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再復：三國水滸是人心的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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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手段比目的更重要

問：您在《雙典批判》中將《水滸傳》和《三國演義》稱為中國人的「地獄之門」，而在我國民間，也早有「少不讀水滸，老不看三國」之說。

對於這兩部作品的文化批判，您的著眼點各是什麼？在您看來，雙典對於中國世道人心的危害究竟體現在哪些方面？

答：

最黑喑的地獄是人心的地獄，雙典便是這種地獄。

《水滸傳》和《三國演義》這兩部小說把中國的人心推入黑暗的深淵，使中國人原是非常淳樸、非常平和的心靈發生變形、變態、變質，變得愈來愈可怕，此時，我必須大喊一聲：同胞們，請小心自我的地獄。

中國正處於急速現代化的過程，此次現代化，不是槍炮推動的（不是殖民過程），而是技術推動的，因此，它是民族生活的自然發展，所以我非常支持，也為現代化的成就而衷心高興。

但是，歷史總是悲劇性地前行，發展總是要付出代價，這種代價包括三個負面的東西：生態的破壞、社會的變質、人心的黑暗。

這三種代價中最嚴重也是最根本的破壞是人心的黑暗。在此歷史語境下，我對雙典展開批判，正是期待減少付出的代價。

雙典對中國世道人心的危害體現在許多方面，如蔑視生命、蔑視婦女、蔑視孩子，嗜斗、嗜殺、嗜血，一切都可當作英雄的祭品等，我不想再複述了。

但今天面對你的問題，我要再次指出：雙典對中國人心有一種共同的巨大危害是為了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

《水滸傳》打著替天行道的旗號，讓人覺得目的神聖，使用什麼手段都合理，這就是所謂「造反有理」，武松血洗鴛鴦樓，濫殺仇人之外的十幾個無辜（連馬夫、小丫環也不放過）有理，李逵按照吳用的指示把四歲的幼兒（小衙內）砍成兩段也有理，為了逼迫盧俊義、朱仝、秦明上山而欺騙、嫁禍於人、屠城等一切手段都有理。

《三國演義》也是如此，為了自己設定的目的（如劉備的維護正統和曹操的維護一統）便不惜使用各種權術、心術、詭術，不惜施行各種陰謀、陽謀、毒計。為了打下江山，臉皮像劉備那麼厚、內心像曹操那麼黑，均理所當然。

中國人一代代地欣賞、崇尚武松、李逵、劉備等，到了當下，厚黑學竟成了中國一部分聰明人的生意經和升官發財的潛規則。

面對這種現象，我在批判中強調目的和手段乃是不可分割的一體兩面，卑鄙的、血腥的、黑暗的手段不可能導致崇高的、聖潔的目的。

我認為，手段比目的更重要，換句話說，手段重於目的。這是我感悟到的一種人文真理。對不對，可以討論。

不能簡單地說「造反有理」，即不能認為只要是造反，那麼使用什麼手段都是合理的。也不能簡單地說「正統有理」，即不能認為只要是維護道統，使用什麼陰謀權術都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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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英雄輩出的時代，又是誠實喪盡的時代

問：您說過，寫作《雙典批判》，其實是在寫作招魂曲。

中國文化的魂，是一個「誠」字。這個「誠」字具體內涵是什麼？為何到了《三國演義》時代，「誠」字會喪失殆盡？

答：在美國落基山下，常聽李澤厚先生講中西文化的根本區別，其中有一點是說基督教講信，因信稱義；而中國講誠，至誠如神。

《中庸》講「不誠無物」，後世講「誠則靈」，講「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基督的信，派生出主、愛、贖罪、懺悔、得救、盼望、原罪等基本範疇；中國的誠則派生出仁、禮、學、孝、悌、忠、恕、智、德、義、敬、哀、命等範疇，這些範疇可視為誠的文化內涵。

而我們通常講的「誠」比較簡單，主要是指誠實、真誠，即對天、對地、對人、對事、對生、對死、對他人、對自己都要真誠、真實。

這種誠是真，又是善，是中國原型的價值文化，也可以說是本真本然的價值理性。這種價值觀以情感為本體，不以功利為本體。

如果說，信上帝是西方的魂，那麼，誠內心則是中國的魂。但是，到了《三國演義》，則一切都是為了現實的政治功利，一切都納入權力角逐和利益平衡的政治體系。

為了奪得政權，戰勝對方，即實現功利的最大化，爭鬥的各方全都掩蓋真相，全都戴假面具。誰偽裝得最好，誰的成功率就最高。這是三國邏輯。

那個時代，表面上是力量的較量，實際上是詭術、權術、陰謀的較量。以生命個體而言，當時最有力量的是呂布，但他失敗得最慘，因為他的詭術、權術不如劉備、曹操等，他臨死時，還期望劉備能替他說話，還給他一點「誠」，結果適得其反，劉備報答他的是落井下石。

在爭權奪利進入白熱化的時代里，絕對不可能有「誠」字的立足之所。三國時代是英雄輩出的時代，又是誠實喪盡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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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早已成了三國中人與水滸中人

問：您曾提及，魯迅先生最早發現了雙典與中國國民性的相通。可否談談雙典的這種國民性基礎最早可溯源何處？

對於魯迅先生所述的「三國氣」與「水滸氣」，您作何解？您認為，雙典的產生又有助於塑造新的國民性格，這種性格的具體表現是什麼？

雙典產生之後，其文化價值觀就一直在統治著中國，這種影響甚至延續至今，為何其會有如此巨大的塑造力和影響力？

答：魯迅所說的「三國氣」和「水滸氣」，可理解為三國氣質與水滸氣質，也就是中國人早已具備三國式與水滸式的國民氣質（國民性）了。

魯迅的意思是說，中國人因為有國民性的基礎，所以就喜歡雙典。說得明白透徹一些，便是：中國人早已成了三國中人與水滸中人，所以自然就樂於接受《三國演義》和《水滸傳》。

人是一種歷史的存在。超階層、超階級的全民族共有的國民性也是一種歷史的存在。國民性的形成是一個歷史過程，是長期歷史積澱的結果，不是某時某地某處發生的事件，所以很難回答你的溯源於何處的問題。

魯迅指出中國人接受雙典有國民性基礎，這一點對我有啟發。

我補充說明的是，雙典產生之後五百年來，它又加劇了中國國民性的壞的方面，起了巨大的負面作用。使中國國民性中瞞的方面、騙的方面、偽的方面、兇殘的方面找到英雄的榜樣，從而進一步惡性發展，以至形成相信造反有理、權術有效等新的民族性格。

五四之後，中國接受西方文化，引入西方的許多人文經典，但是，它們對中國世道人心的影響，都不如雙典如此廣泛和如此深刻，真正統治中國人心的還是雙典。

國民性是一種歷史的惰力，雙典產生後又強化了這種惰力，很難改造。魯迅一生以改造國民性為己任，很偉大，但他的改造事業並沒有成功。他的《阿Q正傳》並沒有戰勝《水滸傳》與《三國演義》，現在中國仍然到處是水滸中人與三國中人，也到處是阿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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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中華文化劃分為原形文化和偽形文化

問：您將中華文化劃分為原形文化和偽形文化，能否談談做這樣劃分的原因和其現實價值？

您認為《山海經》是中華文化的形象性原形原典，是中國真正的原形文化，為什麼以《山海經》為參照？《水滸傳》和《三國演義》又是如何發生偽形的？

答：原形文化與偽形文化的劃分，是德國思想家斯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中首先提出的，他用這兩個概念描述了阿拉伯文化與俄羅斯文化的變形變質，我借用來描述中華文化，並不是套用，而是中華文化也有原形與偽形之分，也有原形文化變質為偽形文化的現象。

每一種大民族文化，本身都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大系統的質都不是單一的，列寧早就說過，每一種民族文化中，都有兩種民族文化。

用我們熟悉的語言表述，便是每一種民族文化都有其精華與糟粕。

但是，分清精華與糟粕是靜態分析，而原形文化與偽形文化這兩個概念則包含著動態過程，這種劃分更能呈現文化歷史的真實，也更能幫助我們在評價文化時免於落入本質化即簡單化的陷阱。

我把《山海經》界定為中華民族原形文化的經典，是因為《山海經》雖然是神話，但它卻呈現出中華民族最真實的原始精神，是中國最內在的歷史。中華民族心靈的本真本然是什麼樣的，中國歷史的開端擁有什麼樣的基因，《山海經》全都形象地呈現出來了。

《山海經》這部天書見證了中國原形的英雄文化。以《山海經》救人、造福人類的建設性文化為參照系，我們就可以看出雙典中的英雄已完全變質，雙典文化已變成殺人的、破壞性的英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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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偽道德最典型的形象不是孔子，而是三國中人

問：您為什麼說五四運動選錯了旗幟和靶子？這是否說明，五四運動主要著眼的是知識分子階層的文化運動，而您對雙典的批判等工作，則更多關注的是整體國民精神人格的病灶？

答：你作此解讀也有道理。五四新文化運動很了不起，它包含著歷史主義的文化內涵，也包含著倫理主義的文化內涵。我的雙典批判，的確更多地關注倫理主義內涵，也就是你所說的整體國民精神人格。

從歷史主義的角度著眼，當時的先進知識分子，為了推動中國走向現代社會，高舉科學與民主的大旗，把孔夫子作為舊文化的總代表，這無可非議。

他們把孔子作為打擊的靶子，是為了說明，中國的傳統文化資源已不能適應現代社會的需要，為了趕上時代的潮流，必須接受西方的理性文化，這是對的。

但是，如果從倫理主義的角度著眼，我則認為孔子並不代表中國道德的黑暗面，真正體現中國道德的負面與黑暗面的，應當是《水滸傳》與《三國演義》。

要說吃人，雙典里的主要英雄真正是在吃人。《水滸傳》中的暴力、《三國演義》中的偽裝與權術，都是反人性與反道德的。五四運動批判舊道德、偽道德，而偽道德最典型的形象不是孔子，而是三國中人。

《三國演義》不僅有道德的偽形，而且還有智慧的偽形、美的偽形、歷史的偽形，樣樣都是科學與民主的大敵，樣樣都在腐蝕人的心靈。如果五四運動以雙典為主要批判對象，現在中國人的靈魂一定會健康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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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典的婦女觀

問：能否談談雙典的婦女觀？在您看來，《紅樓夢》《水滸傳》《金瓶梅》三部小說對待婦女，特別是婚外戀婦女的態度全然不同，可分別用天堂、地獄和人間形容，為什麼如此詮釋？

答：雙典的婦女觀，是把婦女只當物不當人的野蠻婦女觀。我為此特製作了一張女人的物化圖表，請你留心一下。

《三國演義》也殺女人吃女人，如獵戶劉安就殺妻子讓劉備吃，此舉還得到曹操的獎賞。但《三國演義》對婦女更多的是利用，而《水滸傳》的重心則是殺戮。雙典對婦女的態度是英雄主義、大男子主義及專制人格三結合的產物，非常黑喑，非常血腥又非常虛偽。

《紅樓夢》《水滸傳》和《金瓶梅》三部小說對待婦女的態度全然不同。

簡單地說，《水滸傳》對婦女設置了一個人類史上罕見的、極為兇殘的道德法庭，楊雄之妻潘巧雲、武松之嫂潘金蓮等，都被這一法庭判處死刑酷刑，都被挖出五臟六腑。《水滸傳》對婦女只有道德法庭，沒有審美法庭。

與此相反，《紅樓夢》對於婦女只有審美法庭，沒有道德法庭。《金瓶梅》則兩者皆無，它只如實地描寫社會百態與人生百態，既不做道德判斷，也無審美意識。

所以，同樣是婚外戀者，《水滸傳》把潘金蓮判入地獄，《金瓶梅》則把潘金蓮放入人間，在人間中如此這般生活，七情六慾，皆屬常態，非善非惡，不必大驚小怪。

而婚外戀者秦可卿生活在只有審美法庭的《紅樓夢》中，卻贏得「兼美」的命名，是「警幻仙子」的妹妹，又美又可愛。《紅樓夢》很偉大，它不僅把少女視為比元始天尊和釋迦牟尼更為重要的宇宙精華，而且把婚外戀女子秦可卿視為兼得釵、黛之美的天人女神。

《紅樓夢》是真文學，呈現的是真人性。我們要尊重人與人性，高舉人的旗幟，只能傾心《紅樓夢》，批判《水滸傳》，肯定《金瓶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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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滸傳》中僅魯智深一人具有人性光輝

問：您為何認為《水滸傳》中僅魯智深一人具有人性光輝？對於宋江，您又有著怎樣迥異時論的再評價？

答：前邊已說過，《水滸傳》中的主要英雄，均有嗜殺的特點，即動不動就殺人，唯獨魯智深是個例外。他的生命總方向，不是殺人，而是救人。

他出場後三拳打死了狀元橋下綽號鎮關西的鄭屠，這是我們能見到的他唯一一次的殺人，但此次打死人也是為了救人一為了救金翠蓮。

而這之後，他到文殊院智真禪師處，剃度為僧，再也未殺過人。路過桃花村，他痛打小霸王周通，也是為了救人——救劉太公的女兒。林衝刺配滄州時，他大鬧野豬林，更是為了救人——救林沖。

當時他很有理由殺那兩個想把林沖置於死地的皂隸，但他只是救人，並不殺人。他處處與人為善，身上沒有匪氣，只有俠氣。他是《水滸傳》中的偉大俠客，不僅有人性，而且還有佛性，非常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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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偽形的義對社會的健康並沒有什麼好處

問：您談到，中國的義，發展到《三國演義》和《水滸傳》，其內涵已經發生重大變化，逐步變形變質。那麼，中國文化中義的原形是什麼？

雙典中的義發生了怎樣的變形？這種變形的原因何在？這種變形在西方文化中是否也發生了？

答：中國文化中義的原形是與利對立的一個大範疇。

孔子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到了孟子，說得更絕對，他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的學說強調一個義字，他講義利之辯，讓我們明白，即使義中含有利，那也是利他而非利己。

總之，對於個人，義便是超功利，不謀私利，唯其如此，才能以義去實踐天命，代替運命，光大生命。

我在《雙典批判》中以伯牙和鍾子期的友情為例，說他們兩人的故事便是義的原形。伯牙和鍾子期的知音關係，只有情感，只有對音樂的酷愛，沒有其他功利之求。這種義很純很美。

但是到了桃園三結義，義就發生變質了。義變成劉、關、張共圖大業，即奪取天下的盟誓，用我們今天的語言表述，義便是結盟結黨、營私營利的組織原則，有如三個準備去搶銀行的小團伙，以義為團伙條規，對天發誓。

所謂同年同月同日死等，都是安全的需要、功利的需要，因為這種組織原則有效，所以後來被青紅幫廣泛運用。

伯牙、鍾子期不謀私利，特別是不謀政治經濟的大功利，非常純粹，自然也相互絕對信賴。劉、關、張以及後來的青紅幫卻因功利大業而結合，關係不牢靠，只能用義來作利的保證。

《三國演義》中的義，不僅功利性極強，而且排他性極強。團伙之內與團伙之外大不相同，內外之別乃天淵之別。

《水滸傳》中的義也如此，一〇八之內與一〇八之外大不相同，內則稱兄弟，外則排頭砍去，所以魯迅批評賽珍珠把《水滸傳》書名譯為《四海之內皆兄弟》不妥當。

《水滸傳》的義恰恰沒有愛的普遍性。《三國演義》中的義當然也是如此，偽形的義對社會的健康並沒有什麼好處，它只能使社會變成一個一個的團伙，即以團伙代替社會，使社會發生變質。

從這個意義上說，偽形的義乃是促使社會惡質化的毒劑。西方文化因為有基督教的大背景，愛與信都來自上帝，所以義的觀念不發達。馬克斯?韋伯的思想只能出現在西方，不可能出現在中國。韋伯只講責任倫理，不講意圖倫理，更不講兄弟倫理和團伙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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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山海經》等六部作品界定為我的經典

問：您曾多次提及《金剛經》《六祖壇經》《道德經》《南華經》《山海經》和《紅樓夢》是您心中的六經，為何有這樣的定義？

這六經分別對您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您旅居國外多年，對於中西文化的體用問題怎麼看？

答：義大利當代的天才小說家卡爾維諾去世後出了一部文選，名字叫做《為什麼讀經典》。其實，這是他在1981年的一篇演講題目。

卡爾維諾給經典下了十種定義，我記得若干種。他說，經典是從未對讀者窮盡其義的作品，是每一次重讀都像首次閱讀時那樣新鮮，讓人有初識感覺的作品。它既是頭上戴著先前的詮釋所形成的光環、身後拖著它們在所經過的文化中所留下來的痕迹，又是剛剛向我們走來的新鮮的作品。

特別讓我難忘的是，他說經典是代表整個宇宙的作品，是相當於古代護身符的作品，是不斷在其四周產生由評論所形成的塵雲卻又總能將粒子甩掉的作品。我把《山海經》等六部作品界定為我的經典，意思就是說，我把這六部作品作為我須臾不可離開的護身符和永遠開掘不盡的精神礦山。

這六經對我的影響，是對我生命整體的影響，也可以說它們影響了我的整個生命狀態、生命質景，尤其是靈魂質量。它已進入我記憶的深層，化作我的潛意識。因為經常讀此六經，我的生命感覺和二十年前已全然不同，連吃飯、睡覺、走路的感覺都不同。

旅居國外多年，此時我的心態是世界公民的心態，既愛中國文化，又愛世界文化。在我心目中，文化、學問、思想只有深淺之分、粗細之分、高下之分，並沒有森嚴的中西之分。

我有中國的我的六經，也有西方的我的六經，我不知誰是體誰是用。我不講中體西用，也不講西體中用，只覺得無論是中國文化還是西方文化，對我來說，都是亦體亦用。

莎士比亞是我的體，也是我的用。曹雪芹是我的體，也是我的用。從荷馬、但丁到托爾斯泰，從孔孟庄老到曹雪芹、魯迅，都是我的精神本體（體），也是我的實踐之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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