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背後的湖北故事：34年前，武漢請來一位「洋廠長」

首發：3月30日《新華每日電訊》草地周刊

作者：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完顏文豪

武漢，漢正街都市工業區，一片方形小樹林，只有四分之一足球場大小，被周邊密集的廠房和嘈雜的機器聲包圍著。

深綠色的冬青樹葉，掩映著一位德國人的半身銅像。它太不起眼了，倘若不細看基座上的文字，路過的年輕人或許根本想不到，30多年前，這位德國人給這座城市帶來的震撼與轟動。

3公里外，古五路以西，解放大道以南，幾棟老舊樓房與新的高層住宅樓，交錯坐落在一起。74歲的夏發有，費力搜羅著腦袋裡的記憶碎片，向記者拼接出有些遙遠的工廠場景。

這塊土地曾經見證了一個明星國有工廠的興盛與衰落。如今，這裡除了幾棟職工宿舍樓，再也找不到工廠存在過的痕迹。

格里希和武漢柴油機廠幹部一起擬定全廠勞動工資的改革方案。新華社資料片

1984，「突破之年」

1984年9月的一天，當65歲的德國退休專家威爾納·格里希，拖著一個大皮箱，從德國輾轉北京，到達漢口火車站時，這個國家正在發生著前所未有的變化。

在次年初的新華社報道中，1984年被稱為「突破之年」而載入我國史冊。

這年暮春，我國自製的運載火箭，把試驗通信衛星送到三萬六千公里高空，定點在與地球同步的軌道上，開始了通信、廣播和電視傳送等試驗。

夏天，射擊運動員許海峰在美國洛杉磯發出清脆槍聲，奪得第23屆奧運會的第一枚金牌，突破了中國在奧運會歷史上金牌「零」的記錄。

秋天，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一致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拉開了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序幕。

冬天，中英兩國政府正式簽署關於解決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構想博得全世界稱道。

「個子高高的，一頭白髮，瓜子臉，看起來嚴肅直率，聊起天來卻活潑親切。」87歲的武漢市外事辦原副主任呂志清，還記得在火車站第一次見到格里希的場景。

武漢市人民政府1985年4月15日授予聯邦德國專家、武漢柴油機廠廠長威爾納·格里希榮譽市民稱號。圖為時任武漢市市長吳官正（左）向格里希（右）授予榮譽市民證書。新華社資料片

這次見面的兩年前，武漢市就與格里希的故鄉聯邦德國杜伊斯堡市，結成友好城市，開展了多項合作交流，其中之一是邀請德國退休專家到武漢擔任技術顧問和諮詢。

1983年7月8日，鄧小平發表了《利用外國智力和擴大對外開放》的談話，「要利用外國智力，請一些外國人來參加我們的重點建設以及各方面的建設。搞現代化建設，我們既缺少經驗，又缺少知識。不要怕請外國人多花了幾個錢。要擴大對外開放，現在開放得不夠……」

5個月後，聯邦德國退休專家服務局，派出了第一批3位退休專家到武漢，在幾家國營工廠里擔任技術諮詢。

次年，格里希到了武漢，作為發動機製造和鐵芯技術專家，他被安排到武漢柴油機廠做技術諮詢。

1963年，19歲的夏發有，進入武漢柴油機廠，當上一名模具鉗工。此後幾十年的工廠歲月里，他最樂意談起的，還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

那是這家國有工廠最輝煌的時期，工人幹得起勁。「加班沒有報酬，不讓哪個工人加班他還不高興。」夏發有回憶。常州柴油機廠跑來學習經驗，在「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的年代，武漢柴油機廠曾被評為武漢市首家「大慶式企業」。

然而，在格里希到來之時，這個曾製造出新中國第一台手扶拖拉機的工廠，已經失去了往日的榮光，像一頭年歲已高的老牛，喘著粗氣，滿身是傷，吃力地活著。

這家建立於1954年的老牌國有企業，此時已有太多弊病，讓這位退休專家無法忍受。

工廠管理混亂，職工勞動紀律渙散，產量和質量均居全國同行業之末；鑄造車間只有1937年的生產水平，機器設備都是1960年代之前的產品；工作人員的素質也比較差，儘是別的工廠不要的老弱勞力；工廠一年虧損500萬元……

1984年11月1日，格里希應聘擔任湖北省武漢柴油機廠廠長。圖為格里希廠長在該廠加工車間檢查零部件質量。新華社資料片

破天荒的大新聞

當時間回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城市經濟體制綜合改革的大幕尚未完全拉開，除了京、津、滬三個直轄市外，各大城市都是省轄市，國家以省作為經濟單位，經濟計劃通過省來安排。在全國範圍內，一大批100萬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經濟管理和經濟決策許可權較小，無法發揮大城市的經濟中心作用，條塊分割、區域封鎖情況嚴重。

「當時全國的省市關係非常不好，武漢這麼大的城市，沒有任何許可權。」武漢大學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伍新木回憶那段歷史時說。

這位75歲的老人，曾是武漢市改革開放的重要參與者和見證者，腦袋裡裝著一長串改革的故事。他印象最深的是，「當時武漢港是最特殊的，幾十公里的港口，由上百家部門分管著，90%的碼頭都閑置著，利用率極低。」

在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改革推開之前，大城市的一些國有企業，仍在吃著國家的「大鍋飯」，只按計劃生產，不關心產品銷路和贏利虧損。

1984年9月，1米8的高個子德國老頭，開始穿梭於柴油機廠的各個車間，不時地停下來在小本上寫寫畫畫。他在當時的工作日誌中，詳細地記錄著每個車間里細小的缺陷：柴油機的機油循環系統和水循環系統實在太髒了；質量檢查員用的量具，精確度沒有達到要求；試車房門口，大約有50台柴油機放在露天場地，遭到了雨淋和灰塵的污染；許多車間和部門，經常見不到生產負責人，勞動強度和工作緊迫性，幾乎等於零……

格里希（中）與技術人員和工人一起分析柴油機的質量問題。 新華社資料片

「總裝車間應當潔如醫院，而實際情況距此何止千里!車間領導似乎什麼也沒有看見!這一切都必須改變，方能提高裝配質量。」

在多次與廠領導座談中，格里希都會苦口婆心地提出改進意見。初到工廠的一個多月，他經過系統的調查研究，寫出了十萬字的諮詢意見，提出了一百多條合理化建議，他的《關於整頓武漢柴油機廠的計劃方案》，大到工廠組織機構方案，小到機床上鋒利度不符合要求的刀具。

然而，一個月過去了，沒有絲毫改變。「我針對質量問題提出的措施辦法，未有任何進展。我沒有時間再繼續等待了，希望儘快地改變現在這種狀況。」格里希非常焦急。

呂志清仍記得，廠領導表面上雖然尊重他，但行動上卻遲滯不前，「當時的廠領導只為了追求產量，完成生產計劃，而柴油機的質量問題依舊未能解決。」

「我不是來消磨時間，我從心裡是想幫助你們的，如果我是廠長，柴油機的質量、產量都會得到提高。」

當呂志清從翻譯那裡聽到格里希這番話後，決定向時任武漢市市長吳官正彙報，「沒有給予他權力，工廠的面貌就無法改變。」

吳官正沉思了一會兒，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對呂志清說：那就給他有職有權，聘任他為廠長，這件事我馬上與市委書記通氣。

很快，武漢市領導決定正式聘任格里希為武漢柴油機廠廠長。

1984年11月，格里希被聘任為武漢柴油機廠廠長，圖為武漢當地報紙對此事的報道。完顏文豪 攝

國有企業讓一位外國人當廠長，這在全國都是破天荒的大新聞。50多歲的快車司機肖師傅，年輕時曾在武柴旁邊的武漢市糧食局工作，還清晰地記得，「武柴來了個『洋和尚』，當時全城都在議論這個事。」

時任國務委員張勁夫獲悉此事後極為讚賞，肯定武漢「大膽走了第一步」，「將引起全國的注目」。

翻開武漢改革開放史的捲軸，這次轟動江城的聘任，只算是其間的「一小步」。

1984年5月21日，在得到中央批複後，武漢成為全國第一個進行經濟體制綜合改革試點的省會城市。實行計劃單列，被賦予省一級的經濟管理許可權，中央、省屬在漢企業原則上下放到武漢市。

一個月後的6月29日，吳官正市長宣布：武漢三鎮市場向全國敞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公私，一律歡迎來武漢投資辦廠做生意，打破地區和部門壟斷，鼓勵全民、集體、個人一起興辦服務業和交通運輸業，保護競爭。

在伍新木看來，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改革體現在先行先試，看誰是第一個吃螃蟹的。開放漢正街小商品市場；最早放開菜價，讓市場發揮作用；武漢荷花洗衣機廠公開招標採購，被譽為新中國「第一標」……在全國範圍內，這一系列大膽的嘗試，讓武漢走在了改革開放的前列。

儘管如此，在呂志清記憶中，當時人們的思想仍然相對保守，對改革開放認識不夠。格里希當武柴廠長的消息，一經公布，在國有企業中就流傳著一種說法，「他是格里希(西)，我就是格里東，我要東風壓倒西風。」

工廠里的工人，心裡有些震動，在背後竊竊私議「一個外國人，不了解中國情況，當廠長還不是瞎指揮?」

1985年，武漢當地報紙對格里希在武柴「從嚴治廠」的報道。完顏文豪 攝

「洋廠長」的「三斧頭」

一片質疑聲中，武漢市委、市政府力排眾議，不僅賦予格里希廠長應有的權力，還將武柴列為廠長負責制的試點單位，探索改革開放大背景下企業搞活之路。

1984年11月1日，格里希走馬上任。在當天的就職講話中，這位「洋廠長」宣布在不花費新投資，利用現有的機器設備，採用最現代化的管理方法，以嚴治廠，創造出質量高、使用壽命長的柴油機。

鑄造車間是工廠的核心車間，是全廠的基礎，但當時鑄件的廢品率高達30%-40%，那一年常州和無錫兩家柴油機廠廢品率只有7%-8%，這使得武柴產品的成本價格升高。機械加工誤差很大，總裝也不按圖施工，檢查起來主體清潔度臟物有5000多毫克，導致柴油機耗油短命。

最終，這位新廠長，發現了導致產品質量差的致命因素——工廠質檢部門形同虛設。240個零部件，其中180個是外協件，「質量差得叫人頭疼，質檢部門不嚴格檢查，直接進廠」；不少計量室有些昂貴、精密的儀器，都蓋上了塑料罩，當作展覽品，「有2台測量裝置躺著睡了兩年大覺」；質檢人員大多是老弱病殘和有關係的人，有的連遊標卡尺都不會使用；質檢部門地位低，屬工程師領導，層次多，沒權。

更讓他無法忍受的是，質檢科科長竟然還不會做精確的測量工作，更無法去指導工人做精確的測量工作，工廠總工程師和質檢科科長甚至不下車間。

在11月15日的工作日誌中，格里希寫道：「從他倆的專業知識來看，是不稱職的。我對他們的工作觀察了14天，令人很不滿意!」

4天後，他做出了一個震驚全廠的決定，免去這兩名幹部的職務。同時，將質檢科劃歸廠長領導。

1984年底，24歲的梁東，武柴設計科一名助理工程師，1米63的個頭，給格里希當英語翻譯及工作助手，在工廠里每天要小跑著，才能追得上大步走的格里希。

她仍記得，當助手那些日子「很痛苦、很累」，「格里希經常一個人跑到試驗室，測試發動機的雜訊曲線、油耗曲線，發現問題立即把我叫過去，限定3天內拿出解決方案，時間一到就找你要方案。」

那段時間，這位新廠長，每天背上一個工具包，裝著遊標卡尺、吸鐵石、白手套，穿行於車間，用卡尺檢測零件精度，吸鐵石檢查機器里是否有鐵屑，白手套摸摸機器是否清潔，時刻準備著檢驗產品的質量。

65歲的白髮老頭，不知疲倦地邁著大步，行走在工廠的角角落落。他常說的一句話，「檢驗部門是廠長的眼睛」。為了練就一雙「火眼金睛」，他打破幹部任職慣例，親自考察、聘請了新的總工程師、研究所所長及質檢科正副科長，要求他們深入車間，「希望以後不要經常在辦公室看到你們」。親自給檢驗人員上課，教他們熟練使用檢驗工具。

一套嚴格的質量檢驗體系，在這家老國企里建立了起來。

格里希任廠長兩個多月來，與工人關係融洽。這是在該廠為格里希（左二）舉辦的聖誕節晚會上，工人們向他贈送禮物。新華社資料片

老職工夏發有還記得，那個年代的國有企業，工人多，崗位少，廣就業。「一天8小時，不少工人磨洋工，出工不出力。」

格里希在武漢的其他國有工廠，也注意到工人工作態度的問題，「上班看報睡覺，想走就走。」武柴當時有職工1800人，實際上1200至1400人就足夠了。有一次在工具車間倉庫里，他發現有人竟在上班的時間看小說。

在工作日誌中，這位嚴謹較真的廠長，算了一筆細賬：工人都沒有遵守上下班時間，每天每個人少干70分鐘工作，每天全廠浪費工作時間2024個小時，每個月為50500個小時，每年為60萬個小時。「當然，不是全廠所有的人都這樣，但說明數字很驚人。」

上任廠長後，他在武柴推行了嚴格的8小時工作制，7點鐘上班，不是7點鐘進廠門，而是7點鐘開動機器進行生產。有些日子，他還親自跑到工廠大門口，檢查考勤，扣發不守廠規職工的工資，力圖改變這種敷衍的工作態度。

熟悉那段歷史的人們，都會提到格里希上任伊始連砍「三斧頭」。

針對工廠的積弊，他第一斧頭砍向渙散的勞動紀律，每天廠長應第一個到廠，車間主任應第一個到車間，工廠里懶洋洋的情景消失了。第二斧頭砍向混亂的管理方式，從廠長到管理幹部都要深入車間，解決生產問題，不能坐辦公室瞎指揮。第三斧頭砍向錯綜複雜的關係網，將安置「關係戶」的質檢科「大換血」，變成高效的管理中樞。

經過考察，格里希提拔了工程師文遠海（右）擔任該廠總工程師職務。圖為格里希與文遠海一起研究柴油機曲軸的工藝圖紙。新華社資料片

一封市長的回信

1985年1月，武柴的鑄件廢品率從百分之三十幾，下降到百分之十幾，柴油機機油消耗降低了一半，另外幾項重要的性能指標有了明顯改善，工廠的技術和管理迅速改觀。

工人中的質疑聲慢慢變成了讚歎聲。武漢市十家大中型國有工廠的廠長，分批去武柴，跟著這位「洋廠長」現場見習。當地媒體稱他為，工業戰線上的「大松博文」。時任國家經委副主任的朱鎔基，稱他為「質量先生」。

武漢市一名普通工人和吳官正市長的往來信件，刊登在1985年1月6日的《長江日報》上。完顏文豪 攝

1985年1月6日，《長江日報》的頭版頭條，罕見地刊登了一名普通工人和市長吳官正的往來信件。

數天前的一個深夜，這名工人在寫給吳官正的信中，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外國廠長能辦到的事，中國廠長為什麼辦不到?

「有的企業領導幹部有這樣的習慣：一杯茶水+一根香煙+一張報紙=『報到時間』半天。有的領導從不下車間班組調查研究、解決問題，總是互相扯皮、互相推諉，誰都不想承擔責任，只圖安逸，不顧工作。像這樣繼續下去，怎麼提高工作效率和經濟效益?改革豈不也成了一句空話?」

信的最後，這名工人寫道：「您若認為我的建議可行的話，請將我寫給您的這封信登報發表，讓讀者提出意見和建議。」

在回信中，吳官正說：這個建議提得好，我們在許多方面還不如人家，落後就要請先生，格里希就是我們要請的先生中的一個。我們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大膽引進人才，把武漢的企業整頓好、管理好、建設好。

「確實，格里希沒有什麼神奇、特殊本領，他的經驗說到底是個『嚴』字——嚴格按科學規律辦事，按規章制度辦事，嚴於律己，從嚴治廠。我們為什麼嚴不起來呢?是不合時宜的領導體制捆住了我們的手腳嗎?是上級領導不支持嗎?是擔心群眾怕嚴嗎?是我們不敢和不願這樣做嗎?」吳官正在信中寫道。

最終，兩篇往來信件，見諸報端。

1985年，《長江日報》上的「為什麼嚴不起來」的欄目，各界人士廣泛參與這場「怎樣學習格里希當好廠長」的大討論中。完顏文豪 攝

不久後，這份報紙上出現了一個「為什麼嚴不起來」的欄目，供銷公司的工人、國營工廠的廠長、大學管理系的老師、武漢市市民……都參與到這場「怎樣學習格里希當好廠長」的大討論中。

在持續5個月的討論中，市化工局的劉共華，提出某化工廠的職工隊伍結構越來越趨向於「親屬化」「家族化」和「世襲化」的問題，廠長每處罰一個職工，不得不考慮是否觸及了哪一家族的利益；鐵道部第四設計院的一名讀者，在信中分析，格里希受聘當廠長，完全是一個「自由」「自主」的廠長，因而能實現他的治廠計劃，最重要的是對我們的領導體制、生產管理體制進行改革，使中國廠長有外國廠長那樣的工作條件和權力；武漢鍋爐廠的一名普通工人，在討論中，講到該廠工人以前經常遲到、早退、中途溜號，廠里整頓紀律的時候，卻常常有人託人講情，他認為廠長從嚴治廠不能講情面……

到了1986年的第二季度，為了加強基礎管理，格里希集中精力起草工廠的改革方案，在兩個多月中，他日夜伏案疾書完成了一篇26萬字的企業機構設置和勞動重組方案，把工廠的行政管理系統設計成一個精幹、高效的網路，實行以崗位為核心的結構工資制。

1986年11月1日，這位「洋廠長」兩年任期結束，同時被聘為武柴的榮譽廠長。兩年時間，他讓這家國有工廠有了根本性的改觀，年產柴油機從1.83萬台增加到6萬台；柴油機使用壽命從1000至1500小時，增加到6000至8000小時；鑄件廢品率降到5%，出口到東南亞7個國家，從年虧損500萬元到年盈利達600萬元……

此後，格里希的改革方案，也在武漢市三家國有企業進行試點。聘任「洋廠長」在當時引起如此轟動，其意義不僅僅局限於他搞活了一個武柴，更重要的是證明了西方先進的經營管理模式可以為我國所用，在改革開放初期，由此所產生的「格里希效應」對推動武漢乃至全國的國企改革影響深遠。

格里希重返他曾管理了兩年的武漢柴油機廠。他為該廠能生產出優質柴油機感到高興。新華社資料片

回不去的第二故鄉

「當我最後一次從武柴工廠的大門走出來時，我的心情是很不平靜的。武柴已成為我的第二故鄉。它是不可能在我的生活和記憶中輕易地抹去的。」半個多月後，在跟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和國務委員張勁夫的見面中，格里希說出了對武柴的留戀之情。

回到德國後的格里希，仍然心繫他的第二故鄉，此後十幾年多次回到武柴。他在中國的足跡，還遍布北京、上海、海南、內蒙古等地，受邀為政府提供工業發展諮詢、為企業做技術指導。

不過，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前，武漢並沒有像沿海城市一樣大力引進外資、對外開放，「對外開放會倒逼改革，沒有開放就缺乏改革的動力。」伍新木說，「後來與沿海城市相比，武漢的改革開放滯後了十幾年。」伍新木說。

武漢市體改委在1992年的一期《湖北社會科學》上，發表三論武漢市改革開放，「在這幾年的改革浪潮中，武漢在全國的『率先』不見了，翻開報紙，看到的是徐州、珠海、重慶率先……蘇州、無錫，越來越多的城市超過來了，武漢工業產值的位次下降了十幾位。形勢逼人，形勢催人，事實在向我們驚呼：武漢不加快改革的步伐必將成為『沉舟』!」

在這個國家老工業基地，改革的放緩，開始推倒國有企業倒閉的「多米諾骨牌」。武柴所在的古田工業區，分布著大大小小100多家工業企業，曾是武漢最重要的工業區之一，此後數年間，其中絕大多數被破產潮席捲而去。

武柴也未能倖免。那段時間，夏發有對老廠的衰敗有著直觀的感受，「產品老舊，一直沒有更新換代，產品沒有競爭力，別的工廠效益好漲工資，我們廠效益不好，工資一直不動，到後來甚至有時拖延兩個月才發下來。」

曾任武柴企管辦副主任的朱泓，在一篇文章中回憶，構築武漢機械製造產業的微小企業的市場環境持續惡化，處於產業鏈終端的武柴，得不到優質的上游大規模、廉價的、優質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供給。傳統企業生存的宏觀環境和微觀環境發生了根本變化。

1993年，武柴出現虧損，走了下坡路。1998年，完全破產，職工下崗，資產重組。工廠設備也在幾年內被賣完，清廠交地。

2000年，格里希最後一次來到武漢。這位81歲的老人，身體已經大不如前，從飛機座位上起身，都需要別人攙扶著。

武漢市外國專家局原局長周健文，還記得那次接待他的情景，車子幾次到了解放大道的時候，格里希都會指著寶豐路的方向，嘴裡不停念叨著「這就是去我工廠的方向」。

在武漢那些天，這位老廠長執意要去看看武柴。為了不讓老人傷心，周健文和同事們，不得不借口工業區改造搬遷，編了一套複雜的善意謊言，幾次痛心拒絕了格里希的要求。

武柴，成了格里希再也回不去的第二故鄉。

2003年4月17日，格里希在德國米爾豪森市逝世。兩年後，武漢市製作兩尊格里希銅像，一尊坐落在漢正街都市工業區，另一尊贈給了杜伊斯堡市。

銅像基座上的一段文字寫著：格里希……1984年至1986年擔任武漢柴油機廠廠長期間，忘我工作，大膽改革，從嚴治廠，為中國企業改革、增進中德人民友誼做出重要貢獻。曾榮獲中華人民共和國「友誼獎」、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十字勳章」、武漢市人民政府「黃鶴友誼獎」、武漢市「榮譽市民」稱號和在華永久居留資格。

武漢漢正街都市工業區內格里希銅像基座上的文字。完顏文豪 攝

可以告慰格里希老人的是，從去年開始，武漢大力實施「百萬大學生留漢創業就業工程」，不僅用政策讓人才「走進來」「留下來」，還用前瞻的產業布局提供廣闊發展空間，讓人才真正放手「幹起來」。像當年武柴不拘一格聘任格里希為廠長一樣，一個真正重視人才的地方不愁沒有活力，不愁沒有創新熱情，不愁沒有希望。武漢的人才戰略同樣值得期待。

(稿件部分內容參考《格里希在武柴》、新華社報道以及《長江日報》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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