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寅：40年讀書治學路
我本科就讀於揚州師院中文系，大二始有志於古典文學，興趣主要在詩歌，但平時閱讀沒什麼特定範圍。本科時寫過三篇論文，一是《〈典論·論文〉再評價》，二是《讀〈讀袁枚隨園詩話札記〉———與郭沫若先生商榷》，三是《絕句起源說》，雖都屬於商榷文章，但內容跨漢魏、六朝和清代。為寫《典論·論文》一文，我曾讀了能找到的所有建安文史文獻，初步品嘗到研究文學史探頤索隱的樂趣。1982年考取廣西師範學院中文系碩士生，專業方向是中國文學史。授業導師有曹淑智、陳振寰（和年）、周滿江、張葆全、黃立業、胡光舟諸先生，這些老師受業於馮振、夏承燾、朱東潤、王力等前輩耆宿，格外重視打基礎，課程主要是先秦典籍，旁及文字音韻、版本目錄及文史工具書使用等專題。每門課程都要寫讀書報告，形式不拘，要之以獨立思考、有新意為原則。我的《詩經》作業是一組訓詁札記，諸子作業是論老子哲學的唯物主義傾向，杜詩作業是論《杜詩詳註》注釋體例之得失，目錄學作業是《從目錄學看古代小說觀念的演變》。周滿江老師的《周易》課，每人指定讀一部古注，並參讀今人高亨、李鏡池兩家新注。我分到李鼎祚《周易集解》，便以此本為基礎，參酌他書做了一部集解，寫滿厚厚的一冊筆記本。至今那本作業我還保存著，每當整理東西看到，都會感念自己今天能從事古典文學研究，全然得益於老師們的嚴格訓練；同時又不得不感慨，我現在無法為研究生開出這些課程。即使能開，學生們也不可能像我們當年那樣從容地讀書。
我給碩士、博士生開的必讀書目流傳在網上，讀者反應都是數量太大，甚至懷疑我自己是否都看過那些書。我覺得很悲哀，除了後出的新著，那些書多半我大學即已讀過，碩士基本已讀完。眼下的學習環境和學習風氣，與30年前渾如隔世。那個時候，老師的嚴格和學生的勤奮，都是今天難以想像的。
如果不是考上程千帆先生的博士生，我或許就按自己的興趣向文獻考據方向發展，主要從事唐代詩歌文獻考證和作家研究了。程先生的學術博雅貫通，不拘一隅，培養學生也提出博學通識的要求，以打通古今相期勉。六門博士課程為《詩經》《楚辭》《左傳》《莊子》《史記》和《文心雕龍》，仍以先秦典籍為主，但增加了歷史和文學理論的內容。我的作業也不再局限於本書，而努力追求通觀。《詩經》作業是論憂患意識，一直推廣到中外民族性格的比較；《楚辭》作業是胡文英《屈騷指掌》述評，涉及清代學術；《莊子》作業是比較研究老、庄兩家的認識論；《左傳》作業則是程先生出的題目，做《左傳》和《戰國策》說辭的比較研究，最後歸結於雅和辯兩種文化精神的表徵；《史記》作業寫司馬遷的諷刺筆法；《文心雕龍》作業是由《文心雕龍》看中國古代文章學體系，從全書結構推廣到歷代文章總集的分類，說明《文心雕龍》是中國古代文章學理論體系的代表性著作。除了《莊子》和《史記》兩篇自覺未能超越前輩而不曾投稿，其餘都陸續在期刊發表。《文心雕龍》作業寫成，正值《文學遺產》開闢宏觀研究徵文欄目，程先生將它推薦給編輯部，幸以《關於中國古代文章學理論體系》為題發表，並被《人大複印報刊資料》全文轉載。還有諸多文章的發表，對我的學習和研究都是莫大的激勵，從此我的研究便一直是在文學史的視野中展開，從博士論文選擇的大曆詩歌研究到近年從事的清代詩學史撰寫，儘管我的多數論著都限於詩學範疇，但我經常意識到自己是在做文學史的建構，並自覺地從觀念、範圍和方法各個層面將自己所從事的工作提升到文學史研究的層次。
這種意識和定位其實從我最初涉足建安文學和絕句起源研究便已略有體會，認識到文學與歷史、文化的大背景密不可分，對文學現象作為歷史事件和過程的本質屬性也有一點朦朧的意識。大曆詩歌研究是處理兩個高峰之間的低谷、發掘一段歷來不甚重視的詩史過程的真正意義的文學史研究。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工作後，我受吳庚舜先生囑託，承擔《唐代文學史》下卷第一章的撰寫，博士論文《大曆詩風》的研究成果很快就融入中唐前期文學史的敘述之中，讓我更深刻地體會到專題研究與文學史整體認知一體兩面的關係，並引發對文學史理論的深入思考。因此，在20世紀80年代末「重寫文學史」的浪潮中，我也是個積極關注者和參與者，尤其關注文學繁榮原因的討論，撰有《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以唐詩為例剖析文學繁榮的內部和外部機制。隨著我的研究由唐代詩歌轉向清代詩學，經常在長時段的視野中思考文學史問題，我越來越關注文學史研究的理論問題，同時留意古人有關文學史的理論思考。一度還曾有過撰述中國文學史理論的想法，但很快就看到董乃斌、陳伯海、劉揚忠三位前輩撰寫的《中國文學史學史》，深感自己還需要做更多的理論和資料準備才能措手。這樣，我就一邊做清代詩學史研究，一邊搜集古代文學史理論的資料，同時一個一個地處理不斷遇到的文學史問題。
我在觀念上首先傾向於將文學形式與所表達的思想、情感內容分開來研究。不用說，這兩者當然是互為倚賴、互相關聯的，但根本上兩者又各自構成自己的歷史，那就是文學史和精神史。2003年我與劉揚忠先生共同主持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課題《古典文學與華夏民族精神的建構》，正是基於這一信念。華夏民族精神和古賢的思想感情的確是文學表現的重要內容，但從精神史的角度說，文學只是它的一種依託形式；反過來說，文學雖始終在表現這些內容，但文學並不以此為全部目標、全部功能，文學也有著自身的目標和演進的歷史。
長期以來，我們的文學史研究彷彿是一張以重要作家和文學群體、流派為站點的列車時刻表，只有到達地點和時間，不清楚經過的具體路程。我最初閱讀唐詩研究文獻，得到的就是這種印象，初唐四傑、李杜、王孟、韓孟、元白、小李杜，都是一個一個車站，文學史論著告訴我們，他們各自有什麼特點，代表著什麼樣創作傾向，但其間的變化是怎麼發生的，如何走到這一步的，卻語焉不詳。尤其是盛唐到葉燮稱之為「百代之中」的中唐，其間發生了什麼重要轉變，過程如何，都沒有被深究，幾十年的詩歌史在文學史中一筆帶過。如果說在研究大曆詩之前，我更多的是困惑，那麼在完成《大曆詩風》和《大曆詩人研究》之後，我就堅定了文學史研究必須深入過程的信念。在《王漁洋與康熙詩壇》的緒論中，我正式提出「進入過程的文學史研究」，作為自己的方法論主張。文章發表後，頗為學界同道引述贊同。我自己倒不覺得是什麼創見，只不過是新時期文學史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也就是吳相洲兄在一次會議上說的「提高像素」的意思。
在學術視野上，我雖然很贊同陶文鵬先生「文學研究者別為其他學科打工」的說法，但還是認為文學研究具備文化視野是非常必要的。上世紀90年代，當文化研究的熱潮席捲學界時，我曾對當時盛行的文化研究方法不以為然，覺得許多論著使文學淪為文化研究的素材，喪失了文學的本位。但沒多久，我就覺察到自己的論著其實也總是在為文學問題尋求文化詮釋。因為我越來越深切地認識到，文學的問題，最後都要向文化去尋求解釋。基於這一理念，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文學史分期與文化史演進的階段性密切相關。為此我撰寫了《基於文化類型的文學史分期論》一文，提出上述假說並據以嘗試新的文學史分期，希望以後能有機會將這種分期法付諸實踐，編一套新型的中國文學通史。
從事古典文學研究近40年，我對文學史的探索大體立足於這樣三個基本點。鷦鷯飲河，冷暖自知。每逢有年輕學人向我諮詢研究方法，我都答以理論即是方法，有理論即有方法。至於如何運用理論，則如古語所云，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更為前提的問題是發現問題，有了問題才談得上理論和方法。如何發現問題，沒有什麼驗方和捷徑，唯有多讀原典，多讀文獻。有了真正的問題，思過半矣。
（作者系華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來源：《人民政協報》2018/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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