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信的價值：溢價購書的體驗
每本書的封底都標有一個定價。購書通常以兩種價格成交，一種是原價，很多實體書店（比如新華書店）就經常如此。另外一種就是折扣價，多見於網上書店。
還有一種並不多見的方式，叫溢價。顧名思義，就是書的售價高於定價。
最近就溢價購買了兩本書，而且購入價遠高於原定價。
一本是《毛澤東早期文稿》（1912年-1920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編，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2008年2版）。
書中編入了目前收集到的毛澤東早期的全部文稿，共計152篇；正編132篇，副編18篇。其中，39篇是第一次公開發表。
另一本是《毛澤東書信選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選入毛澤東在1920年至1965年期間，在與同志、朋友、親屬、故舊及普通群眾的交往中寫的372封書信，其中大多數是第一次公開發表。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毛澤東的革命實踐活動和他的人際交往。
這兩本書的很多篇幅都與書信有關，而且在時間上是一種前後相繼的關係，分別收錄了毛澤東1912年-1920年和1920年-1965年的文稿，基本不重複。
儘管兩本書的作者相同、主題相近，但購買這兩本書的起因並不相同。
最先買的事實上是後一本，《毛澤東書信選集》（1920年-1965年）。購買的原因則是對書信這種文體在當今社會，特別是工作和生活中重要性的重新認識。
書信在20世紀以前被廣泛用於人際交往和傳遞信息。回想起來，自己寫信最多的時候應該是在大學的時候，特別是2003年-2005年間，那時手機還很少，打電話主要在宿舍用電話卡，或者在校園裡用IC卡。
但這兩種通話方式都有明顯的弊端。前者私密性不足，總會有喜歡窩在床上的舍友。後者自主性不足，因為要考慮不斷張望的排隊者的感受，時間自然不能太長。兩者共同的約束則是通話費用，50元一張的電話卡，聊得盡興的話，基本上一晚上就可以報銷，這在當時的物價條件下，並非可以忽略不計。
進入21世紀以後，隨著手機、電子郵件和新媒體的普及，書信的功能逐漸弱化，寫信的人也越來越少。經常聽到的一句話是，「都什麼年代了，誰還寫信啊」。以至於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隱約的覺得書信似乎要退出歷史舞台。
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書信現在的確用得少了，甚至可以說有些無關緊要。
當讀到《毛澤東和他的秘書們》一書中記錄的田家英收發群眾信件的場景，以及主席對於他回給群眾的信的重視，對這個問題有了新的認識。
在這樣的語境下，再回過頭了看，不難發現，在國際交往、政治生活和工作往來中，在這些正式的場合，書信都還承載著重要的使命。因此，有必要重新審視這種文體的價值。
《毛澤東書信選集》無疑是很好的選擇。
至於前一本，《毛澤東早期文稿》（1912年-1920年），則是在閱讀《人民立憲思想探原（毛澤東早期法律觀研究）》一書時，從書中引用的注釋中，了解到有這樣一本書。
與《毛澤東書信選集》（1920年-1965年）僅收錄書信不同，《毛澤東早期文稿》（1912年-1920年）題材更加廣泛，包括文章、書信、詩詞、讀書批註、日記、紀事錄、談話、廣告、報告、通告、啟事、電文、章程、課堂筆記等，內容也就更加豐富。
在購入時發現，這兩本書首次出版時間都很久遠，《毛澤東書信選集》（1920年-1965年）是1983年，《毛澤東早期文稿》（1912年-1920年）是1990年，且均已處於絕版狀態，非常稀缺。當需求遠大於供給的時候，價格也就上來了。
作為一種文體，書信也許永遠不會消失，這意味著它依然會是一種基本的技能。作為一種交往媒介，在日常生活中大概已經不那麼重要，但在機關中依然重要，特別是在中央和國家機關更是如此。重新認識書信的價值就顯得尤為重要。
書信，在某種程度上，已不再是一種單純的媒介，而是一種情懷，一種不能忘卻的歷史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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