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時：密切聯繫群眾是測量黨性的標誌

作者：明鋼

任弼時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成員之一，對黨的鞏固、發展、壯大、成熟，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尤其突出的是，任弼時對黨性問題有著深刻的理解與認識，並在實際工作中幾乎做到了完美無缺，是堅持黨性原則的典範。

「對那些侮辱和曲解馬列主義理論的人進行不調和的鬥爭」

任弼時認為，共產黨員要掌握馬列主義，要對馬列主義、共產主義無限的忠實和堅定，要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去觀察問題、處理問題。同時，他還指出，黨性堅強的共產黨員，必須反對機會主義，向妥協、投降主義進行無情的鬥爭，對那些侮辱和曲解馬列主義理論的人進行不調和的鬥爭。

1927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在武昌舉行擴大會議。會上，年輕氣盛的任弼時三次要求發言，都被陳獨秀拒絕。任弼時再也忍不住了，氣憤地大聲說：「不！總書記同志，你不能壓制批評，我現在一定要說！」接著，他從口袋裡掏出意見書，鄭重地宣布：「我代表團中央，在此報告《團中央致黨中央政治意見書》。」陳獨秀很生氣，竟伸手奪過意見書撕得粉碎：「這是黨的會議，青年團沒有資格發言！」任弼時針鋒相對地說：「誰有真理誰就有資格發言！」接著，他簡明地講了意見書的內容。

6月底，任弼時委託蔡和森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再次提交共青團中央《政治意見書》。陳獨秀看後「大發雷霆，碎之於地」。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任弼時在發言中批評陳獨秀「僅僅做了上層的工作，而忘記了要以革命的力量來領導小資產階級」「處處遷就小資產階級，使黨失去了獨立的作用」。在國共合作的北伐中，黨「不但未深入領導民眾，而且還要抑制群眾的爭鬥」，以致「小資產階級的力量越大，民眾致遭摧殘，我們反失掉群眾」「黨無土地革命的決心」「未明白要土地革命才能引革命於新時期」；提出「現在黨要改變過去的錯誤原則，要實行，非有新的領導機關不可」。在八七會議上，任弼時當選為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

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有句名言叫做「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陳獨秀對任弼時的政治成長有過啟蒙作用，任弼時也非常尊重陳獨秀，視其為師長，但這並沒有影響任弼時對真理的堅持。任弼時當時只是一名年輕黨員，為了堅持真理，不惜在黨中央擴大會議上，頂撞總書記。

「誰有真理誰就有資格發言」，這擲地有聲的話，正是對黨性的最好詮釋，綻放出黨性的光芒。

任何黨員都必須「遵守黨的統一的紀律」

紀律是執行黨的路線的保證。遵守紀律、服從組織也是黨性的標誌之一。任弼時認為，在任何時候都要高度重視紀律。黨的基本組織原則是：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黨的下級組織服從上級組織、全黨的各個組織和全體黨員服從中央。他還認為，黨的紀律既是自覺的，又有強制性。黨內沒有特權黨員，在黨的紀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黨員都必須「遵守黨的統一的紀律」，「這對於任何一個黨員都是毫無例外的」。

沙家店戰役勝利後，中央縱隊的處境大為改善，部隊士氣旺盛，情緒高漲。但最棘手的問題卻依然存在，那就是缺少糧食，飢餓困擾著每一個人。警衛戰士每人每天只有半斤黑豆。日夜兼程地行軍，沒日沒夜地趕路，每天只有那麼一點糧食，哪裡夠吃？何況大都是20上下的年輕小伙呢？為了維持生計，前線司令部下令殺馬吃肉。

允許殺馬充饑後，中央縱隊的戰士在戰場附近揀回兩匹受傷的騾馬，並宰殺了。在梁家岔住了4天之後，部隊又出發了，戰士的乾糧袋，增加了新的內容，鼓鼓囊囊起來。任弼時發現這種變化，馬上找到手槍連連長高富有，問：

「你們手槍連有沒有揀回馬來？」

「有。都是沒有人要的，本來想送回去，可也不方便；餵養吧，也沒有飼草，沒的辦法，就殺了一匹。」

「吃了沒有？」任弼時認真地追問著。

「吃了一些，還剩下一些。」高連長如實地回答著。

任弼時嚴肅地說：「這樣做是不行的，一切繳獲要歸公么，這是紀律。戰場上的任何物品，任何東西，都不能變成個人的，也不能變成小單位的。你們的口糧是少了點，不過，平均起來每人也有半斤，比前方還是強多了。」

聽到任弼時的批評，高連長感到很慚愧，同時受到巨大的震動：在黨中央，在領導同志身邊工作，更應自覺和模範地遵守紀律，而不應該為個人和小集體撈好處。他與同志們一合計，大家一致同意，把那匹沒有宰掉的受傷馬和那些還沒有吃掉的馬肉一起送了回去。

這是轉戰陝北中糧食最為困難的時期，由於及時進行思想教育，機關人員與警衛戰士再也沒有發生違反紀律的情況。

以批評與自我批評「鞏固領導機關和領導人的威信」

批評與自我批評是黨的三大優良作風之一，是黨克服自身問題，不斷砥礪向前的有力武器，也是黨性的標誌之一。在這方面，任弼時堪稱楷模。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在長期革命生涯中，任弼時也犯過錯誤，工作中也有缺點和失誤。對此，他毫不隱諱，而是嚴格地進行自我批評。正如任弼時所言：「把自己的缺點或錯誤密密地包藏起來，諱莫如深，那就不會考慮到改正錯誤的辦法，就不會找出一個改進工作的辦法。發展自我批評與批評，不僅不會破壞領導人和領導機關的威信，不僅不會妨礙工作紀律之執行，而且恰恰是在領導機關和領導人中，用自我批評的態度揭發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並糾正這些錯誤之後，才能使這些工作做得更好，才能鞏固領導機關和領導人的威信。」

在湘贛工作座談會上，任弼時開宗明義地提出：「現在我們來檢討歷史問題的時候，首先，應該從各種不同的歷史情況出發，了解歷史問題，檢討自己的錯誤。」作為當時湘贛新省委的書記，他對自己在湘贛省委時期，曾經執行了某些「左」的錯誤政策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做了嚴格的自我批評。他表示，在他擔任湘贛省委書記這一段工作中，還是有許多缺點錯誤的，執行的路線還是五中全會臨時中央搬到中央革命根據地以後發展得更「左」的路線；在土地問題上、軍事問題上，都有「左」的錯誤；在肅反政策上也是「左」的。他說：「今天看來，改組省委是錯誤的。反對王首道等的『右傾機會主義動搖』也是錯誤的。這責任不在同志們，責任主要由我來負。」他對張啟龍說：「我在湘贛也批過你，省委還把你的黨籍搞掉了，這都是錯的，責任在我。現在我向你道歉！」

必須承認，在黨的幹部中，進行批評，尤其是自我批評還是有相當難度的。在這種情況下，任弼時當眾進行自我批評，並承擔責任，難能可貴。

與群眾建立密切的聯繫「是測量黨性的一個主要標誌」

任弼時把和群眾建立密切的關係作為對每個黨員的黨性要求，認為：「我們黨的偉大力量就在於它與廣大群眾有密切的聯繫，就在於它得到廣大群眾的擁護。」所以，與群眾建立密切的聯繫，「是測量黨性的一個主要標誌」。「必須使我們的領導經常面向著群眾，經常關心群眾的生活，善於去傾聽群眾的呼聲和了解他們的迫切需要，善於去總結群眾鬥爭的經驗並找出其教訓與規律，再去指導群眾行動」。

在延安棗園期間，任弼時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分管中央機關、組織、外事、農委、婦委、青委等項工作，日理萬機、十分繁忙，每天幾乎要工作15個小時以上。然而不管怎麼忙，他都時刻關心群眾的疾苦，經常抽出時間深入農民家庭，問寒問暖，幫助解決困難。

盛夏的一天下午，任弼時走出辦公窯洞，出棗園的大門向平川里走去，一路上只見滿川的玉米曬黃了葉子，心裡不免焦灼不安。正巧碰上幾個農民在澆地，可是水流很小，半天也澆不了一塊地。任弼時走上前去打招呼：

「老鄉，在澆地啊？」

「天旱澆園子嘛，」老鄉頭也不抬地說。

「可是看這細水像貓尿一樣，什麼時候能澆一遍啊。」任弼時說。

「有水總比沒水強。」

任弼時又問：「這水原來就這麼小嗎？」

老鄉說：「不是的。這渠原來是地主修的，剛修好那年水很大，後來年久失修，到處滲漏，水就越來越小了。」

任弼時沉思一陣問：「那水源有問題么？」

「水源沒問題，只要渠修好了，水是用不完的。」

任弼時果斷地說：「那好，我馬上動員中央機關的同志們幫你們修渠。」

「那太感謝你們了。」

「謝什麼，都是自家人。」

回到棗園，任弼時立即向毛澤東做了彙報。毛澤東表示同意並交任弼時負責。所有的機關幹部全部出動，日夜奮戰，沒用一周時間，一條長6公里，4米寬的大渠就修成了，棗園周圍1400畝的土地當年受益。水渠修好後，村民們引水澆地，乾枯的莊稼又恢復了勃勃生機。人們非常高興，給這條渠取名為「幸福渠」。

強調「思想」在黨性標準中的突出地位

1941年7月1日，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0周年之際，黨中央發出了《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隨即延安和各個抗日根據地展開了熱烈的學習和討論。這個文件連同8月1日發布的、由毛澤東起草《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等文件，成為延安整風運動「有特別重要意義」（任弼時語）的學習文件。

作為當時黨中央的核心成員和毛澤東的親密助手的任弼時，把宣傳、闡釋《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視為己任，投入滿腔熱情，做了大量的工作。這些工作對於把《決定》的精神化為全黨增強黨性的具體行動，發揮了重要作用，作出了突出貢獻。

其時，中國共產黨雖然已有20年的歷史，但從建黨起就致力於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來不及也沒有條件在全党進行系統的馬克思主義教育，有不少黨員特別是廣大基層黨員，對於什麼是黨性有許多模糊的認識。有人認為「服從上級」就是黨性強的全部表現，還有人認為只要「按時到會」「繳了黨費」就是有了黨性。針對上述情況，1941年下半年，任弼時撰寫了《關於增強黨性問題的報告大綱》，1942年7月14日，任弼時應邀到中央黨校作了《關於增強黨性》的報告，重點闡述了中央為什麼作出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什麼是黨性以及怎樣增強黨性等問題。任弼時撰寫的文章和所作的報告，回答了學員、教員提出的許多問題，是對《中共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權威的解釋。

尤其值得稱道的是，任弼時與時俱進，在文章與報告中吸收與發揮了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的精神，把「思想」擺在黨性標準的首位，強調了「思想」在黨性標準中的突出地位。他指出，過去我們把黨性比較偏重於組織方面，這也是對的，但不大全面；去年5月，毛主席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之後，中央政治局對思想領導方面，予以了特別注意，在中央政治局的業務里，規定思想、政治、軍事、黨務、組織幾項，把思想放在第一位。關於黨性的決定公布以後，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進一步提出：「粗枝大葉，自以為是的主觀主義作風，就是黨性不純的第一個表現；而實事求是，理論與實際密切聯繫，則是一個黨性堅強的黨員的起碼態度。」把主觀主義提到黨性不純的第一個表現，恰恰擊中了王明「左」傾機會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的要害，也是增強黨的團結和統一的客觀需要。因為主觀主義是王明搞獨立主義的思想基礎或前提；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實事求是，則是黨的團結和統一的思想基礎和前提，也是黨性的其他三個方面內容的基礎和前提。任弼時強調：毛主席把這個問題提出之後，使我們對於黨性的認識才展開了，黨性不僅包括組織觀念，而且包括思想、政治等，就是這個道理。

任弼時關於黨性的這些基本觀點，對於全黨深入理解《決定》，深刻認識加強黨性教育的迫切性以及如何增強黨性鍛煉，都有著重要的、積極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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