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解體已經二十五年了，它沒能拯救歐洲，卻改變了我們

蘇聯解體已經二十五年了，有什麼東西要說呢？當然是有的。假設這個世界上沒有美國，仍然有馬克思，會怎麼樣？那麼，在歐陸這一唯一的舞台上，俄羅斯就相當於接受了商鞅理念的邊緣蠻族國家秦國，最終會發展出一種說一不二的軍事共產主義，並碾碎歐洲大陸的所有國家。

如果這個世界上沒有美國也沒有蘇聯，會怎麼樣？那麼，在歐陸這一唯一的舞台上，普魯士人的軍事傳統和日耳曼蠻族體制就不會被一戰的失敗摧毀，崛起於北方的普魯士蠻族，將按照自己嚴密的哲學思維，自己發展出更加嚴謹的軍事共產主義，並碾碎歐洲。

然而，這只是另一個位面的世界，現實的世界裡，歐洲之所以是歐洲，在於其四面八方的開源性，在於我們研究古人類遷徙的時候，會觀察到R1，R2，I,J,G,甚至E的各路父系在這片大陸上的來回穿梭，你甚至可以想像，如果大航海時代並沒有到來，在中東站穩腳跟的突厥伊斯蘭帝國會不會最終一步步北上，裹挾斯拉夫，蒙古等各路蠻族再一次對歐洲形成人種替代。

畢竟，歐洲的人種替代是他們的傳統，是他們一以貫之的歷史經驗。奧斯曼未能對歐洲形成摧毀，在於更北方俄羅斯的壓力，這就讓我們想到秦國對於西北各路蠻族的彈壓，並最終保證了華夏民族在西周崩潰後的繼續傳承。

但是，我重複一遍，現實的世界是，歐洲是開源的，是所有周邊的板塊，都可以喝到歐洲人的水的，相反，歐洲對於世界其他板塊的發明和創造的汲取，則是大航海時代之後才發生的。前者是埃及，希伯來，羅馬，希臘對核心大陸的正常影響，後者才是美麗而殘酷的新世界。

既然歐洲是邊界開放的，歷史上由於其開放的邊界，是各路移民的天堂，那麼，對於這樣的世界，我們就不能指望德國和俄羅斯能夠實現中國的故事，在極權社會試圖一覽眾山之時，無數的魯仲連和張良遠渡大洋，來到北美洲的沃土上，要發誓建立一個抵制所有極權社會的理想國，同樣，我們可以類比，如果魯仲連在天下一統後成功地帶著清教徒進入到了另一個大陸，華夏世界的歷史，會不會出現另外的樣子。

這是站在所謂開放世界的角度，觀察到的蘇聯的興亡。現在，我們回到華夏世界，向北方，看到二十五年前聖誕夜的慘劇。我們知道，大一統的帝國建立於其恩養天下的抱負，消滅災患的不世之功和強有力的軍事機器，這是夏商以來華夏國家的起源，而這種對四海恩怨抱有拯救之心的意識形態，發源地一定是苦寒的北方，富庶的世界，比如嶺南，對於天下是不感興趣的，對於政治，也就從來不太關心。

但是對於生活在蠻族區的人民來說，他們的氣質，是另外一種。兼續不斷的水患，胡人的劫掠，內部的叛亂，四面的侵略讓蠻族區的人民必須要在一個偉大的君主麾下團結起來，這樣的歷史發生在俄羅斯人反抗蒙古人的統治時，發生在成吉思汗和完顏阿骨打對凌駕於他們頭頂的剝削者的痛恨，發生在秦人血戰夷狄卻被中原的風華視為異類的一系列歷史中，可以說，苦難帶來的憤怒和驕傲隱藏在帝國的血液里。

這是另一種人，他們從青藏高原的海東突出部，為了不知名的原因而東進，和他們後來成為藏族祖先的叔伯兄弟們告別。這另一種人，就是我們。所以，二十五年前崩潰的北方帝國是有意義的，印刷術和新教衝垮了中世紀，也腐蝕著歐洲的軍事傳統，在民族國家讓戰爭變得更為有效時，也讓法蘭克人和日耳曼人變得暴虐而虛弱。

當成熟後的我們再一次去閱讀歐洲的哲學史和文學史時，你在巴爾扎克和雨果的記載中，看到的只是舊時代徹底被時光摧毀的惆悵，他們也許讚頌了未來，但未來並不屬於他們。至於發軔於德國的哲學家，試圖在天主和科學之間尋找一種平衡，但這種尋找必然催生尼采和馬克思，前者是對瓦格納——希特勒——日耳曼神學的悲劇性預言，後者則希望在崩潰的歐洲意識形態的灰燼里，為馬克思心中的全人類找到出路。

然後，這種火光在維也納點燃，並最終傳播到莫斯科，歐洲文明圈的邊緣蠻族國家，最終成為岌岌可危的歐洲體系的最後一個帝國——蘇聯。當蘇聯誕生的時候，已經在帝國周期中掙扎了三次的中國，正陷入到家在何處，誰是匈奴？的自我懷疑里，那起於禹王卓絕的跋涉，成於秦王黑色的鐵流，並在漢武帝的責任感和天下意識中走向巔峰的漢人的傳統，早就在沒有對手的自我毀滅中衰朽。

（左）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右）

而這個時候，北方的帝國誕生了，一種超越了基督教和孔墨老莊的天下大義震撼著在私利和恩怨中沉浮的全中國，在鴛鴦蝴蝶派的靡靡之音和低調俱樂部的百轉千回之間，來自北方的，悲愴慷慨的歌曲突然迴響在南昌，井岡山，沿著西南省份，沿著長江和烏江西進北上，並最終回到禹王確立偉業的陝北和黃河邊，華夏世界的命運就此改變了，在陳舊的，衰朽的，已經被衝擊的不堪一擊的帝國的屍體上，注入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瘋狂和忠誠，依靠這種瘋狂和忠誠，我們現在終於安坐於此，能夠在早午餐的愜意中寫點東西。

寫點什麼東西呢？至一個垂死的文明體的殷切悼念。蘇聯的誕生是西方哲學在政治實踐上走得最遠的一步，帶著人類能夠達到的最高的理性和善意，但並沒有挽救什麼東西，相反， 蘇聯最終耗盡了俄羅斯的潛力，就像秦國為了天下，將自己的宗廟最終葬送一樣。第三羅馬的一切，最終在莫斯科的火光中落幕了。如果你回顧俄羅斯的創業史，那似乎是秦國的翻版，在拜占庭崩潰後，俄羅斯人繼承了拜占庭的法統，對毀滅東正教帝國的異教徒宣戰，十次俄土戰爭就是這宣戰的實踐。

而突然，一切都變了，一戰爆發，君士坦丁堡近在咫尺，蔓延到所有體系內大國的危機毀滅了所有皇冠，然後，一個叫做列寧的商鞅和李斯進入莫斯科，決心締造說一不二的政治秩序，然而劇本繼續改變，軍事化之後的蘇聯，在核威懾的困境中自我毀滅。如果不對俄羅斯人的命運報以兔死狐悲的哀怨，我們就不配說自己是秦漢帝國的後人，繼承了秦漢的名字和血液。

所以，這悼詞是真摯的。歐洲有兩種未來，一種是軍事帝國治下的天下，蘇聯或者日耳曼尼亞的宏偉前景，一種是被注入一種叫做馬歇爾計劃的殭屍病毒，離開美國就不能自存，不幸，歐洲人不是我們，他們的歷史一貫是要被注入一種病毒的，對於這樣的事實，我們對蘇聯致以哀悼，對德國不表示同情，對於明知前路毫無希望，但仍然秉持著政治哲學的黑暗理念，發誓要生存到時光盡頭的法國人表示陰險的讚許。

或者說，幸虧歐洲人不是我們，如果歐洲變成了大一統的世界，歐洲的四面八方，可沒有雪山和大漠阻擋他們的擴張。蘇聯解體了，俄羅斯民族從此失去了天下，這一次，是永久性的。而如果俄羅斯人都丟失了這些東西，那麼我們還是放棄對大部分印歐語系的指望吧。根據著名俄語工作者牢不萌的指點，已經墮落成分析語的英語蠻夷不配討論這個話題。

二十五年前，重新為華夏世界賦予政治信念和政治理想的北方帝國解體了，二十五年後，那些高唱著軍歌的前朝宗廟祭司，在前往敘利亞前線勞軍的路上，殉葬於一次普通的空難。這是對的，這是好的，這才是符合邏輯的。就像2015年那道擊碎了沙特大清真寺塔吊的閃電一樣——如果沒有這樣的天人感應，這個世界該多麼無趣啊。

而另一種人。比如我們，在蘇聯解體的那一年，童年結束了。殘酷的世界，在那一年露出了他不殘酷的一面，並蒙蔽了很多去美國留學的好少年。而在08年，糖果和紅包都已發完，於是世界的另一面開始顯露出來，已經在07年的金融風暴中被波及的俄羅斯的遺老遺少，最終意識到這個世界對自己非但不公正，而且不細心。在07年的一個春日的午後，孤獨的沙皇發表了對西方背信棄義的痛陳，然後帶著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警惕，去重整帝國留下的軍隊，雖然已經晚了，勇士已經成為俑士，但如果連兵馬俑都不復存在，後之來者，又如何能在歷史的廢墟上，去憧憬大秦的軍容和威嚴？

我們的青少年時代，是聽著北方帝國的那些祭司們的軍歌長大的，從小河對岸，到神聖的戰爭。我們聽說，在一九四五年冬季的東北荒原上，兩支帶有共同信仰的軍隊，高唱著國際歌，在日本人的要塞面前實現了他人不需要明白的相互理解，那個場面驚悚而動人，漢語和俄語發出同樣要重整世界的誓詞，帶著巴黎公社和所有巴黎兒女的鮮血，苦難和堅毅。在許多年後的長安和帝都，不眠於碑林的我思念著這樣的句子，思念著在一個人的旅程中永不消失的信念。

忘記蘇聯沒有良心，恢復甦聯沒有腦子。從你說出這句話開始，俄羅斯的命運就註定了。絕望了的俄羅斯和充滿了彌賽亞精神的俄羅斯哪個對世界更好？歐洲人會很快知道答案。

那個時候我們以為帝國的使命已經完成了，我們歌唱，我們歡笑。我們舉杯痛飲在白狼山前，認為大漢的榮光就此復興。然而郭嘉只是躺在病床上，持續性用一種詭異的笑容攻擊著我。我很想知道當機組人員知道墜機不能避免時，他們最後是不是唱了些什麼。

蘇聯最後一任總書記戈爾巴喬夫

對於我們自己來說，北方的政治理念重新整合了華夏世界，但是，也僅此而已。如果歷史真的像某些妄人說的那樣終結，那麼後世來描繪這段時光時，就只能用傳說和神話。

當我們在共和國的童年中高唱來自北方的軍歌時，我們其實並不了解，所謂的，為全人類的解放而奮鬥意味著什麼，就像那些去緬甸打游擊的父輩一樣，對於少年們來說，神聖的戰爭只是一場遊戲，而許多年後，那種使命感和責任感終於擁抱了這些人時，他們最終會發現，在和命運，敵人和自我的搏鬥中，是沒有任何僥倖可言的。審判，是公正的。歷史，是殘酷的。蘇聯解體已經二十五年了，它最終沒能拯救歐洲，卻莫名其妙地改變了我們。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