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行業也可能是女權主義的堡壘
那天遇到一個來自四川某個小縣城的20歲女孩，灰色地帶行業服務者，她繪聲繪色地複述了自己在老家的一次「相親經歷」。
她的姿色屬於比較出眾的那類，這個男性直接了當地對她提出婚嫁請求：「你跟我結婚吧，我們湊合著過日子。」
「怎麼湊合？」她問。
「我每個月給你5000塊生活費，你不用再去上班了。」——雖然這個男性並不知道她的真實工作是什麼，但這不妨礙他以此為邏輯作出結婚的邀約條件。
然而他很快就收到了一個致命的答覆：「不用湊合了，我在深圳自己能賺錢，我以後是要攢錢開服裝店的，你這5000塊不夠。」
女孩跟我描述了這個男人聽到這句話的反應，我們也不難想像，基本形同「被侮辱了」。但女孩倒是心境明朗，她抱怨的是：憑什麼我要跟你「湊合著」過日子？
在她心裡，這種來自男性對婚姻的施捨權，是非常傲慢的。
在這樣一次對話里，我產生了一個非常奇怪的感觸，即性工作者的生活現狀，往往比我們想像的要更加「女權主義」。
我們時常不假思索地設想，性工作者的處境一定是「凄慘」的（來福說過去不少從事女權主義的NGO甚至先入為主地判定，她們是需要「被拯救的」）。然而真實的處境是，在消費選擇上，大城市的不少性工作者，基本與任何一位都市年輕女性無異：在她們的語境里，周末跟姐妹（同事）一起去香港購物，也是一種稀鬆平常的生活。甚至在汽車消費上，她們能開出比來「幫襯」的客人更豪華的車，也早已不是什麼坊間秘聞了。
這在廣袤的中國土地上導致了一種奇妙的觀念倒掛：當她們以實際收入高度碾壓四線老家的普通男性之時，這群男性卻依然寄希望於用「湊合著過日子」來打動她們。結果自然十分悲慘。
我甚至願意這樣認為，這樣一個特殊群體的女性，以其不經意的選擇，瓦解了傳統社會對女性的婚姻角色期待——當男性再以「湊合著過日子」為由換取她們對穩定生活的渴求時，一切都變得不是那麼理所當然了。
因此，我也非常願意謹慎地提出一個觀點：發生在性行業中的這些觀念，其實是「有限進步」的女權主義。一方面，我們依然承認這些女性還是被男性充當成了性愉悅的工具，也許她們下一個革命目標該是反對這個領域的「商品化」（又據來福補充，其實在一些更先鋒的觀念里，哪怕是商品化，也有「自我賦權」的色彩）；
另一方面，恰恰又是因為高度市場化的商品經濟，讓她們事實上掌握了遠超（相當一部分）男性的經濟收入，從而打敗了男權社會的，其中一部分結構。還是像上面分析說的那樣，歸根到底，要女性用服從來換取婚姻的成本，被大大提高了。
要理解這裡的「有限進步」，其實需要理解這些女性在生活里的「敵人」。我們固然認為性交易蘊藏的商品化是「惡」，但也許對於這些女性而言，對她們壓迫更大的敵人，反而是那些想把她們命運綁在家庭和婚姻里的男人，這些不可言說的命運才是她們標靶上更大的「惡」。
也許我們還沒有能到告訴她們何謂「自由」的地步，但對於她們的生活感知來說，哪種惡更「大」，恐怕完全取決於她們對自己生活任務的認定。
上文在對話里提到了「深圳」，首先因為這是一個真實的案例（她確實是一個在深圳工作的女孩）；其次，還真不能否認，深圳這座城市，曾幾何時是承擔著這種期許的——在胖鳥劇團的話劇《人生相逢尷尬時》中，情感經歷紊亂的女主角在「逃去」深圳之時，也曾做過一段時間的「二奶」。要知道，草莽時期的深圳，對比起遍布著單位組織、人事關係、親戚朋友的其他城市，天然地對「混亂」有著一種吸引力。
無論我們事後對這種混亂加以怎樣的道德評述，可它客觀上，就是「解放」的半個同義詞。
只不過，隨著深圳逐漸朝著一個「穩態」的城市發展，我們一定會看到更多正面的官方描述，一點點地掩蓋那些危險的、邊緣的、詭秘的的觀念塵埃。
從這個層面看，誰說跟我講話的這個四川女孩，不是在努力地擠上這座城市的末班車呢？
| 完 |
TAG:袁艾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