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鄉十年：生產隊沒給我們修造廁所
一
當年知青下鄉，事出突然，說走就走。知青固然沒有準備，生產隊也是措手不及。作為應急，插隊知青多半都臨時安排在農民家裡。我和楊宗遨、馮玉文比較例外，住的是生產隊的倉房。這倉房在從前是楊泗廟，祭祀誰的不清楚，甚至楊泗廟三個字是不是這樣寫法，我也沒問過。總之生產隊開會，儲存種子糧，養豬，都在楊泗廟。為了安置我們，特別騰出了大殿旁邊的一間耳房。
說它耳房非常形象，三張單人床，橫放一張，豎放兩張，基本就還剩一個過道。考慮到要生火做飯，又在耳房當頭橫向搭了一間廚房。材料是泥築的土牆，生產隊有築牆的擋板，隊上派劉海清來做技術指導，我們則一同參與勞作，計算工分。廚房外面的小路旁就是田地，可以就近取土。土牆一版一版的築起來，築到一人多高了，安上兩根檁條，再拿竹子綁上稻草當做椽子，蓋上青瓦，一間三面透風的廚房就造好了。
生產隊不能造瓦，瓦是派人從幾里外的瓦廠挑回來的。砌柴灶不用請人，生產隊有現成的泥水匠，盤口灶輕而易舉。時間呆長了才知道，原來這鄉下的農民，除種地外，幾乎人人學有一門手藝。老一輩從民國過來的，有裁縫、瓦工、木工、石工、篾匠、船工，甚至有學吹鼓手的，看風水的。一年四季，農忙下地，農閑就外出打工。文革講階級鬥爭，反封建迷信，吹鼓手風水師就只能收手不幹了。
給我們搭建的速成廚房，門也簡陋，用幾根木條做個框架，再拿竹片編成門面，找個扣子一掛，再掛一把防君子不防小人的鎖頭。要回城了，把鐵鍋一揭，放進屋裡，小偷順路一看，也就不來偷了。
其實，生產隊在田壩的後面，有幾座大山，山上有樹，怎麼給知青修建個小小的廚房，也拿不出一點木料呢？這話說起來就長了，不過我們可以長話短說。這田壩背後的山上，1958年大鍊鋼鐵前，是一片茂密的森林，柏樹、杉樹、松樹、青杠、雜樹，應有盡有。人入林中，不見天日，有些地方，大樹密到背個稀眼背簍擠不過去，幾抱粗的古樹比比皆是。大躍進一來，全民鍊鋼，土法上馬，修小高爐。小高爐鍊鋼需要燒煤，農村裡不產煤，但如同白居易描述的一樣，中國有伐薪燒炭南山中的傳統，古時候打造兵器不就是用木炭作的燃料嗎？
於是全民鍊鋼立即演變成了全民伐樹，大部分燒成杠炭用來鍊鋼，其餘用於公共食堂燒飯。剛砍樹時，遇參天大樹，二三十人合抬一棵。砍到後來，變成兩個人抬一棵，然後是一個人扛一棵，一個人扛數棵。砍到最後，連樹秧秧也不放過，一邊胳肢窩夾一捆，硬是把漫山遍野的森林砍成了和尚的光頭。
到了60年代，又才派飛機播種造林，嚴格實行封山育林政策。到我下鄉時，飛播的松樹已經成林，大都長到碗口粗細，但曾經的柏樹杉樹，卻很難見到了。這樣的生態正處於恢復期，砍樹是嚴禁的，只在每年的冬季開放兩天，允許社員上山剔松樹椏枝，割雜草用作燃料，按人頭限定數量，每人兩三百斤。所以那些年想找木料造房子，真是萬般艱難。
二
有了吃住之地，卻不單獨替我們修造廁所，因為楊泗廟有養豬房。鄉下人的廁所都是和豬圈合在一處的，我們雖然不養豬，但廁所可以借用豬圈的，而且我們自留地的用糞，也可以直接從生產隊的養豬房挑。這對知青而言，是一種特殊的善意表達。但不便之處，是生產隊的養豬房四面開放，無遮無攔，每次小便，都免不了前後左右張望一番，確信路上沒有來人，才敢放鬆一搏。偶爾尿到一半，突然竄出一個人來，還是女人，就只能強忍著憋回去，那種難受，真是不足為外人道也。至於大便，反而比較好辦，安排在晚上進行，黑燈瞎火的，自己都看不清自己，可以毫無顧忌。
時間長了，發現農民面對此類問題，尤其是男人，很開通，並不糾結。一群人在地里幹活，離村子很遠，便意來了，閃到一邊，當著眾多男女，背過身去便能解決問題。他們的觀念是：「屙尿不盯人，盯人屙不成。」女人比男人顧臉，屙尿會走得遠一些。但餵奶的女人，會比較隨意，要奶孩子了，就地一坐，也不遮掩，敞開胸懷就奶上了。男人看不看的無所謂。所以鄉下人有個說法：「金奶奶，銀奶奶，結了婚就是豬奶奶。」
這種歷練，當知青的時間長了，身處同樣的環境，也就漸漸習慣了。
至此，插隊落戶的前期安置就算完成。開始一段時間，因為有國家提供的安置費，購買一般性的生產生活資料用品，都在安置費中支付。戶口雖然已經遷入農村，但糧食消費仍然按城市居民定量供應，生活費每月8元也有提供，一直延續到生產隊分配口糧為止。所以這段時間，是知青和生產隊相安無事的和平期。後來知青納入生產隊糧食分配體系，關係就變得敏感而時有衝突，甚至有為口糧而鬧出人命的，此是後話。
三
剛下去沒幾天，記不清是誰發起的，車子知青決定來一次展示性演出。原本學校宣傳隊主要精英都落戶在車子，說一聲便聚合攏來。節目基本是現成的，也新排練了幾個。楊宗括、李曉佳、李志軍幾個草堂高中65、66屆的學長也來助陣。曾經在校內演出時一鳴驚人的何可也被特邀來演出白毛女。楊宗遨是樂隊主力，我則和蔣華、趙忠富合作演出樣板戲《沙家浜》中的「智斗」。蔣飾演阿慶嫂，趙飾胡傳魁，我演刁德一。趙是公社中學教師，在當地有些名氣，他同時還與何可合作飾演了楊白勞。
這樣一種演出環境，不能不提說民國沿襲下來的鄉間民俗。過去鄉場，幾乎都有戲台，場口都有黃桷樹。逢年過節，地方鄉紳、商會，都要組織演出，或請戲班。許多鄉場還有自己獨特的民俗活動，譬如車子場，每年三月有「腳桿會」，一群壯漢抬著菩薩繞場巡遊，遍地是挽起褲腿的光腳桿。我們下鄉時，這樣的民俗活動也已經被消滅了。但各個鄉場的戲台仍在，只是到了改革開放年代，才無一倖免徹底消失。
當晚的演出大獲成功。何可也因演出北風吹，有時去紅星大隊同學處走動，被人稱呼「喜兒來了」。再後來，樂山縣舉辦文藝匯演，區里還特別抽調車子知青派人參加。
演出結束，恢復常態，又回到生產隊，開始面對油鹽柴米七件事。也即從此時起，我在分配給我們的土地上，開始經營日常蔬菜的生產。在隊為基礎的公社化三級體制中，土地為集體所有，但每人會按政策分給一份自留地，面積八厘，約十三分之一畝多一點，允其自主經營。我們三個人計二分四厘地，分配在靠山邊的一塊田地。說它是田地，蓋源於放干水可作旱地，蓄上水則為水田，種菜種糧兩得其便，是自留地中的上等。
幫我們造過廚房的劉海清劉五爺，彼此有幾天的接觸，又恰好住在我們對面的竹林壩中，來去方便。他老伴人也熱情，我們喊劉五娘。我就去她家請教種地的規劃。沒等劉五娘說上幾句，劉五爺便接過話說：「你們那地好，種芋頭產量高，眼下正是季節；再拿地頭切一角出來種四季豆豇豆，足夠吃了。」劉五娘幫人幫到底，叫她家老五陪我去場上購買種子。這老五長得酷像他媽，慈眉善目，隨時都笑嘻嘻的，人也敦厚踏實。他不單幫我犁地，還指導我如何布種。後來但凡需要詢問到技術上的問題，他都有問必答，甚至抽空過來親手指點。什麼時候該澆糞了，他會主動提醒，並私下點撥我說：「養豬房有的是糞，挑就是了。」
那段時間，看著種下的芋頭四季豆豇豆出苗牽藤，枝繁葉茂，心裡樂滋滋的，好像自己也和它們一道成長。芋頭該掏溝培土了，豆苗牽藤該插支架了，我都親歷親為。像挑糞、掏溝這樣的力氣活，常常會幹得滿頭大汗。楊宗遨馮玉文此時都回城裡去了，我家窮，回去也沒人管我飯吃，我得自己掙工分養活自己。
四
有天黃昏，劉家老五來約我說：「想不想栽桉樹？」我說：「想啊。」他說：「那好，到時候我來喊你。」等到天黑下來，大家聚到一起，才知道並非我和老五兩人，共有十來個人，大都是二十多歲的年輕小夥子。那天晚上，基本伸手不見五指，走在田間小路上，前後不見燈火。鄉下人習慣走夜路，且土生土長，對本地本方的周邊環境非常熟悉，所以如履平地，完全不是問題。我跟在他們身後，深一腳淺一腳的，戰戰兢兢，小路邊就是堰溝，很怕一不小心踩到溝里。多虧了老五，在前邊領著我，隨時照應。
後來才知道，和我們大隊相鄰的程黃村，以雙水碾為界，屬於安谷公社，當時改稱先進大隊。這個大隊在半邊寺的坡上，培育有桉樹苗，已經長到一兩尺高了。我們生產隊的年輕人是如何偵查到的，不清楚。我跟著他們黑咕隆咚的爬到山上，看不清這片苗圃有多大，但卻非常清楚，這種行徑就是偷竊。不過他們似乎並不在乎，一看見按樹苗便拔，毫不猶豫，只是也有底線，不糟蹋，各人根據自家空地，確定偷竊數量。
我學著他們模樣，偷回來十餘株桉樹苗，栽在房前的田邊上，還找劉五爺要了一籠竹圪蔸，挖了個大坑，也載在水田邊上，天天按時澆水。一星期後，桉樹和竹子都發了嫩葉，顯示移植已經成活。我就憧憬著，將來桉樹長大，竹木成林，做個傢具編個兜兜籮筐什麼的，就有材料了。
那幾天，我常常站在房門邊，看著我的桉樹和竹子，充滿了陶醉；或走到水田邊，心懷喜悅，拿桉樹一株株的看過去，再一株株的看過來。看到入迷處，會發現桉樹每天都有變化，今天的葉子和昨天的不同，又長大了一點兒；隔幾天一看，連枝幹也高了一截。一同去偷樹苗的農民，看到我的桉樹，會心生妒忌，酸酸的說：「你這地方好向陽嘛，我們比不了。」他們如此說話，非但沒引起我警惕，反而讓我暗暗得意。他們偷回來的桉樹，只能見縫插針，栽在陽光稀缺的竹林壩中，不但發育不良，成活率也不高。
這天，我進城去了一趟，回來後感覺好像少了什麼。因為忙著做飯，也沒在意。等吃過晚飯，給桉樹澆水，才發現所有桉樹，都被人故意掐巔。我這才恍然大悟，明白觸犯生產隊利益了。試想桉樹長大，在田邊站成一排，還不遮擋住田裡的莊稼？人家沒搗毀我的竹子，其實是給我一個改過機會。倘若我執迷不悟，竹林也會慘遭毒手。想了想，索性自來了斷，把已經成活的竹子也連根拔去。
這事我沒問過任何人，包括老五，更沒想過調查。總之得個教訓，農村有農村的規矩，做事要避免觸碰底線。
五
總體說，農村人還是很善良的，我在鄉下十年，沒看見有人拿了階級鬥爭的箭彎弓射人。我所在生產隊，有個民國政府時期的保長，叫羅保安，生產隊從來沒有批鬥過他。相反，他因為年紀大，不能幹重活；而妻子也有殘疾，走路一跛一跛的，稍不留意，便摔倒在地，需要旁人幫助才能站立起來。這樣一對夫妻，如果不加以照顧，掙不夠口糧錢，就只能成倒差戶。所以生產隊完全不能給他講階級鬥爭，但凡有輕省一些的活路，比如隊里收糞，便派他記稱，收割季節，就讓他天天在曬場打雜。像這等優待，連貧下中農都享受不到，卻從不見有人抱怨指責。
別的生產隊，在我的記憶中，好像也不講究階級鬥爭，甚至到大隊一級，那些年也沒看見召開過批鬥大會，拿了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簡稱四類分子）押到台上鬥爭。印象中只有公社一級的部門，有時會通過廣播，通知四類分子到某處勞動。這種勞動當然是純義務的，我有次去醫療站上班，看見羅保安和一群四類分子在路邊掏溝，其中還有來自戰鬥大隊的易伯康。
這易伯康是知名人物，他所在的大隊靠近岷江，常撐船下河打漁，人稱打漁子。他是什麼性質的四類分子不清楚，我也沒問過。他有件事讓我記憶深刻。打漁子易伯康是鰥夫，老婆死了多年，有一年突然想到再婚，四處託人說媒。我們大隊的婦女主任是個寡婦，男人原在工廠上班，因工死亡，大女兒去了城裡頂班。大兒子參軍提干，談了個對象是城裡工作的姑娘。這樣的條件，四類分子易伯康居然也敢託人提親。更讓人驚訝的，是身為黨員的婦女主任拒絕易伯康時，並沒有從階級鬥爭的高度加以痛斥，而是回應說，我守寡這麼多年，兒大女成人的，一個人過慣了，結什麼婚！
受此回絕，易伯康並不氣餒，又轉而把目標確定在我們生產隊。這次成功了，很快便和姓梁的寡婦辦理了結婚手續。易伯康得寸進尺，找到生產隊長，希望能遷到我們隊來上門落戶。隊長這才開誠布公地和易伯康進行溝通，隊長說，老易啊，你要結婚，人之常情，誰也不會阻攔，但這戶口遷移，我可不能給你簽字。我們是朋友，但我也是隊長，生產隊人多土地少，我要答應了你，全生產隊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還不把我罵死？易伯康也是明理之人，也就不再要求，從此像瀘沽湖的摩梭人一樣，實行走婚。
整個一場求婚結婚過程，看不見半點階級鬥爭的刀光劍影，這和我讀初中時，文學作品灌輸給我的鄉村階級鬥爭景象，完全不是一回事情。由此也明白了一個道理，下層民眾如果不被蠱惑，其本性都是良善的。
想想也是，像農村那樣的環境，無論何人，都得勤扒苦做，掙工分吃飯。誰沒事兒就講階級鬥爭呢，它是能當飯吃，還是能當衣穿？除非腦袋進水，才會把忽悠人的東西天天掛在嘴上。關於人生在世的意義，隊長劉樹銀給我的「再教育」是：「人一輩子，就是為吃為穿為條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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