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蘇帶我走進宋代——《曾棗莊三蘇研究叢刊》自序

象徵蘇軾、蘇轍兄弟的銀杏。

曾棗莊

我一生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兩個領域：一是三蘇，二是宋代。對三蘇，既整理其著作文獻，又對他們父子三人進行全面的、綜合的研究；對宋代，主要是整理宋文，並對宋代文學作多視角的研究。可以說，宋代的三蘇、三蘇的宋代，耗費了我一生的精力，但值得！

我研究蘇軾，始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因蘇軾反對王安石變法，被定為儒家、反動派、頑固派、典型的投機派。罵蘇軾為儒家，我無所謂，即使當時正在崇法批儒，但在我心目中，儒家未必不如法家；罵蘇軾為反動派，我也無所謂，這是政治問題、立場問題，時過境遷，立場一變，結論也會變；罵蘇軾是頑固派，我仍無所謂，因為頑固也可說是立場堅定，是「不可奪者，嶢然之節」（宋孝宗《蘇軾特贈太師制》）的另一種說法，是「從來不因自己的利益或輿論的潮流而改變方向」（林語堂《蘇東坡傳》）的另一種說法。但罵蘇軾是「投機派」而且「典型」，我就完全不能接受了，因為這是人品問題。投機者，迎合時勢以謀取個人私利是也。在宋神宗、王安石推行新法時，以蘇軾的才華，只要稍加附和，進用可必；但他卻反對新法，並因此離開朝廷，被投進監獄，還幾乎被殺頭。在高太后、司馬光當政時，以他們對他的器重，只要稍加附會，或稍加收斂，不太鋒芒畢露，不難位至宰相。但他卻反對盡廢新法，並因此而奔波於朝廷和地方之間，「坐席未暖，召節已行，精力疲於往來，日月逝於道路」（蘇軾《定州謝到任表》）。世間哪有這樣不合時宜的「典型投機派」呢？為回答這些問題，我決心系統研究蘇軾，出版了《蘇軾評傳》（1982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為蘇軾「翻案」。

研究蘇軾，自然避不開他的父親蘇洵、弟弟蘇轍。但我感到，對同為唐宋八大家的蘇洵、蘇轍，學界的研究很薄弱，甚至連他們的別集都還未經整理校點。於是我與金成禮先生合作出版了《嘉祐集箋注》（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與馬德富先生合作出版了《欒城集》（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與舒大剛先生共同主編了《三蘇全書》（2001年中國語文出版社），並陸續出版了《蘇洵評傳》（198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蘇轍年譜》（1986年陝西人民出版社）、《三蘇選集》（1993年黑龍江人民出版社，與曾濤合著）、《蘇轍評傳》（1995年中國台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三蘇傳》（1995年中國台灣學海出版社），《三蘇文藝思想》（1998年四川文藝出版社），《蘇詩匯評》、《蘇文匯評》、《蘇辭彙評》（1998年中國台灣文史哲出版社，與曾濤合著），主編了《蘇軾研究史》（2001年江蘇教育出版社）等。

披風榭。

從蘇軾到蘇洵、蘇轍，極大地拓展了我的視野，為我開展宋代文獻的研究整理和對宋代文學作多視角研究創造了條件。對三蘇的研究雖然一生都未停止，但主要還是集中在我的學術工作的前半期。後半期，我把主要精力放在宋代文獻、宋代文學方面，耗時二十年之久與劉琳先生和川大古籍所的同仁共同完成了《全宋文》的編纂，還先後主編了《宋文紀事》（曾棗莊、李凱、彭君華，1995年四川大學出版社）、《中華大典·宋遼金元文學分典》（1999年江蘇古籍出版社）、《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宋代卷）》（2005年中華書局）、《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二版）》宋代文學部分（2009年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宋代辭賦全編》（曾棗莊、吳洪澤，2008年四川大學出版社）、《宋代傳狀碑誌集成》（2012年四川大學出版社）、《宋代序跋全編》（2015年齊魯書社）等，出版了《論西昆體》（1994年台灣麗文文化公司）、《北宋文學家年譜》（曾棗莊、舒大剛，1999年中國台灣文津出版社）、《宋文通論》（200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宋代文學編年史》（曾棗莊、吳洪澤，2010年鳳凰出版社）、《文星璀璨：北宋嘉祐二年貢舉考論》（2010年復旦大學出版社）等。

《曾棗莊三蘇研究叢刊》。

回顧四十多年的研究道路，做的工作也不可謂不多，因此多少有些心得，概括起來，不外以下幾點：

一是對古代文化、古代文學的研究是完全可以自學的。我在中國人民大學其實是學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專業的，涉足中國古典文學完全是社會原因和個人興趣所致。

二是研究工作一定要從資料工作做起，這樣研究工作才會有根基，不致人云亦云，甚至胡說八道。

三是要多請教，多切磋。在我幾十年的研究工作中，老一輩的專家學者，如陳逸夫先生、王朝聞先生、任繼愈先生、鄧廣銘先生、程千帆先生、繆鉞先生、王利器先生、楊明照先生、戴逸先生、孔凡禮先生等都給我不少指導和啟發。與同輩的學者，如許嘉璐先生、章培恆先生、劉乃昌先生、王水照先生、謝桃坊先生、劉尚榮先生等，亦常就學術問題開展爭論爭鳴；與晚一輩的學者如舒大剛先生、吳洪澤先生、李凱先生、彭君華先生等，亦多有合作。只有這樣做學問，才能有生氣。

四是不要在學術熱點乃至時政觀點上跟風。學術界也像其他行業一樣，不同時期有不同時期的熱點、重點，但不是你的研究領域，不是你的研究所長就不要去亂摻合，寫湊熱鬧的文章。更不要生硬地將當前的時事政治套入古代文化、古代文學的研究中去，那就不是在繼承文化遺產，而是在糟蹋文化遺產了。

最後，感謝巴蜀書社出版我這套《三蘇研究叢刊》十種，基本彙集了我一生有關三蘇的論著；感謝原四川省政協主席陶武先先生、四川省文史館館員謝桃坊先生為本書賜序；感謝巴蜀書社總編侯安國先生、李蓓女士及相關工作人員等為這套叢刊付出的心血；感謝陳小平先生及犬子曾濤對這套叢刊的精心校對；也感謝所有關注我的三蘇研究的朋友！

曾棗莊201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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