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這是作者為《紅軍長征在四川》（修訂版）負責起草的一節文字，該書現已出版。】

「團結一致比什麼都重要」

——任弼時在長征中為維護黨內團結和統一的重要貢獻

1936年7月底8月上中旬，從甘孜出發的紅二、四方面軍相繼完成了雪山草地的艱難行程，陸續會合於川甘邊境的上包座、求吉寺地區進行休整。這一路上，隨紅軍總部行動的任弼時一路上都做「促進黨內團結和統一」的工作，也過徐向前、傅鍾等紅四方面軍的同志談話。

多年後，時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的傅鍾回憶道：

進入草地的第二天晚上，弼時同志主動找我談話。他講了二方面軍七個多月的艱難行程，也稱讚四方面軍的《二次北上政治命令》和《北上抗日政治工作保障計劃》搞得不錯。他對我信任很深，直截了當地說：你們發的小冊子，講和黨中央的分歧，一方面軍「不辭而別」，散布不和，損害團結，為什麼要發給我們？那是不應該發的。隨後，他開門見山問我：「去年北上，中央走了，你們為什麼不走呀？」我不加思索地說：「不知道。」他很驚訝。我說當時確實如此，不知道怎麼鬧到了那種地步。他仔細地聽我說了我的經歷和所見、所聞。[]

紅二、四方面軍會師北進穿越草地行軍路線

任弼時聽完傅鐘的陳述後問了一句非常要害的話：「北上有決議沒有？」在得到傅鍾肯定的回答後，任弼時又問：「有，為什麼不執行？」

這個問句在同為共產黨員的傅鍾心中產生了強烈的震撼：

弼時同志這個提問，一針見血，刺中我的思想深處。儘管草地的凌晨格外寒冷，我身上還是不由得冒出了汗。關於一、四方面軍共同北上的戰略方針，在兩河口會議、沙窩會議、毛兒蓋會議上，黨中央都作了決議或補充決定，其中有兩個會議我也列席在場，但卻沒為執行和維護它進行堅決鬥爭。這是我終生難忘的過失。後來我多次為此作過自我批評。[]

任弼時沒再說什麼，只是讓傅鍾到機要部門看電報，而且「凡是我看過你都可以看」。傅鍾回憶了看過電報後的結果：

看過電報才知道，原來在一、四方面軍分開前後，不少重要事情我根本不知道，不是弼時同志打破張國燾的封鎖，我還是被蒙蔽著。比如：中央率一、三軍團到俄界後，不僅等了三天，來電七次，規勸張國燾放棄「南下」，跟隨北上，而且直到九月十八日，彭德懷、聶榮臻同志等還致電張國燾，告知他們已佔領甘南的大草灘一線，當地的物資豐富，漢、回民眾熱烈擁護紅軍，「請你們立即北進」。顯然，中央一直是堅持兩河口會議精神，希望、等待並準備接應四方面軍共同北上的。對爭取張國燾一起北上真真做到仁至義盡。所以弼時同志再次和我長談時語重心長地指出：「看來，不是中央丟下你們走了，是你們不跟上中央走，中央才先走的；責任不在中央，在你們！」

這對我啟發很深，徹底分清了是非。[]

任弼時還進一步了解了張國燾在卓木碉另立中央的問題。除了傅鍾，還找過李卓然和其他人，也看過傅鍾提供的卓木碉會議的會議紀錄。在得到了比較全面的信息後，任弼時也並沒有批評會議上有過錯誤表態的人，而是說出了一番語重心長的話來——

弼時同志沒有為此批評哪個同志。對我則非常誠懇地說：「按照列寧的黨性原則，我們不是不參加黨內鬥爭。必須考慮到，我們是拿槍的，彼此都帶著隊伍！意見有分歧不好搞鬥爭的！我們還在長征當中，艱難困苦，人間罕見，團結一致比什麼都重要。」他的這些話貴如金石，在我心裡產生了非常強烈的共鳴，不僅使我經久不忘，而且每想到它都會引起新的震動。[]

接下來，任弼時的談話就更加深入了：張國燾還要怎麼對待「黨內統一問題」？

弼時同志繼續和我談的，是維護黨中央的統一領導問題。在那些天里，張國燾一直散布：他取消了「中央」，和中央那邊是平等的協商關係。說是陝北那邊改稱西北局，這邊是西南局，象上海局、北方局一樣，都由駐共產國際的中國代表團統一領導。對此，弼時同志只是靜心聽進去，沒有說過什麼。這天晚上他向我了解為什麼這樣提出問題？自立「中央」，已是我們黨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分裂危機，既然宣布取消了，為什麼還不服從黨中央的統一領導？[]

傅鍾介紹了年初林育英提出的「取消自立的『中央』，成立西南局，直屬駐國際代表團」的建議，以及朱德總司令、劉伯承總參謀長、徐向前總指揮、陳昌浩政委勸他接受這個「通融」辦法，以及張國燾堅持要黨中央變成「北方局」的固執……

弼時同志不了解這些情況，說五月二十日中央有過電報談了與國燾的關係，「暫時採用協商方式」，為求革命勝利，應改變過去一切不適合的觀點與關係，「而以和諧團結努力奮鬥為目標」。中央沒有講與他是平行的「局」間關係，也不應該是這樣的關係，而且我們駐國際的代表團是黨中央派出的，怎麼能顛倒過來領導黨中央呢？

弼時和我都會俄語，這有利於我們把心底深處的話，包括直接批駁張國燾的話都可以無所顧忌地說出來。對於張國燾破壞黨的統一，他極為憤慨，說：搞派別活動是張國燾的老毛病，斯大林都知道，想不到會發展的這樣嚴重。他認為最迫切的問題，是維護黨中央建立絕對統一集中的最高領導。他用俄語說：列寧是非常重視統一問題的！列寧說過，統一對工人階級是無限寶貴的，無限重要的，在鬥爭中是最偉大的武器！而沒有統一的領導中心，黨的真正統一是不可能的。我們再不能讓張國燾破壞黨的統一了！弼時同志這種堅定的鮮明的維護黨的統一的態度，對我教育極為深刻。

經過幾次和弼時同志的竟夜長談，使張國燾在四方面軍黨內製造的政治上的陰霾，思想上的糊塗，組織上的混亂，有力地得到了澄清。按照弼時同志的見解，我和王建安同志、袁克夫同志等四方面軍與四方面軍政治部的高級幹部作過長談。他們完全贊成弼時同志的意見，並積極主動地在部隊中進行了團結一致和維護黨中央統一領導的思想教育。這樣，指戰員的精神面貌顯得更加生機勃勃，對二方面軍同志的感情更加親熱。[]

當部隊來到青海班瑪的絨玉時，任弼時在班前村就著一盞酥油燈昏暗的光亮給黨中央寫了起草了一份電報，表達了對維護黨內團結統一的迫切希望：「現在陝北和川康邊同志對目前形勢估計和黨的策略路線已經一致，為著不放鬆目前全國極有利局勢，使我黨擔負起當前艱巨的歷史任務，我深切感覺黨內團結一致、建立絕對統一集中的最高領導是萬分迫切需要，而且是不能等待七次大會的」，「我已取得特立、玉階兩同志之同意，向兄等有以下建議：㈠在一、二、四方面軍靠攏時，召集一次中央擴大會議，至少是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除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一、二、四方面軍主要幹部參加，並要求國際派負責代表出席這會議。議程應列有總結在五次『圍剿』鬥爭之經驗教訓，和對論黨的目前緊張[急]任務，併產生黨內和黨外的統一集權的最高領導機關。」

到了包座以後，任弼時還找徐向前談過話。關於這次談話，徐向前回憶道：

他同我第一次見面，就詢問這方面的情況，徵求我的意見，並說：他已向中央建議召開六中全會，請共產國際派代表參加，從原則上解決以往的分歧。我贊同他的倡議，講了幾點看法：㈠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北上方針是正確的。自己當時沒有跟中央走，是不想把四方面軍分成兩半。㈡大敵當前，團結為重，張國燾另立中央，很不應該，黨內有分歧可以慢慢地談嘛！但是我說話他不聽，朱老總的話他也不聽。現在取消了「中央」，對團結有利。北進期間，最好不談往事，免得引起新的爭端。㈢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我們很高興。但中央有的同志說四方面軍是軍閥呀，土匪呀，逃跑呀，政治落後呀，太過份了，傷害了四方面軍的感情。我和四方面軍許多指戰員都想不通。㈣我們從參加革命起，就表態擁護第三國際，臂章上也是那樣寫著的。由共產國際出面解決以往的分歧，我贊成。弼時同志很高興，表示一定要在這方面作出努力。他給我的印象，冷靜、誠懇，對促進黨和紅軍的團結，充滿信心。[]

任弼時為增強黨內團結和維護黨的統一所付出的努力，非常關鍵非常重要，而且不可替代！這位有著純潔堅強黨性和凜然正氣的「老布爾什維克」的重要貢獻，完全值得史筆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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