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性光鮮的巴蜀圖符印
個性光鮮的巴蜀圖符印
文/黃家祥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
【摘要】
巴蜀圖符印是中國印章文化中一顆璀璨奪目的明珠，由於諸多歷史原因，一直未得到充分研究。作者在40年的文物考古工作中曾發掘出土多枚巴蜀符號印章，收集了諸多相關資料（照片、印拓、線描圖），首次對1949年後考古發掘出土的巴蜀圖符印資料進行系統梳理，討論了巴蜀圖符印的時空分布、文化內涵和藝術表達等內容。
【關鍵詞】
巴蜀 戰國至西漢 圖符印
一、中國最早的印——圖符印
印章的產生和使用有著悠久的歷史。中國印章的出現，當處於階級社會的青銅時代。開始作為一種憑證的信物，以後又成為權益、身份、等級的證物。印章隨著時代的推移和使用者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名稱。
有學者認為，在距今三千多年的殷商時期青銅器銘文中「有很多亞形中帶一字者，我們認為它可能就是商代的銅印的標記」［1］。古文字學家於省吾先生編著的《雙劍誃古器物圖錄》著錄有3枚銅印，其中2枚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據載曾為北京古董商尊古齋所有，1935年出版的《鄴中片羽》（初集·上卷）有其著錄。另1枚下落不明。關於前2枚印，由於不是發掘出土，有學者認為不可能是商代銅印［2］，也有學者認為可能就是商代銅印［3］。迄今見於科學考古發掘出土的印章是1988至1889年在湖北鄂西清江中游的長陽縣發掘的商周時期香爐石遺址，在相當於西周早期的遺址第四層堆積中出土2枚陶質印（圖1），呈橢圓和圓柱形狀，下大上小。印面刻畫有陰文圖符，印文圖符的辨認、識讀及其含義，目前學界尚未有人能認知和闡釋，但作為科學考古發掘出土的我國最早的陶印，是學界公認、首肯且毫無疑義的［4］，不影響作為迄今出土最早的2枚稱之為「印」的定名。最近在陝西渭南市澄城縣王莊鎮柳泉九溝村西周墓葬搶救發掘中，出土西周早期的龍紐玉璽（圖2），與之同時出土有青銅簋1件。依據銅簋形制、紋飾、銘文可以初步判斷，這是一座西周早期墓葬。墓內所出土玉璽是西周早期墓葬隨葬品。玉璽印台呈橢圓形，背面有龍紐，印面為凹面，內凹約0.2毫米，由十字界格區分。印文所表達的內容，可能是一種表義性的圖符。［5］
◎ 圖1 西周早期 陶質橢圓形圖符印
◎ 圖2 西周早期 龍紐玉璽
上文所列印章如果不誤，圖符印就其內涵觀察，當包含圖案印（肖形印）和符號印，依據目前考古發掘提供的物證，其產生的時代早於用漢文字入印的時代。當然，圖符印與文字印俱為中國印內涵的最重要組成部分，其歷史、文化、學術與藝術價值不可替代。
二、巴蜀圖符印的時空分布
巴蜀就其地域範圍，傳統的觀念與看法主要包括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川西平原和以重慶為中心的川東地區。考古學層面首次提出巴蜀文化的概念，是20世紀40年代衛聚賢先生依據成都西門外白馬寺出土的青銅兵器等，通過與中原地區出土的同時代同類器物進行比較發現，白馬寺出土青銅兵器及其他器物的組合、形制，特別是器物上鑄或刻的紋飾、符號等，與中原地區的同類器物區別明顯。他在主編的《說文月刊》第3卷第7期（1942年8月出版）「巴蜀文化」專號上正式提出了「巴蜀文化」的名稱。目前學術界把戰國、秦至西漢之際巴蜀地區墓葬中出土的非漢字圖符印，約定俗成地稱為「巴蜀印章」或「巴蜀圖語」，為便於討論，本文使用「巴蜀圖符印」。
清龔心釗編《瞻麓齋古印征》印譜中收錄2枚圓形圖符印，就圖符印文的符號圖案觀察，為巴蜀圖符印。也就是說，巴蜀圖符印在晚清就有出土，且已為當時的印人注意和收錄。此外《賓虹藏印》譜內收有3枚，大康編《古圖形璽印匯》也收錄2枚，姚石倩編《渴齋藏印》收錄多枚。故巴蜀圖符印這類地方特色鮮明的印章，自晚清以來即引起印學業內人士的關注。高文編《巴蜀銅印》收錄巴蜀圖符印逾100枚，是近年巴蜀圖符印輯錄出版之集大成者。
考古發掘出土巴蜀印始於20世紀50年代，為配合寶成鐵路建設，四川省博物館（今四川博物院）在鐵路沿線做考古調查時於四川昭化寶輪院、重慶巴縣冬筍壩發掘的戰國秦漢墓中出土一批巴蜀印。巴蜀印章在古代稱為「巴蜀」的四川域內多個市、州、縣陸續出土。出土巴蜀銅印的地點有：四川的成都百花潭、新都馬家鄉、什邡城關鎮、羅江周家壩、蒲江東北鄉、犍為金井鄉、峨眉符溪、越西華陽村、屏山沙壩、昭化寶輪院、宣漢羅家壩、大邑五龍鄉、蘆山仁加鄉、滎經同心村、南羅壩、烈太鄉、曾家溝，寶興五龍鄉；重慶的巴縣冬筍壩、涪陵小田溪等地。（圖3）
◎ 圖3 出土巴蜀印章分布圖
以上是目前所知巴蜀印在四川、重慶相關市縣出土和分布的範圍。截至2016年5月，根據四川省國有博物館和四川省文物管理所公布資料，上述各市縣出土巴蜀印的數量為：達州宣漢羅家壩14枚，宜賓屏山沙壩3枚，雅安滎經曾家溝1枚、滎經烈太鄉7枚、滎經南羅壩2枚、滎經同心村42枚，雅安寶興五龍2枚，雅安蘆山仁加鄉5枚，廣元昭化寶輪院5枚，樂山犍為金井鄉12枚，樂山峨眉符溪1枚，涼山越西華陽1枚，成都百花潭1枚，大邑五龍鄉2枚，蒲江東北鄉1枚、鶴山鎮飛龍村1枚，新都馬家鄉2枚，德陽什邡城關鎮6枚，德陽綿竹清道鄉1枚，德陽羅江周家壩5枚；巴縣冬筍壩8枚，涪陵小田溪2枚。其中以雅安市數量居首，共出土59枚，僅滎經縣就出土52枚。［6］以上統計數量僅是公開發表的出土巴蜀印，未公布的民間私人收藏及傳世流散者，均不在此統計內。可以預測的是，巴蜀印的實際數量應大於公布資料統計的數量。
三、巴蜀圖符印的文化內涵
巴蜀印所用材質，目前已知以青銅為主，極少石質、骨質和琉璃質（滎經縣、犍為縣出土）。印章形制以圓形占多數，其次有方形、長方形，橢圓形、多邊形、「山」形、銀錠（連山）形等。印紐有鼻紐、鋬紐、觹（鷹嘴）紐、動物形紐等。印台多扁薄圓形，還有覆斗方形、亭台形、圓柱形等，少數高等級墓葬出土銅印帶印套，如新都馬家鄉蜀王墓、蒲江東北鄉戰國墓出土巴蜀銅印均帶印套（圖4-1、4-2）。
◎ 圖4-1 戰國中期 巴蜀圖符印（方形）印套1981年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區馬家鄉蜀王墓戰國木槨墓出土
◎ 圖4-2 戰國中期 巴蜀印（方形）印套1982年四川省蒲江縣東北鄉2號墓出土
巴蜀圖符印文中，常常有一些動植物圖像居於中心，可分為禽、獸、魚、昆蟲、草木等多個種類。他們分別與漢字「王」或雙蝌蚪（雙花蒂）、S紋、月牙形、心形、十字形、四瓣花、五角星、多角星、中心圓圈等分別形成多種不同圖符印印文組合，這些巴蜀圖符印文或許有一部分與部族的圖騰、族徽有關。
關於巴蜀圖符印文上各種圖符的確切含義，目前學界也沒有達成共識，學術觀點紛呈。《華陽國志·南中志》載，蜀漢時「夷中有桀、黠、能言議屈服種人者，謂之『耆老』，便為主。論議好璧喻物，謂之『夷經』」，又說「諸葛亮乃為夷作圖譜：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次畫神龍，龍生夷及牛馬駝羊；後畫部主吏，乘馬幡蓋，巡行安恤；又畫夷牽牛負酒、齎金寶詣之之象，以賜夷，夷甚重之」。文中的「圖譜」或「夷經」當是帶有巫術色彩的原始記事。已故史學家徐中舒先生指出：「蜀漢以後，南中故事每每記言諸葛亮所為，皆屬附會之談，實不足為信。此圖譜乃夷人巫師所作，並非諸葛亮所賜……這種圖像，只能表意，不是可以按字宣讀的語言，只有巫師才能認識，還要多方譬喻解說，不然一般人事難以理解的。」［7］
巴蜀印文上的圖符在出土的青銅器和漆器上也能見到，據統計這些圖符逾300個，這些圖符簡單或繁雜，直觀或抽象，其寓意能夠破解的十分少見。筆者認為，巴蜀圖符印上的印文不是文字，有的巴蜀印文中含有一或兩個漢文「王」字，在巴蜀圖符印文中也不是作為漢文「王」字使用，而當與其他組合在一起的圖符來整體闡釋。我們不妨大膽設想，巴蜀圖符印文是一種看圖像以解其語意的圖畫語意符號，有可能是不用文字闡釋的「連環圖符」。我們還可進一步猜測，古代巴蜀族人用印章等作為載體或媒介，以巴蜀圖符來表達對祖宗先輩或先公先王的敬意和緬懷的形式之一，用一種近乎神秘的方式加以傳承。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孫華教授認為，「巴蜀符號」是一種帶有原始巫術色彩的吉祥符號，而不是文字。將這種吉祥符號鑄於兵器之上，其用意大概是佑護使用者，讓其免於傷害，予其力量和勇氣，激勵其奮勇殺敵。「巴蜀符號」的數量種類實在太少，距離能夠記錄語言的文字尚有很大差距。［8］美國學者羅伯特·瓊斯把他收集到的45件巴蜀印章分為兩種類型：一種為中原式，一般無飾紐，多方印和長方印，數量約佔26%；另一種為巴蜀式，有飾紐，既大又圓，多為陰刻，數量約佔67%。它們代表著性質截然不同的文化傳統。中原式印文大都含有吉語和警句的內容。他通過研究推測，某些巴蜀式圖符印文可能也是吉語和警句。它們的用途，大概是護身符、飾物和隨葬品。［9］
◎ 圖5 戰國中期 巴蜀圖符印（銀錠形）印面及圖拓
◎ 圖6 戰國中期 巴蜀圖符印（方形）印面
如新都馬家鄉戰國墓出土圖符印2枚，一為圓形印（圖5），一為方印（圖6，印套見圖4-1）。方印邊長3.5厘米，高1.4厘米。印背有鋬紐，由四饕餮紋組成圖案。印文圖符分上下兩部分，下部正中置一罍，兩側各立一人，伸手相握，手有圖符，上部左右各置一口部向上的鐸，中置疑似簡化罍的圖符，這一圖符還見於墓內出圖的部分青銅器上。印上圖符的重點在罍與鐸（鍾）上，罍與鐸就是古代巴蜀「祀」「戎」「禮與樂」的標誌物，是「國之大事，在祀於戎」在這方圖符印上具體展現，同時也是巴蜀文化中重要的禮、樂之器。不僅如此，罍和鐸（鍾）實物在墓葬隨葬時放置的位置與印上罍、鐸放置相同。如四川茂縣牟托1號墓，墓頂放置1件青銅罍，左邊放置1件甬鍾。［10］罍、鐸（鍾）組合的圖符印還見於蒲江東北鄉2號墓出土巴蜀圖符印（圖7），這方印邊長2.8厘米，帶有印套（圖4-2），印套上的紋飾與新都馬家鄉戰國墓出土方印印背紋飾相同。印文圖符右側上有鍾，下有罍；中置矛（箭矢）；左側上有圓形物（璧瑗），下為柿蒂形。什邡城關33號墓（船棺葬M33）出土1枚方形銅印（M33:4），邊長3.6厘米，厚0.45厘米，高0.65厘米，印面圖符印文分上、下兩部分，下部圖符即為罍、鐸（鍾）的組合。
◎ 圖7 戰國中期 巴蜀圖符印（M225方形）印面及印拓
◎ 圖8
上述3枚含有罍、鐸（鍾）圖像的銅印，綜合墓葬形制、規模、隨葬隨葬器組合等方面，可以對它們的時代、等級做出基本的推斷：新都馬家鄉蜀王墓為「甲」字形土坑木槨墓，雖然被盜，但在腰坑仍然出土2件或5件成組的青銅器共188件，其中有「邵之飤鼎」銘文銅鼎。［11］「邵」即「昭」，是春秋戰國時南方楚國屈、昭、景三大族姓之一，因此這墓的等級當在王侯級。觀察鼎上銘文字體，為春秋至戰國中期楚器銘文風格。由此可知，新都馬家鄉蜀王墓出土銅印當是王侯級別，其時代當在戰國中期。蒲江東北鄉2號墓出方印（M2:25），其印、印套尺寸略小於新都馬家鄉蜀王墓銅印，但印套的紋飾與前者銅印背面紋飾相同，故蒲江東北鄉2號墓銅印的等級、時代應與新都馬家鄉蜀王墓銅印的等級、時代相當。什邡城關33號墓出土方印（M33:4），其尺寸略大於新都馬家鄉蜀王墓銅印，但其等級與時代與前二墓銅印的等級近似，時代相近。
巴蜀圖符印的時代，從印章形制、印文圖符、紋飾、紐制等方面觀察，目前尚無規律可循，無法判斷其時代早晚與分期。我們只能從墓葬形制、出土隨葬品組合和碳-14測年等間接方式，對少部分銅印的時代做初步推測。以滎經曾家溝戰國墓M16:24印最早，參考碳-14測年數據，當在戰國早期；新都馬家鄉蜀王銅印和蒲江東北鄉戰國墓銅印，依據相關紋飾、銘文字體風格，推測當在戰國中期；什邡城關33號墓銅印時代應與新都馬家鄉、蒲江東北鄉二墓時代接近。其他地點出土銅印中多是戰國中晚期至秦，有的可能晚到西漢。（圖8）
四、巴蜀圖符印的藝術表達
巴蜀印面上的圖案符號，很多是當時人們在那個時期的社會環境和歷史背景下，對社會和現實生活的感悟汲取，把一些現實生活中的人、事、物和理念加以概括、提煉、濃縮、抽象、變形，有意識地把不同符號或圖案組合在一方印面之內，蘊含著許多代指物質與精神。權利、等級和宗教意識形態的意蘊，構成古代西南地區「巴蜀」這一特定域內的地方性圖符印特徵，亦是「巴蜀」這一地方性文化的標誌之一。從篆刻治印的藝術視角觀察，巴蜀圖符印的印文圖符與組合，亦富含製作者自身的情感與理念，通過印章這一載體展現出其審美的元素與藝術的辭彙。
綜觀巴蜀圖符印章藝術，無論是鑄造白文或朱文，從印章上的圖符內容再到具體的製作工藝，從簡單的寫實圖符到繁複抽象的寫意圖符組合，從可見的具象思維到意蘊深沉的表達形式，都反映了巴蜀人富於想像的智慧和理性精神。尤其是印面的形式，印文圖符的構圖、設計與組合，表現出圓中有方、曲中有直，封閉重於連續、圓點弧形勝於直角方塊的特點，展示出古代巴蜀人在思想理念上的開放、包容與兼收並蓄，充分體現了巴蜀人潛在的圓融、圓通的哲理思維。同時，也使我們感受到巴蜀圖符印的穩重與簡潔，印面圖符組合的柔韌與剛健，印章形式與印文圖符協調相融的和諧之美。
五、結語
關於巴蜀印章出現與存在的時間，目前考古發掘資料顯示，20世紀80年代末湖北鄂西清江中游長陽縣發掘的香爐石遺址第四層出土的2枚陶質橢圓形圖符印，應該是迄今發現最早的巴蜀印（考古學界根據層位學研究，把遺址第四層的年代推定在西周時期，陶印出土於「香爐石遺址的第四層，即西周時期的早期地層中」）。香爐石遺存是1994年相關考古學研究者命名的「香爐石文化」，這一新命名的考古學文化族屬，又被考古學者確認為是早期巴人的遺留。［12］這把巴蜀治印的歷史往前推了近千年，即發端於西周早期，說明地處鄂西和西南一隅的巴蜀圖符印與中原漢字印一道，俱為我國璽印的祖型。巴蜀印的考古發掘資料在我國治印、印學發展的歷史地位不可替代，無可爭辯。春秋時期巴蜀圖符印在考古資料上還有缺環，有待出土資料的填補。戰國至西漢近500年時間，是巴蜀印發展、繁榮和走向衰落的時期，就發現和出土地點看，以四川成都平原為中心，輻射到川東峽江流域的達州地區，南充市轄區，川南的宜賓、瀘州，川北的廣元市轄區、綿陽市、德陽市，川西的雅安市、樂山市以及涼山州越西縣等，與四川和重慶比鄰的湖北鄂西地區的清江流域、陝南漢水流域安康地區等也有零星發現。以上所述基本鎖定了巴蜀印章存在的時間跨度與分布的空間範疇。
觀察巴蜀印的文化表象，巴蜀印章基本出土於戰國秦漢時期的土坑墓、土坑木槨墓和船棺葬，目前只在四川省達州市宣漢縣羅家壩東周戰國之際的房屋建築遺迹出土1枚長方形銅指圖符印（F1:39）。除此之外，西漢以後及東周戰國以前的古遺址不見有巴蜀印出土。巴蜀印是巴蜀文化因素主要的標誌物之一，它與巴蜀青銅器、陶器、漆木器、墓葬形制及其葬具等文物遺存共同構築成「巴蜀」的主要文化元素與特徵。由於巴蜀印章是秦漢及其以前時期的遺物，本體沒有鑄刻有標示時代的漢字，但同時共存的器物群為判斷巴蜀印章的時代提供了線索，使其分期成為可能。
文字印在宋代以前是作為實用印存在。依據印章大小、材質、紐制、印文內容、印綬、印上的附著物等來區分權力、等級、身份、公私、信驗以及印章的功能，在古代有一套嚴格的制度規定，不得僭越。秦漢時期用印保存下來的遺痕主要體現在封泥上。漢字印文有鑄和鑿刻；巴蜀圖符印目前沒有發現使用後留下的遺痕，僅在成都羊子山172號墓出土的一件銅盤上有一疑似巴蜀印用印遺痕，不見有其他巴蜀印用印的遺存（如封泥等）。巴蜀圖符印印文幾乎全部為鑄造白文印，極少朱文印，不見有鑿刻圖符印文。巴蜀印在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西南地區小範圍分布，存在於戰國、秦漢之際近500年時間內。上述是巴蜀圖符印的地方性特點，同時也是與漢字印的區別所在。巴蜀圖符印面的日字格、田字格邊框界欄與漢字印的同類款式界欄有著共同之處，前者吸收了後者部分元素，有受後者影響的痕迹。
歷史上僅存在於我國西南地方性域內的巴蜀圖符印，歷經近500年後即消失。這使我們想起唐杜佑《通典》中「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的記載，用圖符入印這一地方性的古代民族習俗，或許能在我國藏族古印章中找到承襲和孑遺。
吐蕃時期藏族先民開始使用印章。據英國人斯坦因《路經樓蘭》載：「在許多文紙、文書上發現蓋著紅色的官印（由此可見，紅色印記的使用也可追溯到吐蕃時期）……」在新疆出土的藏文木牘368、369號上也有「命令上蓋有印章」的記載。藏族古印中除使用漢字和民族文字入印外，也使用圖符入印，如用華蓋紋、幢紋、八瑞相、太極圖、如意頭、祥麟法輪、六種長壽、五妙欲、和氣四瑞、天冠、凸凹佛星、金剛、月紋等入印。還有用噴焰末尼、金剛橋、「卐」字紋、回紋、祥雲紋、獸面拐子紋、花草拐子紋入印的，這些圖符在宗教法事等方面具有加持力，並被寄寓神秘的力量，為人們尊崇和膜拜。這類藏族的圖符印也為解讀巴蜀圖符印的寓意提供了參考。
在西藏地區，至尊的大喇嘛和顯赫的家族的用印，少則幾枚，多則幾十枚，尤其是常用的幾枚主要印章都隨身佩戴。這對於我們分析巴蜀墓葬有的一座墓內出土數枚巴蜀圖符印，有的巴蜀圖符印與漢文字印同出一墓（滎經烈太鄉1號墓1枚漢字印與7枚巴蜀圖符印同出）的情況有所啟示。
本文參與篆物銘形——圖形印與非漢字系統印章國際學術研討會，選入本刊時有刪節。
【注釋】
［1］石志廉：《談談我國古代的肖形印》，《文物》1986年4期，第83頁。
［2］（日）新關欽哉：《東西印章史》，日本東京堂1995年版。
［3］張光遠：《商代晚期兩枚銅印考》，《故宮歷代銅印特展圖錄》，台北「故宮博物院」1997年版。
［4］王善才、張維典：《湖北清江香爐石遺址的發掘》，《文物》1995年9期；王善才：《香爐石遺址與香爐石文化》，《四川文物》2001年2期，第22頁。
［5］郭青、柏華：《渭南出土西周龍鈕玉璽》，陝西傳媒網，2016年7月4日。
［6］出土巴蜀印統計表，詳見黃家祥：《個性光鮮的巴蜀印》，《篆物銘形——圖形印與非漢字系統印章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16年版，第608—615頁。
［7］孫華：《巴蜀符號初論》，《四川文物》1984年1期，第13頁。
［8］同上。
［9］（美）羅伯特·瓊斯著、楊秋莎譯：《四川出土青銅晚期印章》，《四川文物》1992年2期，第77頁。
［10］《四川茂縣牟托一號石棺墓及陪葬坑清理簡報》，《文物》1994年3期，第4頁。
［11］《新都戰國木槨墓》，《文物》1981年6期，第1頁。
［12］《長陽香爐石遺址揭示出古代巴人早期文化類型》，《香爐石文化的命名》，《中國文物報》1994年12月18日；王善才：《香爐石遺址與香爐石文化》，《四川文物》2002年第2期，第22頁。
【圖版來源】
［1］《滎經縣同心村巴蜀船棺葬發掘報告》，《四川考古報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頁。
［2］《談談我國古代的肖形印》，《文物》1986年4期，第83頁。
［3］《蒲江縣戰國土坑墓》，《文物》1985年5期，第17頁。
［4］《什邡城關戰國秦漢墓地》，圖版四九、五〇，第52頁。
責任編輯：陳心怡、陳 濤
TAG:西泠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