主觀意志——包括外界強大的力量會讓書寫者做不到如實記錄。這就使得有些歷史記錄成為了純粹的御制文字或歌功頌德的皇家樂事。由此，後人所見到的歷史留存，不僅存在片面性，還存在謬誤之處。這就讓史學研究者不得不從整理傳播的角色中重新調整心態，而將還原真相作為義不容辭的職責。
在這方面，王國維的貢獻巨大。這既體現在他的史學新方法的運用上，也體現在他的研究成果上。在方法上，他將嚴密實證與西方的邏輯推演相結合。比方說在匈奴史研究方面，他通過對古器物和古文字的考釋，研究出了各族名稱的歷史演變及它們之間的關係。他在《鬼方昆夷獫狁考》及《西胡考》《西胡繼考》的考證過程中，廣徵博引古文獻及鐘鼎彝器銘文所取得的成果，都成為後人借鑒的寶貴資料。正因如此，他成了新史學的開創者，所取得的史學研究成果成為後人登高望遠的階梯。
其二，史學是對事件真相的探源。
歷史留存基本上屬於就事記事的性質，一般不帶記錄者分析判斷的成分。對歷史真相進行探源，就成為史學的一項重要內容。這既要對歷史留存資料的真偽具有判斷力，還要有豐富的專業知識來融會貫通，更要有高度的責任感、使命感和虛心的求知態度以博採眾長。這一點，王國維本人就是很好的榜樣。他在史學研究方面，提出了一個「二重證據法」，即以現實考古中挖掘出的材料與歷史文獻上的材料相結合來鑒定真偽，從而考證出歷史真相。在具體做法上，他把每個細小的問題都納入大的範圍來考慮。比如，在《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 及《殷周制度論》諸學術著作中，他都是通過突破甲骨文文字考釋的範圍，而將它們作為考證上的原始史料，用以探討所涉時代的歷史、地理和禮制，從而第一次證實《史記·殷本記》所載商王世系的可靠程度，得出獨到的也更符合史實的見解。由此，人家稱讚他「義據精深，方法縝密，極考證家之能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其三，史學是對事件原由的剖析。
在還原出史實後，對事件原由進行剖析則更具現實意義。王國維的作品，以史學居多。儘管他提出研究歷史要「明其因果」，但是從他的史學著述來看，他的側重點還是在還原歷史真相這個階段。這實在是因為在還原歷史真相方面，他面對的工作量太大，更多的還在於他的工作帶有前無古人的開創性。因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可稱為現代意義上的史學奠基人。他所做的，都是為後人做鋪墊。同時，他又不忘給人指明方向——史學的一個現實意義在於「明其因果」，即對史實進行剖析。
這其實不難理解。比方說歷史上發生的「安史之亂」，有關它的史料記載可謂多如牛毛。但是，作為史學研究者來說，不應該僅關注事件本身，還應該對該事件的發生進行一番思索。為什麼締造了開元盛世的唐玄宗，沒能延續盛世？為什麼一介地方節度使（安祿山）能興起如此大的風浪來呢？為什麼大唐帝國經此一變就一蹶不振了呢……
其四，史學的目的是從事實真相中找出普遍的規律。
司馬遷在其《史記》中可謂道出了史家的一個目的——「究天人之際，察古今之變」。這也可以說是史學之於現實的一個目的：鑒古知今，古為今用。
歷史是一面鏡子。它不但照出了人類曾經的影子，也為人類汲取了經驗教訓。
以古為鏡，可以知興衰。然而縱觀過去，令人遺憾的是，中國歷史儘管漫長，但可以說是有史無學，更多的時候，歷史形同流水簿。因而，也就不會有人會從過去看出一種普通意義上的規律，也就讓今人只看到了一個周而復始、走不出歷史圈圈的國度。從這個角度來說，史學就是要培養跨時空的眼光，於一些普通的事件或現象中，找出帶普遍性的規律。由此看來，王國維不僅僅是一位史學方面的研究專家，更是一位有戰略眼光的思想者。
TAG:麗語撩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