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憤著書-司馬遷《史記》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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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30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曾任太史令，他把修史作為自己神聖的使命，但最終未能完成。司馬遷在與父親生死訣別之際接受了修史的囑託，並在三年後繼任太史令，並在太初元年（前104年）開始《太史公書》亦即後來稱為《史記》的寫作，整個寫作過程歷經14年，期間司馬遷因李陵之禍的牽連遭受了入獄及被處以宮刑的重大人生變故，這使其寫作的動機在遭際前後發生了巨大變化。
在李陵之禍前，他的修史動機和他父親相同，是載「明盛聖德」、述「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太史公自序》）。而在遭遇變故後，他的形體精神受到摧殘，心情發生很大變化，他的修史動機也有所調整充實，他在列舉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孫臏、呂不韋、韓非等人著書立說的動因時稱：「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太史公自序》），他認為自己和他們一樣，把修史不在僅看做對以往歷史的總結、對西漢盛世的頌讚，而是和自己的身世之嘆聯繫在一起，融入了較重的怨刺成分，許多人物傳記都寓含著作者的寄託，這就是「發憤著書」的含義。
《史記》的敘事寫人都圍繞「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宗旨，而由於其「發憤著書」的動機，司馬遷在敘事寫人的創作實踐中體現出兩個明顯特點，一是在探尋因果關係的時候，往往歸結到宿命論。比如描寫衛青是，反覆強調「天幸」，在《留侯世家》中又側重「天意」的思想。
另一個特點就是為悲劇人物立傳，寄寓自己深切的同情。比如其筆下的虞卿、范雎、蔡澤、魏豹、彭越等人，或在愁苦中著書立說，或歷經磨難而愈加堅強，或身被刑戮而自負其材，欲有所用，所抒這些苦難的經歷都帶有悲劇性，暗含了司馬遷自己的人生感慨。
《史記》成功塑造了許多悲劇人物，這和司馬遷的「發憤著書」有直接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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