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韻：機構改革組合拳，生態保護大可為

3月17日，全國人大會議審議通過了《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計劃組建自然資源部和生態環境部，這是我國政府環保機構的第四次調整，也是環保大部制改革的重要舉措。此次調整為建設生態文明提供了機構保障，將生態文明建設中的生態保護職能落實到政府職能設置上，對釋放中國建設生態文明的力量具有重要意義。

近年來，國家出台了一系列有關生態保護和補償修復的文件，如《關於開展生態補償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全國生態保護「十二五」規劃》、《生態保護紅線劃定指南》等。但是在過去的政府機構職能設置中，生態保護的職能往往被包括在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中，並不單列。此次《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明確將生態環境保護和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以及公共服務一併列為政府職能，並在組建自然資源部和生態環境保護部中明確體現「資源」、「環境」和「生態」三大要素，這對於生態文明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從生態學的觀點看，資源、環境、生態是人類生存發展的三大自然要素，分別體現著人與自然的不同功能關係。「資源」指主權領土和可控大陸架範圍內所有自然形成的在一定的經濟、技術條件下可以被開發利用以提高人們生活福利水平和生存能力的實物資源的總稱。 「環境」泛指與人類生存和發展有關的各種天然的和經過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總體。而「 生態」 泛指一定空間範圍內，生物群落與其所處的環境所形成的相互作用的統一體。由此可見，「生態」、「資源」、「環境」三個概念的內涵和外延並不相同，然而，此前人們對於三者往往存在一些模糊認識，主要表現是將「生態」與「環境」混為一談，這客觀上不利於生態文明建設。例如，在探索建立綠色GDP 核算體系過程中，只將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納入核算，而將生態因素歸入環境因素，致使生態效益、生態價值、生態補償在該核算體系中未能得到應有的體現。

這種認識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已經得到改觀。報告在談及「生態文明制度建設」時，明確要求「要把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生態效益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評價體系」，這就明確將生態因素與資源和環境因素區別開來。2013年環保部頒布《全國生態保護「十二五」規劃》，2017年國務院出台《生態保護紅線劃定指南》也都體現了生態保護在建設生態文明中的重要性。然而，在此次機構改革之前，這一重要性並未能夠體現在政府機構名錄上，對明確權責仍存在一定阻礙。生態環境部和自然資源部的組建明確了資源、生態保護和環境保護的關係，將生態保護職能正式落實於政府機構職能設置上，對於貫徹十九大精神，全面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具有重大意義。

生態文明是不同於西方自由主義的環境理論、是基於東方智慧的生態環境系統治理路徑。在生態文明中， 「生態」是自然世界，「文明」是人類創造的所有物質和精神文化總和，生態文明正是自然世界與人類文明的和諧統一。相反，西方環境治理以新自由主義為基礎，將人與自然完全割裂，強調經濟手段的運用，其結果大多是環境、生態讓位於增長，乃至「自然的終結」。新自由主義因此被許多學者認為是世界環境危機的根源。然而，在過去的40年中，我們也受到新自由主義環境和發展理論的影響，不僅觀念上存在「先污染，後治理」的誤區，行動上長期粗放式發展，導致生態環境面臨巨大壓力。大氣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開始制約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如果不採取重大的舉措，不改革現有的體制機制，探索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文明發展之路，我國的生態安全就不能得到有效保障，中華民族的復興之路就會面臨嚴峻考驗。

此次政府機構改革，將生態文明落實到機構設置層面，必將有助於充分釋放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能量，徹底革除新自由主義經濟環境理論的負面影響。組建自然資源部將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保護進行監管，克服以往只重開發利用、漠視保護修復的急功近利式發展理念，確保全民所有制自然資源的生態安全；組建生態環境部統一負責生態環境監測和執法工作，保障環境質量，為人民群眾提供優質的環境服務，實現美麗中國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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