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列國政要》的編撰與意義

原標題：清末《列國政要》的編撰與意義

《列國政要》是清末關於西方法政知識的專科性百科全書，端方、戴鴻慈等編，商務印書館光緒三十三年出版，凡32冊132卷。1905年，載澤、戴鴻慈、端方、尚其亨、李盛鐸等五大臣奉命到日本、美國和歐洲各國考察憲政，重點考察美、德、奧、俄、意五國，考察內容涉及歐美各國的政體、憲法、經濟、財政、兵制等，翌年歸國，編成此書。

《列國政要》一書內容包括憲法10卷、官制10卷、地方制度5卷、教育19卷、陸軍23卷、海軍18卷、商政7卷、工藝2卷、財政29卷、法律8卷、教務1卷。該書上議國家憲法、下議地方自治，遠述古代羅馬法律，近述三權分立制度，包羅宏富，足稱大觀。端方在該書序言中以春秋時代晉楚爭霸之事比喻當世。《列國政要》出版時，《申報》特意刊發了端方的序言，並配以評論：故有此書，則在上者既可討論其利病得失，以決定實行立憲之方針，在下者亦可研究其組織方法，以造成立憲國民之人格。風行一紙，拭目俟之矣。

此書在清末發行廣泛，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4月出第一版，到第2年2月，已印刷四次。該書刊行後，商務印書館曾在《申報》刊登廣告，從廣告可知，該書印行以前，即有訂購者，訂購券四元，發行後可代金。全書定價十元大洋，除上海之外，北京、奉天、天津、濟南、太原、開封、成都、重慶、漢口、長沙、福州、廣州等全國諸大城市均有銷售。該書末頁附有端方以兩江總督名義而發布的通知，用以強調商務印書館對該書印刷和銷售的權利，「據該印書館總理夏瑞芳印定樣本，呈請備資承辦印刷多部，以廣流傳，期於政界大有裨益，用意殊堪嘉尚，是書應歸該印書館發行，並准予立案，概禁他人翻刻，以重版權」。

《列國政要》的文獻價值

值得注意的是，《列國政要》雖號稱「列國」之政要，但編纂者在不同部類、不同國家的編撰中，顯然有所偏好和取捨，且不論各部類卷數之差異，即使在同一部類中對於各國情況的論述內容、比例也不盡統一。根據戴鴻慈日記，端方、戴鴻慈考察團至少考察了15個國家，而《列國政要》中所列國家僅為7個。其中義大利占篇幅42卷，其他依次為美國和德國，分別為30和29卷；但根據日記推算，該團在該三國逗留時間如下：德國45天，美國41天，義大利9天，義大利並非其考察的主要國家。以考察德國、美國、義大利的時間和各該國所佔《列國政要》一書之篇幅來看，顯然不合比例。這也正說明，《列國政要》的編纂是比較倉促的。《列國政要》介紹了什麼內容呢？該書在卷首注釋：「古者教士，詩書禮樂四者而已，至孔子益以易與春秋，易通德類情是為哲學，春秋觀世窺變是為歷史之學，驗之方今，亦為最要之二大學科。故曰無哲學無國家，無歷史不成國家，今學子殆鮮能務此者。」所以說，該書的編撰者顯然視本書為「歷史之學」。

該書憲法部類的各國內容各有側重，義大利篇多論君主，美利堅國篇多論議院，俄羅斯國篇則列入參議院條例與國會條例，這是編者觀察角度與各國政情的結合。其中，義大利篇中第三、四節，關於王權之限制與繼承特別體現了王位的神聖性與王族特權的特徵：「王位乃神聖鑒臨永不可破壞廢除之位；有簡放全國文武官吏及上議員議員之權；有調補罷黜全國文武官吏之權；有遣散下議院全院議員之權。」其中關於攝政、親政的條款則更像是對當時清廷攝政王權合法性進行鼓吹：「王位繼承之法遵用從前沙立舊律立長男，如國王無出，則以宗室中最近支之男而長者承繼大統；國王幼齡踐祚，由王室中最近之親王攝政至王年滿十八歲止；如王室中無近支親王可以輔政，則以王族遠支年滿二十一歲者輔政；如親王幼稚或王祚衰薄而無親王，則母后聽政至王年滿十八歲然後歸政。」

在官制部分中，德意志篇論述聯邦組織，以內閣宰相、外部、吏部、海軍戶刑路郵五部、吏事規則、職官處分等節組成，美利堅國篇與之相類，以上下議院及各職能部門分節組成。德意志篇介紹了德國「內閣宰相」之重要作用，「德意志與他國相異者，即責任大臣，惟有一宰相而已，各部雖有長官，然皆奉其指揮，以為進止，等於屬僚耳，且皇帝之所任命者，即宰相所推薦者也，故德國大宰相之地位比之英法義之首相，其權務較大，責任亦較大，自卑斯麥創行此制，專政之弊勢不能免，然國務之施行以是敏而有功，無滯而不舉之患則其得也。」對於美利堅國官制的介紹中，值得注意的是，書中對於美利堅國的聯邦政府的分節論述，第一節是上下議院，第二節列入總統及外交部。該書認識到議會制在美國的重要性。書中說，「自治團體之最初級為黨，合黨而為鄉，合鄉而為省，三者之為治，各有立法、行法、司法三部……上議院議長一員，由副總統兼攝議員九十人，年俸各五千元……下議院長一員，年俸五千元，由議紳公舉議員，見舉三百八十六員。」

地方制度部分以美利堅國為主進行羅列，其中有大篇幅的談論美國各省與全國之關係，有明顯的集權國家官員思維角度：「聯邦政府本無絲毫之政柄，然既成一聯邦矣，苟非於各州之上更立一樞府以總大權，角立分離不相統屬，則外交內政必澀滯而不能靈通，於是諸州政府不能不割其政權之最大者數端奉而讓之中央政府，而其餘則仍自操之，沿至今日，各州人民與聯邦政府直接交涉者，事尚極簡，郵政而外未之。或聞雖然近日國際之爭降而益烈，非厚集中央之權必不足舉大政而張國勢，徵之各國既有然矣，大勢所趨，窮則必變，他日合眾政府之權增高，繼長其勢，固有不得不然者也。」

總體看來，《列國政要》一書整體上以記載各國政情、規章為主，但也並非沒有議論之處，如卷七中，編者就對各國憲法進行了比較。但是，考察該書以後各部類中，並未見到相關的比較內容，因此，可以想見，該書的編者在叢書撰寫初期是進行過充分考慮的，在每一部類之後，可能都設計有比較議論的內容，但是由於叢書卷帙浩繁，未能一一完成。無論叢書編撰者究竟是誰，但它的確體現了晚清高層官員的一些世界性眼光，也反映著集權國家官員的一些思維角度。

從文獻角度而言，一方面，《列國政要》傳承了近代知識分子編撰世界政治書籍的脈絡。「鴉片戰爭以後，隨著中外交往的增多，中國對西方政治了解日漸增多，逐漸注意到屬於政治學的西方國家體制、總統許可權、民主選舉、人民集會、罷工之類權利問題。時至清末，介紹世界政治態勢的書目更加普遍，有《萬國政治叢考》、《最新萬國政鑒》、《最新萬國政治制度》、《新譯列國歲計政要》、《萬國國力比較》、《歐美政教紀原》、《十九世紀末世界之政治》、《各國國民公私權利考》、《美國民政考》等。」以列國、萬國為名，對世界各國的政情、政體進行統編統撰，《列國政要》實可謂清末該類書目之集大成者。

另一方面，《列國政要》一書也頗接近於近代國人對世界通史編撰的傳統。「通史一直是西方史學傳入中國的重點，十九世紀所出通史以『萬國』為名者居多，庚子以後此類著作多譯自日本，以『世界』為名者居多。其中，比較有影響的有《古今萬國綱鑒》、《萬國史記》、《天下五洲各大國志要》、《萬國歷史》、《萬國史綱》、《萬國史要》、《世界通史》、《邁爾通史》、《萬國史略》。」以《列國政要》該書的名稱及編撰內容相較，也不難推測《列國政要》與上述諸書之間的親緣關係。

該書被商務印書館及時推出，迎合了晚清百科全書風潮的流行，作為出版商的商務印書館，了解國內政治動向與市場需求，及時推出該書迎合讀者；另一方面，書籍的出版者與編譯者，利用私人關係網路，爭取到清末高層官員的序言，暗示叢書的官方出身，也成為影響清末憲政的重要書籍。但隨著西學東漸在清末的「日本轉向」，以《列國政要》為代表的歐美的法政知識顯然不如《新譯日本法規大全》代表的日本法政知識直接、省力。所以，五大臣出洋雖遊歷了西洋各主要國家，但在載澤考察團的倡導下，端戴考察團的迎合下，憲政轉向日本學習，更加方便、快捷、有效。

陳慶年與《列國政要》

《列國政要》出自誰手？一些研究者將其歸功於端方。事實上，端方政務繁忙，出國考察歸來後，疊蒙召見，商討立憲，更無暇編書。並且，端方在清末雖稱賢能，但編寫如此巨著，力有未逮，這自然需要專門人才。端方出洋考察結束後，從比利時回國，行至印度之時，想到了編纂叢書的合適人選，電約陳慶年在上海見面。

大約同一時期，1906年5月29日，陳慶年正因湘省學風不靖，回到家鄉，其母曰：「尚書（按：端方）遇汝厚，今既約會於上海，汝其即往。」端方在滬與陳慶年所談何事，尚需進一步史料證明，但從陳慶年後來的主要活動可以看出，端方委託陳慶年編著《列國政要》，此事確實。慶年年譜記載說：「六月，端方出國考察，還於上海，先生往晤。七月，為端方編《列國政要》於焦山松寥閣。」陳慶年非常孝順，邊編書邊照顧母親，「七月以來，不孝為浭陽（指端方）編列國政要，設局焦山松寥閣，往來山城，以時定省。先慈顧而樂之，謂為得未曾有，復率家人一游焦岩。」陳慶年為端方編寫《列國政要》一事，也可從報紙上找到蛛絲馬跡。端方任兩江總督後，曾親往鎮江，與陳慶年見面。

從1906年8月端方歸來，到10月端方再次視察陳慶年的編書工作，共三個月有餘，按《申報》所言之，端方「極讚美」陳慶年，那麼陳慶年似乎已將此書的概要編寫完成。然而，陳慶年何以可以擔負寫這一巨著的重任，這需要對陳慶年進一步了解。

陳慶年，字善余，江蘇鎮江人。光緒戊子科優貢生，1886年起，就學於南菁書院，駐院六年，與太倉唐文治、江陰章琴若，常州庄思緘、趙劍秋，常熟孫師鄭等人最相得，「或宿舍談經，或講堂角藝，爭相先後，以為笑樂。暇則登君山，覽長江，天風浪浪，遙吟高唱，一吐其胸中之奇，他人以為狂，而吾輩不顧也。」《清人文集別錄》記載說，「值清末國勢阽危，外侮日至，慶年亦講求洋務，博習海外諸邦政藝，而知其情偽。旅食四方，居張之洞、端方幕府最久。張之《洋務輯要》、端之《列國政要》，皆出其手。」《清儒學案》中稱：「撰外交史料，列國政要，與鄂中諸生講明中外情勢，了如指掌。」

陳慶年在學術上多有創見，著述甚多，編刻書籍尤長於經史。1903年，張之洞保薦經濟特科人才，慎選品學兼優之士，對陳慶年考語為：「才識開通，學問淹博。於古今戰事兵略研求探討，貫串無遺，洵為傑出。」陳慶年不曾入仕，生平志業均傾向於教育、圖書；凡新舊學問，皆有留意，並於搜書、藏書著力甚多。

陳慶年編書之際，設局焦山松廖閣。焦山書藏是清代學者阮元所創建，1891年，梁鼎芬游江浙，下榻焦山；當時杭州靈隱書藏、文瀾閣，揚州文匯閣、鎮江金山文宗閣皆毀於太平天國戰火，而焦山書藏賴當時山僧月輝和尚周旋，倖存未毀。梁鼎芬聯同錢塘八千卷樓主人丁丙共謀獻書。之後，焦山書藏歲時遞有補益。焦山書藏管理嚴格，圖書儲藏充沛。陳慶年在此專志編纂《列國政要》，可謂如魚得水。

從《列國政要》看清末憲政之敗

淵博的學識，充裕的藏書，知遇於端方的特殊緣分，使陳慶年成為《列國政要》編纂者之不二人選。五大臣遠涉重洋，耗費不菲，端方、戴鴻慈團開支總計37萬兩多，其中用於購書費用2萬多兩，雖不算多，但也佔總費用之5.49%，隨員施肇基即稱：「端方搜集憲政書籍資料多種，滿載而歸，原擬編一詳盡報告書，以為國內行憲之參考，惜以材料太多，編譯人才難得，報告迄未編成。」所以，《列國政要》只能是在端方、戴鴻慈考察歸來後，在端方的倡議下，由陳慶年於焦山松廖閣倉促編就，亦屬無奈。

客觀地說，基於世界大勢與國內動蕩之政局，晚清政府進行憲政改革，本意頗有可取之處。然而在當時情況下，憲政人才、文件、諸事流程等方面均有先天不足，未免倉促上陣之嫌。以本文討論對象而言，陳慶年新舊學問兼修，《列國政要》多出自其個人手筆，彰顯了其個人的學術修養與編撰能力，但未免不能兼采各家之長。《列國政要》一書雖舉列了七個國家的政情政體供當局參考，然該書倉促編撰，羅列之處甚多，博採眾議之處較少。當然，以文本的體量及篇幅而言，《列國政要》的確是晚清西方政治體制的百科全書，考慮到端方、戴鴻慈回國後彙報工作之需要，該書出版應景之意較濃，實用參考價值較輕，但文獻價值重大，這也是預示著清末憲政的必然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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