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也談《三字經》

《語》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我這個暮色迫人的老年人，彷彿寫勸世文似的，如30年代所說的老話，勸年輕人千萬勿讀古書，尤其是勿讀四書五經。我的話，跟許地山、魯迅他們那樣堅決；我認為在那兒提倡讀古書的人，大半不夠格，不配。即如CC頭子陳立夫，他連什麼是四書都不明白，卻在那兒寫《四書會通》，跟段正元那樣莫名其妙。台灣方面，卻要把這部《會通》大字本印行，作為大中學生的讀本。對著這樣「漆黑一團」的氣氛，我們不能不大聲疾呼！

另外一方面，我要列舉一些最事實的事實。所謂「六經」，這五部亂七八糟，二千五百年前的雜書，一半是後人偽造的，一半是殘缺的。四十年前，王國維便說：「其中只有十分之五六已經可以了解；還有十分之四五，經過清代經學家的考證，還是不了解。」我不相信王國維所不了解的，陳立夫會了解！再則，清代經學家，尤其皖學大師戴東原，揚學大師焦理堂，他們的經學造詣高深極了。但他們的詩文，平平而已。經學家而又在文學方面有成就的，只有汪中（容甫）；文學家而在經學方面有成就的，只有袁枚（子才）。

其他桐城、陽湖派古文大家，也都不是經學家。總之，讀古書和讀四書五經，對於文藝創作並無什麼用處。周氏兄弟魯迅、知堂，他們都是讀通了古書的人，但他們都說對於他們寫作有益的，是《三國演義》、《水滸》和《聊齋》（可看《知堂回想錄》）。我勸年輕人在今日根本不必讀古書，尤其是四書五經，並非偏激之辭。

我希望今日各中學文史教師多替年輕學生著想才是（在香港，錢賓四先生該說是夠格讀古書的人，但他的散文，平平而已；他的詩作，就給別人哂笑了。可見讀經並無用處）。一位讀者，要我談談《三字經》，那就讓我閑談一下吧！《三字經》（「人之初」）原是村塾中的「三、百、千、千」（《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之一。這是南宋大儒王伯厚的傑作（伯厚乃是朱熹門弟子之一）。兩宋理學家都注意兒童教育，選了《論語》、《孟子》作兒童讀物，再補上《禮記》中的《大學》、《中庸》兩篇，「四書」之名，就是這麼來的（北宋時代，還沒有「四書」之稱。上海某教育局長，公開演講，說孔子著了四部書，聽者均在竊笑，這是事實）。朱熹，他又怕年輕人還接受不了這些政治與人生的大道理，他又編了《小學》四卷，其中一部分，也是採用了《禮記》的材料，其第三、四卷，則著重前賢的嘉語懿行，比較有興趣，好似一部小學教科書。到了王伯厚的《三字經》出來，方算有了入門的幼稚教本。這部教本，包括著天文、地理、歷史、人物以及社會人生種種，可說是一部小型百科全書，成為近八百年間，里巷間最流行的教本（章太炎師曾加增訂，補充了許多資料）。

我知道，海外朋友看我把《三字經》的寫作記在王應麟（伯厚）的賬上，一定表示異議。我們是根據清人夏之瀚在《小學紺珠》序言中所說的。他說他在十七歲那年，才知道出於王氏之手，又取書重讀，覺得這一本小書，實在寫得好，既簡要又賅博。可是，明人屈大均又有不同的說法：「童蒙所誦《三字經》，乃宋末區適子所作。適子，順德登州人，字正叔，入元抗節不仕。」究竟是誰的手筆，暫且懸疑。

不過在童蒙教本中，這部小書，實在編得不錯。章太炎師云：「其書先舉方名事類，次及經史諸子，所以啟導蒙稚者略備。觀其分別部居，不相雜廁，以較梁人所集《千字文》，雖字有重複，辭無藻采，其啟人知識過之。」（時人張志公先生有更詳盡的評價，說：「無論就內容論，或者就語言論，作為封建社會的一本啟蒙教材，應該說確是編得高明的。」）

不過，這本小書，一開頭就提出了一個永遠爭論不已的問題，便是人性問題。

他引了孔子的活，卻又歪曲了孔子的話。

孔子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他明明白白說性有善有惡，只是程度上的差別，和「性本善」的說法是有距離的（先父教我讀《三字經》，把「相」字講得極好）。孔門兩大派，荀子主張性惡，說是「其善者偽也」（「偽者」，人為之意）。原已看到人性的一面，而且他所說的「性惡」，只是說：人有著禽獸一樣的生存天性，也不一定是壞的。孟子所說的「性善」，也只說是善之端，善之端與惡之端可以並存的。所以「性本善」之說，一直成問題，不一定站得穩的。世界各國的宗教家，其所主張的道德觀，很多偏於「性善說」，只有基督教認為人類是犯了罪才到世上來受苦的（佛眾只是強調世間苦，也並不認為人是帶了罪惡來人世的）。回教的《可蘭經》，認為善惡並存，善進惡亦進，善可以成神，惡也可以成神。究竟人性是有善有惡的呢？還是無善無惡的呢？也還是如《三字經》所說「性本善」的呢？還是如荀子所主張的「性本惡」說呢？到了我們眼中，似乎應該這麼說：「善、惡」乃是世俗所下的道德標準，與性的本身無關；從性的本身說，應該說是「無善無惡」；若從作用來說，應該說是「可善可惡」的。

《三字經》這樣體裁的書，要寫好本來不容易的。在王氏的《三字經》之後，有人寫過《女兒三字經》、《醫學三字經》、《時務三字經》。《三字經》這類書除了便利記誦而外，也沒有其他用處。王氏之作，自是獨步千古。他在《經》中穿插了許多故事，幾乎成為家喻戶曉的最普通的常識，要說宣傳的效能，也很少能這麼滲入民間的；那些故事中，瀰漫著儒家的氣息。儒家思想，首重中庸之道，所以一面教勤，一面教儉。而重習慣的養成，環境的改善，已經貫通了孟、荀二家的共同趨向。本來這個「庸」字，便是「平平常常」的道理，並不要好奇立異的。里巷間雖有《二十四孝圖》，那些屬於獨行傳的傳說，王氏並沒採用過，而「如囊螢，如映雪」，也只是勸孩子們惜取寸陰之意，並不像「天子重賢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那樣庸俗的。

我覺得《三字經》之代表儒家思想，正如《惜時賢文》之代表道家思想。《三字經》把社會人生的積極意義說了，所以認為「勤有功」、「嬉無益」。《惜時賢文》卻淡淡地在我們耳邊說：「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植柳柳成蔭」呢！我只是老老實實要把語文教育的肩子擔當起來，我曾經發過傻勁向各階層的朋友探問他們接受讀古書教育的實情。給我作真實答案的有四百八十七人，大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校長、教授、公務員，軍、政、財各部門要員；一部分是從他們的回憶錄中找出來的。竟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不曾讀過五經的，連《詩經》也只讀過十五《國風》的一部分，還是國文教本中所選輯的。有一非常特殊的例子，即那麼多受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竟沒有人知道《偽古文尚書》二十五篇是魏、晉間偽造的；他們也沒人知道《盤庚》上、中、下說的是什麼。有一回，那時，我住在贛州，主辦《正氣日報》，忽接到一位姓劉的學生從皖南的來信。他說他是劉延陵的兒子，因為他父親要他讀四書五經，他既讀不懂，又沒有什麼興趣，問我的意思。

劉延陵先生，他是「五四」運動時代的新詩人（《新文學大系》中有他的詩選），也是我們的國文、英文教師。我當即回答他：「當作口頭禪來說，我沒有意見；你自己有興趣去研究我也不反對。若說四書五經是什麼基礎的話，我就表示反對，你的父親還是我的老師，我也表示異議的。」

我不明白，劉延陵師這樣的新詩人為什麼會教自己兒子走死胡同呢？

有一回，我和一位軍官一同走長路，他自嘆幼年失學，不曾讀過四書五經，他每一回寫家信，總是叮囑自己的兒女，一定要熟讀四書五經，把根基弄好來。我笑著對他說：「你自己有了幸福，你卻不知道，反而要兒女帶起思想的枷鎖來。我呢，也算得一個讀通了四書五經的人，我告訴兒女們，用不著讀五經，等你們中年以後，看懂了《韓非子》、《莊子》、《老子》，再來看《論語》、《孟子》也不遲。」那位軍官，他是南京人，我問他：「你知道不知道李光明庄？」他說不知道。我又問他：「你們第一軍到過甘肅的，可曾看見過《太公家教》？」他也說不知道。我說：「自古以來，就算從秦、漢以來，二千多年，童蒙的讀物，也一直有人在編寫，在刻板，普遍地流傳著的。李光明庄，便是從清初到清末，專門出童蒙書的一家書坊，出書種類很多，『三、百、千、干』、『四書五經』、故事書、屬對書、詩文選本，直到八股文作法，樣樣齊備。有一批有經驗的編者，如王相等，和那書坊相聯繫。出的書一般經過校注，刻印也比較好，有的有了插圖。這家書坊，設在南京，出版的書行銷全國。你的記憶，已經只有商務、中華，可是你的頭腦，還是停留在李光明庄的階段。」

我又告訴他：「我們看過了《敦煌秘笈》，知道有許多童蒙書，即如《太公家教》（從中唐到北宋初年最盛行的一種童蒙讀本），大概說來，從第8世紀的中葉，到第10世紀末年，通行於中國本部；第11世紀到第17世紀，還繼續不斷地被我國北部和東北的遼、金、高麗、滿洲各民族內各種語言的兒童們所採用，也可說是另一型的三字經。我們只要注意《急就篇》帶來的識字材料，以及里巷流行的《雜字》，以及廣泛流行的《蒙求》、《類蒙求》，包括詠史詩在內，還包括了朱熹的《小學》，都是前人的入門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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