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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林徽因 萬古人間四月天

金岳霖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拿的是政治學的博士,可是他對政治「這玩意兒」一點興趣也沒有。當他發現世界上還有哲學這「有趣的東西」時,便索性轉了行。

他與哲學的結緣十分偶然。有一次,他和張奚若、秦麗蓮在巴黎聖米歇爾大街散步,遇到幾個人吵架,一時興起,也摻和進去爭辯。辯來辯去,他對邏輯萌發了興趣,從此一發不可收拾,深深迷上了哲學。

他勇於對傳統提出質疑,據說他十幾歲就從「金錢如糞土,朋友值千金」的古訓中推論出「朋友如糞土」的結論。

他英文尤佳,去牛津大學做報告的時候,「因為金先生的英式英語特別高雅漂亮,牛津的教師大多數對他很尊敬」,因此,他可以毫不費力地閱讀西方的哲學著作,也能用英文自如地表述哲學問題。憑著這一點,他研究哲學比其他中國學者更有優勢。

自身的天賦加上英文的助力,他成了「中國哲學第一人」。不過,當人問他為什麼研究哲學,他卻想不出什麼富有哲理的答案來,只說:「我覺得它最好玩兒。」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金岳霖來到西南聯大,擔任哲學系教授。

平日里,他的打扮很紳士,西裝革履,皮鞋纖塵不染,夏天穿短褲的話一定穿長筒襪。可是,他一年四季都戴一頂呢帽,進教室也不脫,每一學年開始,他對新生說的第一句話總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並不是對你們不尊重,請原諒。」究竟是什麼毛病,沒人弄得清。

在學生們眼中,他是一個「有趣」又「隨和」的教授。他教授邏輯學,這是文學院學生必修的課,但他上課時從不點名,提問的時候,他通常採取如下方式:「今天,穿紅毛衣的女同學回答問題。」於是,那天所有穿紅毛衣的女學生都又緊張又興奮。

任繼愈回憶老師:「他隨便得很,教授里沒有像他那麼隨便的,他有時候在講壇上走來走去,有時候就坐在教桌上面對著大家,在那裡講課。」

他最得意的學生叫王浩,他上課的時候,經常講著講著,就會停下來,問:「王浩,你以為如何?」王浩受他鼓勵,馬上發表一通自己的看法,有時候,整堂課幾乎都成了他們兩人的對話。

王浩後來去了美國,也成了有名的學者。

除了研究哲學,金岳霖還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文學愛好者。正因為他有這點愛好,小說家沈從文力邀他去給蕭珊、汪曾祺等一干文學青年講課。

抗戰勝利後,西南聯大各校遷回,金岳霖去了北大任教。新中國成立後,他被調任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的副所長。

可他不想做官,他對官位,就像對政治學一樣,絲毫不感興趣。為此,他寫了一篇《我坐在辦公室辦公,辦了一上午,「公」卻沒有來》的文章,他說:「他們說我應該坐辦公室辦公。我不知『公』是如何辦的,可是辦公室我總可以坐。我恭而敬之地坐在辦公室,坐了整個上午,而『公』不來,根本沒有人找我。我只是浪費了一個早晨而已。如果我是一個知識分子的話,我這個知識分子確實不能辦事。」

而且,他簡直是白紙一樣的人,一應人情世故全然不通,更別提圓滑通融了。有一次,哲學所的領導去看望他,並說一些「有要求儘管提」之類的客套話,誰知他不假思索就說:「我要錢。」然後掰著指頭說,「我的《邏輯》不要錢,《論道》也沒要錢,但《知識論》一定要給錢。」領導聽了半天,才知道他指的是稿費,不免有點尷尬,可他還是愣愣地說:「還是錢那個東西。」

這樣的他,根本就不是一個可以當官的人,仕途的路,他不可能走得通。

後來,全國開展知識分子「上山下鄉」運動,人人爭著要求「下放」,以此為「仕途榮升」做準備。金岳霖則不同,他是真的擁護黨的政策,準備「下放」後有所作為,為國家做出貢獻。

毛澤東曾屢次接見過他。那時,他已經八十多歲了,毛澤東和他說:「你要多接觸接觸社會。」他不知道怎麼才算接觸社會,想了許久,他付錢請了一個蹬平板車的人,每天帶著他去王府井一帶轉一圈,他坐在三輪車上東張西望,十分開心。

他正是這樣一個人,一代哲學大家,卻只是潛心為學,無半點爭雄揚名之念。他不是淡泊名利,而是在他的赤子之心裡,根本就不存在「名」的念頭。

金岳霖有著孩子般的天真可愛,本著一顆純凈心靈,當他愛上一個人的時候,他的真摯感情也令人嘆為觀止。

他愛上的那個女子,名叫林徽因。這個畢業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女子是當時有名的才女,工於建築,長於文學,而且人也生得極為清秀,是出了名的美人。

他曾做一副對聯誇她:「梁上君子,林下美人。」

不過,林徽因並不領情,道:「真討厭,什麼美人不美人,好像一個女人沒有什麼可做似的。我還有好些事要做呢!」

就是她這點與眾不同的個性,深深吸引了他。

他與林徽因結識於1931年,那時,她已嫁人,她的丈夫是梁啟超的兒子梁思成。不過,早在1931年之前,他就已經聽說過她。

金岳霖是位於北平總布衚衕的梁家的常客,彼時,梁家是北平最有名的文化沙龍聚集地,時人稱「太太的客廳」。張奚若、陳岱孫、錢端升、周培源、胡適、朱光潛、沈從文等一干學術名流都是座上賓,每逢周六下午,大家就陸續來到梁家,一邊品茶一邊談古論今。

聚會的焦點永遠是林徽因,她思維敏銳,言語活潑,言辭中永遠閃爍著智慧的靈光。

儘管她是別人的妻,可她的光芒那麼耀眼,他忍不住想靠近。於是,他乾脆也搬來總布衚衕,租下樑家的房子,與他們做了鄰居。

從1932年到1937年夏,他住在後院,小院,林徽因梁思成夫婦則住在前院,大院,「前後院都單門獨戶……除早飯在我自己家吃外,我的中飯晚飯大都搬到前院和梁家一起吃。這樣的生活維持到『七七事變』為止。抗戰以後,一有機會,我就住在他們家。他們在四川時,我去他們家不止一次。有一次我的休息年是在他們的李莊家過的。」

1938年,西南聯大教授合影,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陳岱孫、林徽因、金岳霖、吳有訓

從愛上林徽因起,金岳霖便想盡辦法與林家為鄰,林家搬到哪裡,他也隨之搬到哪裡,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逐林而居」。

如此,一輩子。

對於這段感情,金岳霖很坦蕩,他並不覺得他愛林徽因有什麼不妥,也從沒有把它當成是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到後來,他的戀情幾乎眾人皆知,連西南聯大的學生也都有所耳聞。

當時還在中文繫念書的汪曾祺回憶道:「有一位研究印度哲學的金先生每次跑警報總要提一隻很小的手提箱。箱子里不是什麼別的東西,是一個女朋友寫給他的信——情書。他把這些情書視如性命,有時也會拿出一兩封來給別人看。沒有什麼不能看的,因為沒有卿卿我我的肉麻的話,只是一個聰明女人對生活的感受,文字很俏皮,充滿了英國式的機智,是一些很漂亮的隨筆,字也很秀氣。這些信實在是可以拿來出版的。金先生辛辛苦苦地保存了多年,現在大概也不知去向了,可惜。我看過這個女人的照片,人長得就像她寫的那些信。」

汪曾祺雖然沒有寫出全名,但這拎著一箱子情書跑警報的事,大約只有他這位「金先生」做得出。

當日軍的空襲來臨,他常常對自己身處危險毫無察覺,待在房中忘記逃跑,也曾在逃離中弄丟過辛苦寫成的書稿,卻始終記得將她的信帶在身邊,一封也沒有落下。

不只是在她最美麗的時候在她身邊,她在李庄病得快要死去的時候,他也頂著日軍的戰火,長途跋涉而來。

1943年,四川宜賓李庄,病中

那時候,林徽因肺結核複發,躺在一張搖搖晃晃的行軍床上,瘦得不成人形。梁思成為她得不到有效治療而心急如焚,戰亂讓通貨膨脹愈演愈烈,教授們的薪水卻一減再減。為了給她買葯,梁思成不得不當掉了金錶,孩子們甚至連買鞋的錢都沒有。

他來了,建了一間房住在他們旁邊。

他不聲不響地買了一群雞回來養著。有一天,金岳霖來到她面前,從懷裡掏出了兩個溫熱的雞蛋。

他攤開掌心,臉上有孩子般淘氣的笑。

他的雞蛋,是戰亂中最切實的溫暖。

他愛她,可他從來沒有給她帶來過困擾,他沒有插足他們家庭的意思,相反,他很欣賞他們夫婦,覺得他們「結合得好,這不容易」。他也不在乎最後能不能得到她,他的戀愛觀點是「戀愛是一個過程,戀愛的結局,結婚或不結婚,只是戀愛過程中的一個階段,因此,戀愛的幸福與否,應從戀愛的全過程來看,而不應僅僅從戀愛的結局來衡量」。所以,他對她,一直是單純而快樂地付出著,不計任何回報。

自始至終,他只是靜靜地守候在離她最近的地方。她快樂的時候,他微笑著看她;她落難的時候,他義無反顧地站出來。

被一個男人這樣愛著,天下任何一個女人恐怕都會動心,而林徽因,她也是凡人。

有一天她終於開口了,向梁思成說,她苦惱極了,因為她同時愛上了兩個人,不知怎麼辦才好。

聽到這事,梁思成半天說不出話,一種無法形容的痛緊緊地抓住了他,他感到血液也凝固了,連呼吸都困難。

「我想了一夜該怎麼辦?我問自己,徽因到底和我幸福還是和老金一起幸福?我把自己、老金和徽因三個人反覆放在天平上衡量。我覺得儘管自己在文學藝術各方面有一定的修養,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學家的頭腦,我認為自己不如老金,於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結論告訴徽因。我說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選擇了老金,祝願他們永遠幸福。我們都哭了。當徽因把我的話告訴老金時,老金的回答是:『看來思成是真正愛你的,我不能去傷害一個真正愛你的人。我應該退出。』」

林徽因何其有幸,能得到兩份如此寬厚的愛情。這樁在任何一個家庭都會掀起軒然大波的事件,梁思成這麼看:「我感謝徽因,她沒有把我當一個傻丈夫,她對我是坦白和信任的。」而金岳霖真的坦然退了出來,從此,他只把自己放在好朋友的位置上。

他們吵架的時候,他充當他們的「調解員」,梁思成道:「我們三個人始終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上遇到的難題也常去請教老金,甚至連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來『仲裁』,因為他總是那麼理性,把我們因為情緒激動而搞糊塗的問題分析得一清二楚。」

她嫁了一個愛她的好男人,這就夠了,他不介意她嫁的人是不是自己,他只要她幸福。

1955年,她走了。

追悼會是在北平賢良寺開的,他很悲痛,「眼淚沒有停過」,金岳霖為她寫的輓聯是所有人里寫得最好的,「一身詩意千尋瀑,萬古人間四月天」,很合她的氣韻,很美。

他沉浸在深深的悲傷中,幾個月後,他的朋友周禮全到北大哲學樓辦事,順便去看他,「金先生要我把辦公室門關上。我問他有什麼事?他先不說話,後來突然說:『林徽因走了!』他一邊說,一邊就號啕大哭。他兩隻胳臂靠在辦公桌上,頭埋在胳臂中。他哭得那麼沉痛,那麼悲哀,也那麼天真。我靜靜地站在他身旁,不知說什麼好。幾分鐘後,他慢慢地停止哭泣。他擦乾眼淚,靜靜地坐在椅子上,目光獃滯,一言不發。」

他終身未娶,晚年是和林徽因的長子梁從誡一同度過的。

以前,他便說「離開梁家就像失了魂一樣」,到老了,他變得極度依賴梁從誡。從誡去上班的時候,他獨自在家,總會不時提高嗓門喊保姆:「從誡幾時回來啊?」隔一會兒,他又會親昵地問:「從誡回來沒有?」

作為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兒子,梁從誡從沒有排斥過父親的這個「情敵」,他還像小時候那樣親切地叫金岳霖「金爸」。

沒有人覺得金岳霖愛林徽因有什麼錯,更沒有人會忍心傷害一顆真誠愛著的心。他那光風霽月的終生守望,值得所有人肅然起敬,梁家的後人都以尊父之禮待他。

又過了許多年,一個夏天的早晨,幾個編輯去採訪他,打算採集素材,寫一本《林徽因傳》。

那時候,他已是一個衰弱的老人,一次交談只能十分鐘,談長點就睡著了。

他們把一本用毛筆大楷抄錄的林徽因詩集給他看,他輕輕地翻著,回憶道:「林徽因啊,這個人很特別,我常常不知道她在想什麼。好多次她在急,好像作詩她沒作出來。有句詩叫什麼,哦,好像叫『黃水塘的白鴨』,大概後來詩沒作成……」

慢慢地,他翻到了另一頁,忽然高喊起來:「哎呀,八月的憂愁!」

編輯們都吃了一驚,難以相信那高八度的驚嘆聲,竟是從那衰弱的軀體里發出的。

當他們取出一張林徽因的照片,問他拍照的時間背景時,他接過手,久久凝視著,嘴角漸漸下彎,彷彿要哭出來。

金岳霖一語不發,緊緊捏著照片,生怕影中人飛走似的。許久,他才抬起頭,像小孩求情似的對他們說:「給我吧!」

於是,他們送了他一張複製的林徽因大照片,他捧著照片,臉上的皺紋頓時舒展開了:「啊,這個太好了!這個太好了!」

見他高興,他們連忙問他,是否可以請他為《林徽因傳》寫一篇序言。

他認真地想了想,一字一頓道:「我所有的話,都應該同她自己說。我沒有機會同她說的話,我不願意說,也不願意有這種話!」

1984年,金岳霖去世,享年90歲。

在他去世之前,有一天,他的好友收到他的請柬,邀請大家去北京飯店赴宴。

大家都莫名其妙,不知道他為何要請客。

後來大家便知道了,原來,那天是林徽因的生日。

那一年,距離林徽因去世,已經整整二十九年。

望著白髮蒼蒼的他,在座的所有人都紅了眼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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