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晉、南北朝時期建築

三國、晉、南北朝220~589年

從東漢末年經三國、兩晉到南北朝,是我國歷史上政治不穩定、戰爭破壞嚴重、長期處於分裂狀態的一個階段。由於晉室南遷,中原人口大量湧入江南,帶去了先進的生產技術與文化,加之江南戰爭破壞較少,因此東晉以後南方經濟文化迅速發展。北方地區則由於連續不斷的戰爭,經濟遭到嚴重破壞,人口大減,直至北魏統一北比方,才出現較為穩定的政治局面,使社會經濟有了恢復。

總之在這300多年間,社會生產的發展比較緩慢,在建築上也不及兩漢期間有那樣多生動的創造和革新,可以說主要是繼承和運用漢代的成就。但是,由於佛教的傳入引起了佛教建築的發展,高層佛塔出現了,並帶來了印度、中亞一帶的雕刻、繪畫藝術,不僅使我國的石窟、佛像、壁畫等有了巨大發展,而且也影響到建築藝術,使漢代比較質樸的建築風格,變得更為成熟、圓淳。

這個時期最突出的建築類型是佛寺、佛塔和石窟。佛教在東漢初就已傳人中國,經魏、晉到南北朝,由於統治階級需要利用佛教欺騙人民,予以大力提倡興建了大量寺院、佛塔和石窟。梁武帝時,建康佛寺達500多所,僧尼10萬多人,各地郡縣也都有佛寺,梁武帝還親自三次到同泰寺捨身。現存的棲霞山千佛岩就是南朝齊、梁時的王公貴族們施捨所造。十六國時期,後趙石勒大崇佛教興立寺塔。北魏統治者更是不遺餘力地崇佛,建都平城(山西大同)時,就大興佛寺,開鑿雲岡石窟。

遷都洛陽後,又在洛陽伊闕開鑿龍門石窟。到北魏末年,北方佛寺達3萬多所,其中洛陽有1000餘。可見當時北朝佛敦比南朝更盛。北魏佛寺以洛陽的永寧寺為最大,按《洛陽伽藍記》所記,中間置塔,四面有門,塔後為佛殿。經近年發掘,其平面與記載是一致的。中國的佛教由印度經西域傳人內地,初期佛寺布局與印度相彷彿,仍以塔為主要崇拜對象,置於佛寺中央,而以佛殿為輔,置於塔後。北魏洛陽有許多佛寺是由貴族官僚的邸宅改建的,所謂「舍宅為寺」,前堂改為大殿,後堂改為講堂,於是佛寺進一步中國化,不僅把中國的庭院式木架建築使用於佛寺,而且使原來的私家園林也成為佛寺的一部分,這些佛寺也往往是市民遊覽的活動場所。這些情況在《洛陽伽藍記》中有較詳細的記述。

佛塔是為埋藏舍利(釋迦牟尼遺骨),供佛徒繞塔禮拜而作,具有聖墓性質。傳到中國後,把它縮小變成塔剎,和中國東漢已有的多層木構樓閣相結合,形成了中國式的木塔。永寧寺塔是當時最宏偉的一座木塔,方形、9層。南北朝時,木塔雖然盛行一時,但目前無一留存,只能從石窟中所雕的木塔形象中得到大致的印象。除了木塔以外,還發展了石塔和磚塔,北魏時所建造的河南登封嵩岳寺磚塔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佛塔。這種密檐式塔與樓閣式木塔不同,僅作禮拜對象而不供登臨游眺,其來源與印度3世紀時出現的高塔形佛殿(即後來玄奘《大唐西域記》中所記的「精舍」)有關。在上述兩種塔以外,從壁畫和石刻中看到當時還有第三種塔——單層塔)。

石窟寺是在山崖上開鑿出來的窟洞型佛寺。在我國,漢代已有大量岩墓,掌握了開鑿岩洞的施工技術。從印度傳入佛教後,開鑿石窟寺的風氣在全國迅速傳播開來。最早是在新疆,如3世紀起開鑿的庫車附近的克孜爾石窟,其次是甘肅敦煌莫高窟,創於366年(秦苻堅建元二年)。以後就是甘肅、陝西、山西、河南、河北、山東、遼寧、江蘇、四川、雲南等地的石窟相繼出現,其中著名的有山西大同雲岡石窟、河南洛陽龍門石窟、山西太原天龍山石窟等。這些石窟中規模最大的佛像都由皇室或貴族、官僚出資修建,窟外還往往建有木建築加以保護。石窟中所保存下來的歷代雕刻與繪畫是我國寶貴的古代藝術珍品。從建築功能布局上看,石窟可以分為三種:一是塔院型,在印度稱支提窟( Caitya),即以塔為窟的中心(將窟中支撐窟頂的中心柱刻成佛塔形象),和初期佛寺以塔為中心是同一概念,這種窟在大同雲岡石窟中較多;二是佛殿型,窟中以佛像為主要內容,相當於一般寺廟中的佛殿,這類石窟較普遍;三是僧院型,在印度稱毗訶羅( Vihara),主要供僧眾打坐修行之用,其布置為窟中置佛像,周圍鑿小窟若干,每

小窟供一僧打坐,這種石窟數量較少,敦煌第285窟即屬此類。此外還有一種小窟,分布在一、二兩類窟的周圍,也屬打坐用的禪窟。石窟的壁畫、雕刻、前廊和窟檐等方面所表現的建築形象,是我們研究南北朝時期建築的重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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