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林徽因 萬古人間四月天

金岳霖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拿的是政治學的博士，可是他對政治「這玩意兒」一點興趣也沒有。當他發現世界上還有哲學這「有趣的東西」時，便索性轉了行。

他與哲學的結緣十分偶然。有一次，他和張奚若、秦麗蓮在巴黎聖米歇爾大街散步，遇到幾個人吵架，一時興起，也摻和進去爭辯。辯來辯去，他對邏輯萌發了興趣，從此一發不可收拾，深深迷上了哲學。

他勇於對傳統提出質疑，據說他十幾歲就從「金錢如糞土，朋友值千金」的古訓中推論出「朋友如糞土」的結論。

他英文尤佳，去牛津大學做報告的時候，「因為金先生的英式英語特別高雅漂亮，牛津的教師大多數對他很尊敬」，因此，他可以毫不費力地閱讀西方的哲學著作，也能用英文自如地表述哲學問題。憑著這一點，他研究哲學比其他中國學者更有優勢。

自身的天賦加上英文的助力，他成了「中國哲學第一人」。不過，當人問他為什麼研究哲學，他卻想不出什麼富有哲理的答案來，只說：「我覺得它最好玩兒。」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金岳霖來到西南聯大，擔任哲學系教授。

平日里，他的打扮很紳士，西裝革履，皮鞋纖塵不染，夏天穿短褲的話一定穿長筒襪。可是，他一年四季都戴一頂呢帽，進教室也不脫，每一學年開始，他對新生說的第一句話總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並不是對你們不尊重，請原諒。」究竟是什麼毛病，沒人弄得清。

在學生們眼中，他是一個「有趣」又「隨和」的教授。他教授邏輯學，這是文學院學生必修的課，但他上課時從不點名，提問的時候，他通常採取如下方式：「今天，穿紅毛衣的女同學回答問題。」於是，那天所有穿紅毛衣的女學生都又緊張又興奮。

任繼愈回憶老師：「他隨便得很，教授里沒有像他那麼隨便的，他有時候在講壇上走來走去，有時候就坐在教桌上面對著大家，在那裡講課。」

他最得意的學生叫王浩，他上課的時候，經常講著講著，就會停下來，問：「王浩，你以為如何？」王浩受他鼓勵，馬上發表一通自己的看法，有時候，整堂課幾乎都成了他們兩人的對話。

王浩後來去了美國，也成了有名的學者。

除了研究哲學，金岳霖還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文學愛好者。正因為他有這點愛好，小說家沈從文力邀他去給蕭珊、汪曾祺等一干文學青年講課。

抗戰勝利後，西南聯大各校遷回，金岳霖去了北大任教。新中國成立後，他被調任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的副所長。

可他不想做官，他對官位，就像對政治學一樣，絲毫不感興趣。為此，他寫了一篇《我坐在辦公室辦公，辦了一上午，「公」卻沒有來》的文章，他說：「他們說我應該坐辦公室辦公。我不知『公』是如何辦的，可是辦公室我總可以坐。我恭而敬之地坐在辦公室，坐了整個上午，而『公』不來，根本沒有人找我。我只是浪費了一個早晨而已。如果我是一個知識分子的話，我這個知識分子確實不能辦事。」

而且，他簡直是白紙一樣的人，一應人情世故全然不通，更別提圓滑通融了。有一次，哲學所的領導去看望他，並說一些「有要求儘管提」之類的客套話，誰知他不假思索就說：「我要錢。」然後掰著指頭說，「我的《邏輯》不要錢，《論道》也沒要錢，但《知識論》一定要給錢。」領導聽了半天，才知道他指的是稿費，不免有點尷尬，可他還是愣愣地說：「還是錢那個東西。」

這樣的他，根本就不是一個可以當官的人，仕途的路，他不可能走得通。

後來，全國開展知識分子「上山下鄉」運動，人人爭著要求「下放」，以此為「仕途榮升」做準備。金岳霖則不同，他是真的擁護黨的政策，準備「下放」後有所作為，為國家做出貢獻。

毛澤東曾屢次接見過他。那時，他已經八十多歲了，毛澤東和他說：「你要多接觸接觸社會。」他不知道怎麼才算接觸社會，想了許久，他付錢請了一個蹬平板車的人，每天帶著他去王府井一帶轉一圈，他坐在三輪車上東張西望，十分開心。

他正是這樣一個人，一代哲學大家，卻只是潛心為學，無半點爭雄揚名之念。他不是淡泊名利，而是在他的赤子之心裡，根本就不存在「名」的念頭。

金岳霖有著孩子般的天真可愛，本著一顆純凈心靈，當他愛上一個人的時候，他的真摯感情也令人嘆為觀止。

他愛上的那個女子，名叫林徽因。這個畢業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女子是當時有名的才女，工於建築，長於文學，而且人也生得極為清秀，是出了名的美人。

他曾做一副對聯誇她：「梁上君子，林下美人。」

不過，林徽因並不領情，道：「真討厭，什麼美人不美人，好像一個女人沒有什麼可做似的。我還有好些事要做呢！」

就是她這點與眾不同的個性，深深吸引了他。

他與林徽因結識於1931年，那時，她已嫁人，她的丈夫是梁啟超的兒子梁思成。不過，早在1931年之前，他就已經聽說過她。

金岳霖是位於北平總布衚衕的梁家的常客，彼時，梁家是北平最有名的文化沙龍聚集地，時人稱「太太的客廳」。張奚若、陳岱孫、錢端升、周培源、胡適、朱光潛、沈從文等一干學術名流都是座上賓，每逢周六下午，大家就陸續來到梁家，一邊品茶一邊談古論今。

聚會的焦點永遠是林徽因，她思維敏銳，言語活潑，言辭中永遠閃爍著智慧的靈光。

儘管她是別人的妻，可她的光芒那麼耀眼，他忍不住想靠近。於是，他乾脆也搬來總布衚衕，租下樑家的房子，與他們做了鄰居。

從1932年到1937年夏，他住在後院，小院，林徽因梁思成夫婦則住在前院，大院，「前後院都單門獨戶……除早飯在我自己家吃外，我的中飯晚飯大都搬到前院和梁家一起吃。這樣的生活維持到『七七事變』為止。抗戰以後，一有機會，我就住在他們家。他們在四川時，我去他們家不止一次。有一次我的休息年是在他們的李莊家過的。」

1938年，西南聯大教授合影，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陳岱孫、林徽因、金岳霖、吳有訓

從愛上林徽因起，金岳霖便想盡辦法與林家為鄰，林家搬到哪裡，他也隨之搬到哪裡，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逐林而居」。

如此，一輩子。

對於這段感情，金岳霖很坦蕩，他並不覺得他愛林徽因有什麼不妥，也從沒有把它當成是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到後來，他的戀情幾乎眾人皆知，連西南聯大的學生也都有所耳聞。

當時還在中文繫念書的汪曾祺回憶道：「有一位研究印度哲學的金先生每次跑警報總要提一隻很小的手提箱。箱子里不是什麼別的東西，是一個女朋友寫給他的信——情書。他把這些情書視如性命，有時也會拿出一兩封來給別人看。沒有什麼不能看的，因為沒有卿卿我我的肉麻的話，只是一個聰明女人對生活的感受，文字很俏皮，充滿了英國式的機智，是一些很漂亮的隨筆，字也很秀氣。這些信實在是可以拿來出版的。金先生辛辛苦苦地保存了多年，現在大概也不知去向了，可惜。我看過這個女人的照片，人長得就像她寫的那些信。」

汪曾祺雖然沒有寫出全名，但這拎著一箱子情書跑警報的事，大約只有他這位「金先生」做得出。

當日軍的空襲來臨，他常常對自己身處危險毫無察覺，待在房中忘記逃跑，也曾在逃離中弄丟過辛苦寫成的書稿，卻始終記得將她的信帶在身邊，一封也沒有落下。

不只是在她最美麗的時候在她身邊，她在李庄病得快要死去的時候，他也頂著日軍的戰火，長途跋涉而來。

1943年，四川宜賓李庄，病中

那時候，林徽因肺結核複發，躺在一張搖搖晃晃的行軍床上，瘦得不成人形。梁思成為她得不到有效治療而心急如焚，戰亂讓通貨膨脹愈演愈烈，教授們的薪水卻一減再減。為了給她買葯，梁思成不得不當掉了金錶，孩子們甚至連買鞋的錢都沒有。

他來了，建了一間房住在他們旁邊。

他不聲不響地買了一群雞回來養著。有一天，金岳霖來到她面前，從懷裡掏出了兩個溫熱的雞蛋。

他攤開掌心，臉上有孩子般淘氣的笑。

他的雞蛋，是戰亂中最切實的溫暖。

他愛她，可他從來沒有給她帶來過困擾，他沒有插足他們家庭的意思，相反，他很欣賞他們夫婦，覺得他們「結合得好，這不容易」。他也不在乎最後能不能得到她，他的戀愛觀點是「戀愛是一個過程，戀愛的結局，結婚或不結婚，只是戀愛過程中的一個階段，因此，戀愛的幸福與否，應從戀愛的全過程來看，而不應僅僅從戀愛的結局來衡量」。所以，他對她，一直是單純而快樂地付出著，不計任何回報。

自始至終，他只是靜靜地守候在離她最近的地方。她快樂的時候，他微笑著看她；她落難的時候，他義無反顧地站出來。

被一個男人這樣愛著，天下任何一個女人恐怕都會動心，而林徽因，她也是凡人。

有一天她終於開口了，向梁思成說，她苦惱極了，因為她同時愛上了兩個人，不知怎麼辦才好。

聽到這事，梁思成半天說不出話，一種無法形容的痛緊緊地抓住了他，他感到血液也凝固了，連呼吸都困難。

「我想了一夜該怎麼辦？我問自己，徽因到底和我幸福還是和老金一起幸福？我把自己、老金和徽因三個人反覆放在天平上衡量。我覺得儘管自己在文學藝術各方面有一定的修養，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學家的頭腦，我認為自己不如老金，於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結論告訴徽因。我說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選擇了老金，祝願他們永遠幸福。我們都哭了。當徽因把我的話告訴老金時，老金的回答是：『看來思成是真正愛你的，我不能去傷害一個真正愛你的人。我應該退出。』」

林徽因何其有幸，能得到兩份如此寬厚的愛情。這樁在任何一個家庭都會掀起軒然大波的事件，梁思成這麼看：「我感謝徽因，她沒有把我當一個傻丈夫，她對我是坦白和信任的。」而金岳霖真的坦然退了出來，從此，他只把自己放在好朋友的位置上。

他們吵架的時候，他充當他們的「調解員」，梁思成道：「我們三個人始終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上遇到的難題也常去請教老金，甚至連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來『仲裁』，因為他總是那麼理性，把我們因為情緒激動而搞糊塗的問題分析得一清二楚。」

她嫁了一個愛她的好男人，這就夠了，他不介意她嫁的人是不是自己，他只要她幸福。

1955年，她走了。

追悼會是在北平賢良寺開的，他很悲痛，「眼淚沒有停過」，金岳霖為她寫的輓聯是所有人里寫得最好的，「一身詩意千尋瀑，萬古人間四月天」，很合她的氣韻，很美。

他沉浸在深深的悲傷中，幾個月後，他的朋友周禮全到北大哲學樓辦事，順便去看他，「金先生要我把辦公室門關上。我問他有什麼事？他先不說話，後來突然說：『林徽因走了！』他一邊說，一邊就號啕大哭。他兩隻胳臂靠在辦公桌上，頭埋在胳臂中。他哭得那麼沉痛，那麼悲哀，也那麼天真。我靜靜地站在他身旁，不知說什麼好。幾分鐘後，他慢慢地停止哭泣。他擦乾眼淚，靜靜地坐在椅子上，目光獃滯，一言不發。」

他終身未娶，晚年是和林徽因的長子梁從誡一同度過的。

以前，他便說「離開梁家就像失了魂一樣」，到老了，他變得極度依賴梁從誡。從誡去上班的時候，他獨自在家，總會不時提高嗓門喊保姆：「從誡幾時回來啊？」隔一會兒，他又會親昵地問：「從誡回來沒有？」

作為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兒子，梁從誡從沒有排斥過父親的這個「情敵」，他還像小時候那樣親切地叫金岳霖「金爸」。

沒有人覺得金岳霖愛林徽因有什麼錯，更沒有人會忍心傷害一顆真誠愛著的心。他那光風霽月的終生守望，值得所有人肅然起敬，梁家的後人都以尊父之禮待他。

又過了許多年，一個夏天的早晨，幾個編輯去採訪他，打算採集素材，寫一本《林徽因傳》。

那時候，他已是一個衰弱的老人，一次交談只能十分鐘，談長點就睡著了。

他們把一本用毛筆大楷抄錄的林徽因詩集給他看，他輕輕地翻著，回憶道：「林徽因啊，這個人很特別，我常常不知道她在想什麼。好多次她在急，好像作詩她沒作出來。有句詩叫什麼，哦，好像叫『黃水塘的白鴨』，大概後來詩沒作成……」

慢慢地，他翻到了另一頁，忽然高喊起來：「哎呀，八月的憂愁！」

編輯們都吃了一驚，難以相信那高八度的驚嘆聲，竟是從那衰弱的軀體里發出的。

當他們取出一張林徽因的照片，問他拍照的時間背景時，他接過手，久久凝視著，嘴角漸漸下彎，彷彿要哭出來。

金岳霖一語不發，緊緊捏著照片，生怕影中人飛走似的。許久，他才抬起頭，像小孩求情似的對他們說：「給我吧！」

於是，他們送了他一張複製的林徽因大照片，他捧著照片，臉上的皺紋頓時舒展開了：「啊，這個太好了！這個太好了！」

見他高興，他們連忙問他，是否可以請他為《林徽因傳》寫一篇序言。

他認真地想了想，一字一頓道：「我所有的話，都應該同她自己說。我沒有機會同她說的話，我不願意說，也不願意有這種話！」

1984年，金岳霖去世，享年90歲。

在他去世之前，有一天，他的好友收到他的請柬，邀請大家去北京飯店赴宴。

大家都莫名其妙，不知道他為何要請客。

後來大家便知道了，原來，那天是林徽因的生日。

那一年，距離林徽因去世，已經整整二十九年。

望著白髮蒼蒼的他，在座的所有人都紅了眼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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