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威辛集中營：人類何時能汲取極端民族主義的教訓？

由於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及集中營的歷史稍有認識，而且近代世界亦不乏種族滅絕的例子（如：1975-79年的柬埔寨紅色高棉大屠殺、1994年的盧安達大屠殺），所以參觀後最大的感受並非震撼和悲傷，反而是看到近年全球政治陰雲密布，擔心不知道今天有多少人，仍記得奧斯威辛的教訓。

奧斯威辛與二戰同義。而二戰的發生（包括德國在二戰前對歐洲國家的侵略），是源於一種極端的民族主義。本來，民族主義是近代民族國家立國時的工具和手段。民族主義者透過建構一個共同身份（通常對立於「他者」），爭取被統治者的支持，創造統治的正當性。然而，極端民族主義卻透過強化本民族與「他者」的差異，吹捧本民族的偉大和存在的必然性外。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經濟蕭條，國家又債務壘壘，不服氣的人民在極端民族主義的論述中，找到了共同敵人。

1932年德國議會選舉，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納粹黨）獲勝。1933年黨領袖希特勒出任總理後，德國政體逐漸走向獨裁專政，權力集中在國家元首及黨領袖一個人身上。在極端民族主義中，權力毫無制衡的統治者，擴張的野心獲得「祝福」，國際社會又在德國吞併奧地利和捷克蘇台德地區時，採取姑息的態度；最終1939年9月德國發動對波蘭的侵略，把國家推向極度邪惡、日耳曼民族及歐洲文明幾乎推向殆亡。

集中營（或後來的滅絕營）出現的背景，是德國要消滅社會上的「他者」，為日耳曼民族創造更多「生存空間」（Lebensraum）。當時的「他者」包括猶太人、斯拉夫人、吉普賽人、同性戀者、gongchan黨員等。

波蘭被佔領後，政府對「他者」（猶太人首當其衝）實施各種歧視性政策及迫害，包括搜捕猶太人知識分子、要求猶太人用特殊的身份證以茲識別、公共交通上專設嚴禁猶太人使用的車廂、要求猶太人集中居住在隔離區（Ghetto）、將猶太人送到集中營進行勞改等。最後德國政府為徹底消滅「他者」，於1942年下令執行最後解決方案：這些「他者」被送到集中營（滅絕營）集體屠殺。

奧斯威辛是一個大型監獄及殺人屠房，是一個充滿不公義、黑暗和邪惡的地方。無辜的人在這裡被勞改、囚禁，備受酷刑折磨。據統計，在奧斯威辛被屠殺的無辜者約110萬，其中90％為猶太人（而二戰中被屠殺的猶太人接近600萬）。

集中營最大的恐怖，在於把和平時期一種不道德違法的行為：殺人，變得合理化和機械化，變成日常生活一部份，變成一種需要思考如何提高效率的事情。在集中營里，道德、信任及其他美善的價值觀都被邪惡和仇恨消滅。遊人在這裡參觀，面對如此巨大荒誕的罪行時，都會感到震驚、無語、悲痛、恐懼，心中充滿極大的不公義感覺。

奧斯威辛顛覆了人類對文明和理性的理解。從啟蒙時期（Enlightenment）以來，人類理性獲得解放，文明及科技不斷進步，但是原來文明也為人類帶來這麼大的浩劫。國際社會汲取教訓，二戰後成立了聯合國以及其他地區性的組織（包括歐盟、北約），推動發展與和平，讓世界放棄以武力作為解決國與國之間矛盾的方法。

對個人來說，奧斯威辛帶來最重要的教訓，是人類應提防造成奧斯威辛的終極原因再次出現。人類應反對一切形式的極端民族主義。

放眼21世紀第二個十年，國際社會特別紛亂，國際關係顯得無序。冷戰後唯一的超級大國，由一個說過歧視黑人言論的人執政，於是該國頒布對遊客及移民的政策明顯針對某些國籍及宗教信仰人士。在歐洲，以（極端）民族主義為旗幟的政黨，漸漸獲得更多選民支持。有些政黨甚至已成為政府執政聯盟一部份。

歐盟在二戰後，是一股穩定世界秩序的力量，然而其核心價值及制度（包括放棄部份主權國界），亦逐漸受到成員國的挑戰。這些政治家和理念，又一次把差異強調及放大，把「文明的我們」與「不文明的他們」對立起來。故此這種全球政治局面，實在讓人擔心和憂慮。

無論二戰以後，抑或是柬埔寨、盧安達、波斯尼亞等大規模種族屠殺發生後，國際社會都承諾Never Again。然而近年蘇丹達佛地區、緬甸等地，正是在國際社會注視下，繼續發生針對種族的恐怖襲擊或政府軍事行動。國際社會何時才能實現Never Again？但願更多人牢記奧斯威辛的悲痛及讓人類羞恥的教訓，更堅定並以實際行動，對宣揚極端民族主義的政黨和政權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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