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勇 | 近代中國的文化民族主義

原標題：馬勇 | 近代中國的文化民族主義

前言

由於近代中國國情的特殊性，特別是由於中國的對外開放在很大程度上的被迫性以及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因而使近代中國在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總是顯得不那麼主動，總是顯得具有濃厚的民族主義情結，總是覺得西方的東西儘管必然要學，但又總是對西方的東西嚴重不滿，總希望加以改進或改良，並期望在此基礎上超越西方，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模式。

近代國人的這些想法就其原則來說並沒有大錯，特別是當中國現代化剛剛起步的時候，又正趕上西方現代化模式已遇到嚴重的危機，中國當然不可能在那種條件下步趨西方的後塵，重蹈西方社會的弊病。

然而問題在於現代化模式雖然可以有種種不同，但現代化的某些基本原則畢竟不是可以輕易改動的，因此近代中國基於民族主義的訴求而試圖超越西方經典模式的所有努力，儘管其方向基本正確，但教訓也委實不少。

1

失敗的陰影扭曲了近代國人的民族心理

作為一個具有悠久歷史文化傳統的民族共同體，中國在幾千年的歷史過程中與外來文明多次接觸。如果說真正意義上的中國文化最初只是局限於中原一帶的話，那麼它在幾千年的發展過程中就是不斷地吸收和同化周邊文化，建立起後來的歷史文化傳統。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文化素來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它對異文化的吸收與接納從來就是來者不拒，一般並不持嚴格的排外態度。這不僅有幾千年文化發展的歷史可以證明，而且即便說到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接觸，在300年前的晚明時期也基本如此。

那時的中國人雖然說不上對西方文化歡欣鼓舞，但他們明顯地感到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之間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或質的不同，因而發誓要學習西方，並期望逐步以西方文化為參照而改造中國文化已有的結構，最終使中國的進步與發展能與西方或世界同步。

然而，正常的文化交流卻因中國內部政局變動被打斷。明清易代之後的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清朝統治者出於自身利益的考量而中斷了與西方的聯繫。差不多到了18世紀末年，當西方人再次找上門來的時候，中西文化之間的接觸才再一次發生。

只是這一次的接觸不同於以往，除了中西文化之間的差距較晚明時期拉得更大外，中國在某種程度上實在是帶有被迫的意味。中國人尤其是統治者久已習慣「中央帝國」的大國感覺，它無論如何都已難以理解西方這些「蠻夷小國」為何這樣執著地要進入中國。

於是中國的統治者先是以「禮儀之爭」拒絕馬嘎爾尼的來訪和「朝貢」，接著則是在兵臨城下的時候蠻幹一場，最後便是接二連三地慘敗，於是只能被迫地、一點一點地走向開放。

中國在兩次鴉片戰爭中的失敗是亘古未有的奇恥大辱，它帶給中國的結果遠甚於顧炎武所說的「亡國」或「亡天下」，是中國五千年來從未遇到過的歷史難題，當然也是中國文化與異文化接觸、溝通過程中從未出現過的現象。疼定思痛，進步的中國人作出了一個重要選擇，那就是「師夷之長技以制夷」。

「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口號是近代國人面對西方強權的壓力而作出的第一個反應。如果站在歷史長河的觀點看，這一口號當然具有重要的進步意義，它至少已承認西方文化具有一定的有用性，中國文化雖然從總體上說並沒有大的問題，但至少在技術與實用層面總覺得缺少點什麼。

然而由於這一口號帶有明顯的雪恥意義與功利目的，因此它一方面制約了中國向西方學習的全面性，從而將體用分為兩橛，並由此引發後來從器物到制度，從制度到文化進行全面變革的爭論；另一方面便是在失敗的陰影下進一步強化了近代國人的民族意識和中國文化優越論的觀念，從而為後來的變革與發展留下了一系列有待解決的難題。

從民族主義的立場上看，「制夷」當然是中國人當時的首選目的。西方列強對中國的強權壓迫與政治、經濟剝削確實激怒了中國人。中國人要想「雪恥」和恢復昔日「中央帝國」的大國地位，便只能是像往常對待那些周邊的弱小民族一樣，以「胡蘿蔔加大棒」的手段加以控制，使他們成為中國的藩屬和文化殖民地。

然而遺憾的是，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畢竟不是中國五千年來那些周邊弱小民族，他們畢竟是以自由、平等、博愛作為其意識形態的理論根據。因此中國還想使用傳統的「羈糜」手段對付西方即「制夷」，這一目的不僅當年做不到，恐怕永遠也不可能再做到。

世界的發展與進步需要平等的交往與交流，即便現實中一直存在強權政治的事實，一個國家在對外政策上的宣示也不能是以強權對強權，至少不能作為國策或理論來提出。

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本質特徵之一便是中國長時期地在失敗的陰影下更格外地強調中國文化優越論和中國本位，更格外地同情那種排外、仇外意識和行為。

我們的史學研究多年來之所以一再頌揚從林則徐到三元里抗英，從義和團的排外，再到五四反帝愛國運動，之所以將那些致力於對外交涉，並不失原則而作出某些讓步的人物視為漢奸，視為叛徒，視為民族罪人，說到底都是基於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而作出的反映，是排外、仇外心理的必然表現，是一個民族贏得起、輸不起的表現。

換言之，中國在近代由於各種原因的驅動，確實輸過，確實是丟盡了大國的面子。但是，我們對待這種輸贏應該建立一種正確的認識，不要一味地去指責所謂帝國主義的侵略，不要老是抱著復仇、仇外的心理去看待世界。

而是要反求諸己，在汲取教訓的基礎上以坦然的心情去面對世界，面對未來。果如此，我們便能丟掉狹隘的民族主義包袱，儘快走向世界一體化的道路，與世界其他民族一道前進和發展。

2

民族文化優越感阻礙了中國的進步與發展

失敗的陰影長時期地籠罩在中國人的心頭，功利主義的雪恥意識制約了中國人向西方學習的誠意，這一點表現在「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口號上，便是中國人在起步向西方學習的時候，也僅僅是要「師夷之長技」，即只要學習西方那些科學技術。

對於科學技術之外的東西，近代國人總是不願意主動地、自覺地去學習，總是從根本上瞧不起那些非科學技術領域中的成就，而一再頑固地堅守「中國本位」或「中國文化優越論」。

顯然，近代國人堅守中國本位或中國文化優越論的立場完全是由於失敗的陰影長時期地揮之不去。因為我們知道，在晚明中西文化交流比較正常的情況下，中國學人和政治家幾乎從未有人將西方的東西分成「本末」之兩橛，那時的中國人對西方的接受是整體的、全盤的，即便看到西方文化的內在缺點，也並沒有將這種缺點分為「體」或「用」的方面。

然而，在近代中國則不然。近代中國雖然在政治上、軍事上敗給了西方，可是恰恰正是由於這種失敗，更使中國人的「阿Q精神」越來越強烈，他們在承認現在失敗的同時，卻為了安慰國人、鼓勵士氣、凝聚人心、整合社會，不斷地從書本上去尋找中國歷史文化輝煌燦爛的過去。

於是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也正是從中國開始向西方學習的時候，中國人卻莫明其妙地提出一種「中體西用」的學說，以為中國之「體」不必變，西方之「體」不必學，中國所缺只是西方之「用」，而中國之「體」可能遠較西方之「體」更為完美更為優越更合乎中國國情。

持「中體西用」主張的人，一般承認中國的落後，在這一點上他們不是那些冥頑不化的守舊者，他們的思想在近代中國當然具有相當重要的進步意義，是中國人對世界、對中國國情認識的一大重要進展。

馮桂芬▲

按照馮桂芬的分析，中國落後於西方是本然的事實，這一點似乎不必懷疑。至於落後的具體方面，『約有數端：人無棄材不如夷，地無遺利不如夷，君臣不隔不如夷，名實不符不如夷。』

這些方面幾乎囊括了中國的內政、外交、教育、政治制度的各個方面，當然意味著中國的全面危機。然而在談到中國應該向西方學習什麼的時候，馮桂芬卻又一反他那原本正確的分析，強調只要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即『有待於夷者獨船堅炮利一事耳』，『且用其器，非用其禮也。用之，乃攘之也。』

對西方的政治理論、文化思潮，馮桂芬和他同時代的絕大多數人一樣，仍採取一種不屑一顧的態度，依然忘情於中國傳統精神，並明確提出『以中國之綱常名教為本原，輔以諸國富強之術』，作為推動中國進步與發展的根本原則。

這幾乎在語言的表達上都與後來張之洞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標準口號極為相似。因此張之洞在《勸學篇》中也把馮桂芬引為同調。張之洞說，馮氏所提出的『諸國同時並域，獨能自致富強，豈非相類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較著者，如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本原，輔以西方諸富強之學，不更善之善哉！』

從這個意義上說，馮桂芬不僅播下了19世紀後半期中國維新思潮的種子，而且開啟了19世紀後半葉乃至20世紀上半葉中國保守主義之先河。

包括馮桂芬在內的那些文化保守主義者對中西文化的評估是發自內心的真誠，但毫無疑問的是，他們的這種看法是民族文化優越感的一種反映。

他們基於一種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無論如何很難以相信西方社會文化在總體上超越中國，中國雖然一時在世界競技場上敗下陣來，但絕不能由此證明中國文化、中國政治就比西方的落後。

辜鴻銘▲

正如辜鴻銘一再宣揚的那樣，『物質生活的程度可以作為衡量一個民族文化的前提，但是不能認為物質生活本身就已經是文化。一個民族的生活水平由於經濟的原因可能在下降，但是不能就因此證明他們的文化也在下降。』

這種判斷當然有助於一個失敗民族確立必要的自信心，但是如果強調過分，則勢必造成這個民族的狂妄自大意識。狂妄自大實際上是心虛自卑的必然反映，它的結果不是引導這個民族的正確發展，而是將之導入一個理論誤區或政治陷阱。

這種理論誤區或政治陷阱最為突出的表現便是自那時到現在一直不間斷的文化保守主義。文化保守主義的本來含義只是反對文化的急劇變革，但是在近代中國特殊的政治背景下，文化保守主義總是與政治激進主義相對待而存在而發展。

政治激進主義的基本看法是基於中國遲遲不能前進的事實，總是期望中國能夠通過急劇的變革一步到位，走向與世界同步發展的軌道，他們渴望的不是中國變成西方，而是中國要儘快地變得與西方一致，不是用中國的規則去要求西方，而是使中國儘快適應西方即國際或者說是這個世界公認的一般準則。

然而，中國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則不然。他們基於相對說來比較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一方面不太相信世界上真的存在什麼公認的準則或原則，特別是他們面對中國一再遭受列強侵略的事實，更覺得那些公理、準則的說法只是強者對弱者的一種安慰。

張之洞 ▲

正像當年張之洞談到西方一些國家欲創辦「彌兵會以冀保東方太平之局」的用意時說：

『我果有兵，弱國懼我，強國親我，一動與歐則歐勝，與亞則亞勝。如是耀之可也，彌之可也，權在我也。我無兵而望人之彌之，不重為萬國笑乎？……又有篤信公法之說者，謂公法為可恃。

其愚亦與此同。夫權力相等，則有公法，強弱不侔，法於何有？古來列國相持之世，其說曰：力均角勇，勇均角智。未聞有法以約束之也。今五洲各國之交際，小國與大國交不同，西國與中國交又不同。

即如進口稅，主人為政，中國不然也；寓商受本國約束，中國不然也；各國通商只及海口，不入內河，中國不然也；華洋商民相殺，一重一輕，交涉之案，西人會審，各國所無也。不得與於萬國公會，奚暇與我講公法哉？』

基於這種民族主義的立場，他對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態度總是不安與懷疑，絕對相信西方真的支持或期望中國的發展與強大。

另一方面，隨著人們對西方認識的不斷加深，特別是隨著西方社會內部社會問題接連不斷出現的事實，他們更覺得西方的一些東西大可懷疑，中國的未來與發展雖然要接受西方的一些科學技術等層面的東西。

但在政治體制、道德倫理方面還是應該固守住中國的一些原則和傳統，這樣既可保持住一些中國固有的特色，又可以避免西方在現代化發展過程中出現過的一些弊病。

孫中山創立三民主義的理論，以及中國不可能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理論依據，說到底都是基於民族主義的立場，超越西方國家現代化的一般模式，而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

3

化解文化民族主義情結

圖片來源：國家地理中文網

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結制約了中國的發展與進步，這一中國遺產直至今日仍在我們的生活中發揮著相當重要的作用。

當歷史已經進入21世紀的時候，如果我們繼續堅守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我們就有可能因不遵守這個星球的一般規則而被排斥在世界一體化的生活之外。

那麼，我們怎樣才能化解這種過分的民族主義情結呢？也就是說，怎樣才能既不損害民族的、國家的根本利益，而又能與世界同步發展呢？

首先，我們要淡化我們的民族文化優越感。不論我們的文化是否真的能夠解決人類社會將要面臨的各種困難與問題，但當這種文化並沒有解決我們自身的問題之前，我們都應虛心地學習包括西方在內的一切人類文化的優秀遺產。

應該樹立這樣一種明確的意識，即包括中國文化在內的任何文化遺產都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它們一旦被創造出來，就不再是任何民族的私有財富。

現代西方所面臨的問題如果真的有朝一日用中國的法子去解決，那也絕不意味著我們今日可以固守這些遺產而不前進，即我們不能因為西方社會今日的弊病一時難以克服而停滯不前，更不能因為西方的創造是西方的而不加以吸收。

全人類的文明財富應當由全人類來共同繼承，東方、西方、南方、北方的界限應該越來越模糊。我們都是這個地球村的村民，我們有義務為這個地球所面臨的一切問題貢獻我們的聰明和才智。

其次，作為一個大國，我們要拿出一個大國的風度和大國的氣勢來，既要在國際生活中主持公道和正義，為建立現代國際政治、經濟、文化的新秩序貢獻我們的力量，又要自覺地遵循那些國際公認的準則和原則。

既然不能以中國特色拒絕國際準則和原則，就應該老老實實地改變自己的所謂特色以適合現代國際交往的一般需要。

如果我們中國人的文化理想確實是人類將要共同走上的道路，我們也要相信世界各國人民的眼光和選擇能力。人類不會無緣無故地放棄任何美好的理想，人類當然也不會無緣無故地接受一個未經試驗的建議和主張。

失敗的陰影使近代國人長時期的囿於排外與仇外的心理狀態下，而民族文化優越感又使近代國人總是不願那麼坦然地承認中國的落後，總覺得中國的落後一是僅限於科學技術的層面，一是中國的落後是暫時的。

正是基於這種判斷，近代國人在渴望中國走上現代化道路的同時，又總是不那麼情願地承認有什麼國際價值和國際慣例，似乎世界的未來一切都應該按照中國的價值與中國的原則去辦理。這是近代中國最為典型的文化民族主義心理，也是中國文化優越論價值觀最為典型的反映。

近代中國與外部世界的衝突說到底是價值觀念的衝突。當西方人憑藉大炮和強權打開中國的大門時，中國人的價值觀念尚停留在中世紀的狀態，中國的文明成就雖然較西方中世紀的文明成就略高一籌，但近代的世界畢竟不是中世紀的世界。

此時的國際準則與慣例正在形成，那時的中國人如果能有日本人當年的氣派勇於「脫亞入歐」，儘快與西方世界正在形成的慣例與原則相溝通和磨合，近代中國儘管一度與西方無法匹敵，儘管一度受制於西方，但經過若干年的發展，中國也勢必能夠與西方、與世界的發展同步。

然而中國一再錯過那些本可利用的發展時機，一而再，再而三地論證中國價值高於西方價值，並發自內心地相信不怕西方人現在不願遵守中國的價值，一旦他們意識到中國價值的意義和有用性，恐怕他們一定要回過頭來遵循中國價值才是唯一的出路。

梁漱溟當年大言不慚地宣佈道：『我又看見西洋人可憐，他們當此物質的疲敝，要想得精神的恢復，而他們所謂精神，又不過是希伯來那點東西，左衝右突，不出此圈，真是所謂未聞大道，我不應當導他們於孔子這一條路上來嗎？

我又看見中國人蹈襲西方的淺薄，或亂七八糟，弄那不對的佛學，粗惡的同善社，以及到處流行種種怪秘的東西，東覓西求，都可見其人生的無著落，我不應當導他們於至好至美的孔子路上來嗎？無論西洋人從來生活的猥瑣狹劣，東方人的荒謬糊塗，都一言以蔽之，可以說他們都未嘗過人生的真味，我不應當把我看到的孔子人生貢獻給他們嗎？』

這就比較典型地反映了近代國人對待中國價值與國際慣例和國際準則的一般看法。

中國人或者說儒家的價值觀念當然不是一無是處，它的許多內容如果經過恰當的現代轉換，確實不應該與現代社會發生衝突，或許還是現代社會得以形成和發展的必要力量。

然而問題在於，由於近代國人囿於中國價值優越論的心理，他們從根本上看不慣西方社會以個人自由、人人平等為基本特徵的道德生活及其準則。即便是那些對西方社會與文化有相當深刻了解的思想先進如嚴復，他都覺得遍觀全球，還是中國人的價值觀念為最好。

嚴復 ▲

他說，『鄙人行年將近古稀，竊嘗觀究哲理，以為耐久無弊，尚是孔子之書。《四書》、《五經》，故是最富礦藏，惟需改用新式機器發掘淘洗而已。』

他還說，『不佞垂老，親見脂那七年之民國與歐羅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戰，覺彼族三百年之進化，只做到『利己殺人，寡廉鮮恥』八個字。回觀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澤被寰區。此不獨吾言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漸覺其為如此矣。』

顯然，這些思想先進所渴望的是中國社會的未來發展既要建設一個與西方相匹敵的現代科學技術性的社會，但最好還是要保留中國人的價值觀念和道德倫理體系，即還是那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老調。如果真的能建設一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社會，那當然也是別有一番風味和意思。

然而正如嚴復早年批評別人時所說的那樣，『體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體，則有負重之用；有馬之體，則有致遠之用。未聞以牛為體，以馬為用者也。中西學之為異也，如其種人之面目然，不可強謂似也。故中學有中學之體用，西學有西學之體用，分之則並立，合之則兩亡。議者必欲合之而以為一物。且一體而一用之，斯其文義違舛，固已名之不可言矣，烏望言之而可行乎？』可惜，嚴復並沒有將他的這一信念堅持到底。

處在中國社會轉型期的思想先進無法理解全球價值的意義和將給我們民族帶來怎樣的好處，他們出於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的立場，總是既想排斥國際慣例和全球準則對中國的約束，又想以自己的特例或特有價值觀念作為與外部世界交往的準則。

於是近代中國本來應該在現代化的道路上不斷地改變自身以合乎與外部交往的需要，本該儘早地將包括自己的價值觀念在內的一切思想觀念變得與世界同步，然而我們看到的卻是中國與外部世界的差距雖然一步一步地在縮小，但時隔一百多年卻依然有相當多的中國人期待固守住中國的特有價值。

只有到了外來的壓力迫使我們不得不變的時候，我們才勉強地改變自身，勉強地接受外來的思想與價值。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價值與國際慣例的衝突就是近代中國文化民族主義的本有特色，是中國文化優越論在價值觀念領域中的表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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