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死崇禎的「光處長」
原標題：坑死崇禎的「光處長」
作者 | 周淮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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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
公元1644年，農曆甲申年，明崇禎十七年。
這是一個天崩地坼，山河巨變的動蕩時代。
外有滿清虎視眈眈，內有「流賊」攻城略地。《明史》稱「潰爛而莫可救」，兩百七十多年的大明王朝已經進入生命倒計時。
是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稱帝，建國號「大順」。一個新政權的成立意味著敲響舊政權的「喪鐘」。
從飄忽不定的「流賊」到建立政權，從無政治主張的農民到明確「爭天下」的集團，李自成已經向崇禎亮明了「掘墓人」身份。
崇禎十七年二月，李自成開始渡過黃河進攻山西，所向披靡，官民迎降。下一個目標十分明確：將革命進行到底！進京趕考去！
擺在崇禎面前有兩條路：一是死守京師，號召天下兵馬「勤王」，不成功則成仁；二是南遷，做戰略性轉移，遷都南京，重振旗鼓再圖一戰。
無論是崇禎，還是群臣，其實內心都很明白，第一個方案無異於痴人說夢。
繼崇禎十六年（1643年），「農民軍剋星」孫傳庭潼關兵敗身亡後，最後一支「聽指揮，能打仗」的明軍主力已經不存在了。
分鎮各地的左良玉、劉澤清、吳三桂等將領雖然掌握有兵馬，但朝廷實際上已指揮不動，他們已經成了各懷鬼胎，有奶就是娘的地方軍閥，只考慮自己的利益和後路。
後來的事實發展也證明了這一點。李自成逼近北京時，山東總兵劉澤清公然拒不奉詔出兵，反而說：「天下變，山東不為他人有耳！」後來，清軍一南下，他立即投降。
與死守北京的方案相比，「南遷」方案顯然更具可行性。
明朝實行「兩京」體制，明成祖遷都北京後，南京作為留都，保留了全套的中央國家機構。平時看起來是安排閑職官員的清閑之地，若一旦北京有失，就可以發揮政權「備份」作用。
而且，南京所處的南直隸所轄區域相當於現在上海、江蘇、安徽，是大明帝國最富庶繁榮的地區，賦稅居全國之冠。
黃仁宇在《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一書中估算：「長江三角洲地區的稅率要高於其他地區通行稅率的五六倍。南直隸松江府3個縣的田賦加在一起與整個廣東省持平，而廣東省有75個縣、1個州。」
此外，在長江流域及江南地區，還有大量明軍，僅盤踞武昌的左良玉部就達20萬人。
一句話，「南遷」有錢、有糧、有兵，有現成的政府班子，如果不能東山再起，最不濟也可劃江而治，保住半壁江山，不至於亡國亡天下。
０２
「南遷」雖然好，對於崇禎而言，卻隱含著一個巨大的道德風險。
堂堂一國之君，大明天子，竟然棄都城而逃，喪師失地，置黎民於水火，而且很可能一去不回，如南宋一樣偏安一隅。這既需要痛下決心，更需要群臣的配合，給個理由先，給個台階下。縱觀中國歷史，正常的表演程序應該如下：
群臣進諫：「形勢危急！奔跑吧，皇上！」
皇帝大義凜然：「不走，天子守國門，國君死社稷！」
群臣再次進諫：「有一種失敗叫佔領，有一種勝利叫撤退。奔跑不是逃跑，是為了拯救國家和蒼生！」
皇帝若有所思：「這真的不是逃跑？而是利國利民的戰略轉移？」
群臣反覆進諫：「絕對是。如果不是，黑鍋我們背，就說陛下是被我們蒙蔽南遷的－－說好去郊遊，結果一下游到南京了。」
皇帝面露喜色：「那就別磨嘰了，咔咔的趕緊走啊！」
這是正常的劇本，可悲的是，崇禎朝的群眾演員從來不按劇本來演，反而像陳佩斯一樣搶正面人物的戲。
明朝末年，文官集團已經徹底淪為「精緻利己主義」群體，高智商，世俗老到，善於表演，更善於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
無論是東林黨與閹黨，還是浙黨、楚黨與齊黨，大家都只看立場站隊，不問是非對錯，揮舞著「道德」與「正義」的大棒互相攻訐。不少人一開口就是「民族大義」「國家興亡」「仁義道德」，實際卻是為一己一小團體的私利，更沒有人願意為皇帝背黑鍋。
比如，面對遼東後金（清）、國內李自成「兩線作戰」被拖垮的困境，明廷務實的選擇是「攘外先安內」，與後金和談，集中精力先對內。
但每次一準備和談，群臣都像打了雞血一樣群情激奮：和談就是「漢奸賣國賊」，寧願大明不長草，也要收復遼東半島！
但真要派人上遼東前線擔任薊遼督師時，這些人又慫了。
０３
對於南遷，兩三年前，崇禎其實就動過念頭，並讓閣臣們研究，但因各種因素影響，未能決斷。
1644年二月，山西陷落，李自成兵鋒已近京畿。火燒眉毛之際，左諭德李明睿、都御史李邦華、戶部尚書倪元璐等一批人先後上疏南遷。
崇禎很動心，繞著宮殿邊讀奏疏邊考慮南遷。《明史》記載：「帝得疏意動，繞殿行，且讀且嘆，將行其言。」
但是，在崇禎召集的御前會議上，一個官職僅七品的「處級幹部」卻拍案而起，「大義凜然」地痛斥這種逃跑主義、投降主義行為，認為擾亂了大明人心，應當殺李明睿以安天下。
他叫光時亨，安徽桐城人，時任兵科給事中。雖然品級很低，但「光處長」官微言不輕，因為他代表了明朝最具殺傷力的「言官」群體。
明朝官制中，負責「諫言、監察」六科給事中雖然品級很低，但權力很大，從監督六部百官到政務運行，甚至有權「封駁」奏章。
最重要的是，他們牢牢掌握大明輿論話語權，佔據著道德制高點，罵人是本職工作，罵的人級別越高越有成就感，皇帝越惱羞成怒越證明我敢於「捨身以諍」，越容易青史留名。
尤其到了明末，言官群體往往以「諍諫」為名謀取政治資本，或者揮舞著「道德」的大棒衝鋒在黨爭第一線。皇帝如果懲罰「噴子」只會讓其一舉成名，自己反而落個不能納諫的惡名。
因此，「光處長」的發言把崇禎逼到了死角。不僅沒給皇帝找台階，反而把梯子抽了。
進入三月，李自成就快到北京了。李邦華等又提出了一個退而求其次的方案，即：崇禎不跑，送太子到南京監國，以免被一鍋端。
關鍵時刻，「光處長」又站了出來，一腳把大明最後的星火徹底踩滅。《明史紀事本末》等記載：「兵科給事中光時亨大聲曰:『奉太子往南，諸臣意欲何為？將欲為唐肅宗靈武故事乎？』」
唐肅宗李亨是唐玄宗李隆基第三子，安史之亂爆發，李隆基西逃入蜀。馬嵬坡之變後，李亨北上朔方軍大本營靈武（今寧夏靈武），直接登基繼位，尊李隆基為「太上皇」。後李隆基被迎回長安，完全喪失權力，實際上被軟禁起來，父子相互防備，玄宗鬱鬱而終。
光時亨這一招太狠，直接點中崇禎死穴：「你不怕你兒子到了南京直接搶班奪權？」同時，還惡狠狠地捅了南遷派一刀：「你們南遷是想迎立新君，用心險惡！」
崇禎徹底無路可走，唯有向群臣表示：「國君死社稷，正也，朕志定矣。」
通俗地說，誰也不準跑，那就大家抱著一塊死吧！
０４
崇禎君無戲言，弔死煤山，殉國大明。
被光時亨痛斥為「投降派」的李邦華自殺殉國，死前題詞於閣門：「堂堂丈夫，聖賢為徒，忠孝大節，之死靡他。」
令人大跌眼鏡的是，痛斥別人不愛國的光時亨不僅沒有殉國，反而極可能投降了李自成。
後來，安徽桐城籍文人和地方史紛紛給光時亨叫屈，稱其性剛直，絕對沒有投降，而是自殺未遂被尼姑救了，遂南下投奔南明。但這種出自老鄉的文章，形象越高大越有「洗地」嫌疑。
在諸多史料中，散落著大量「光處長」的生動故事。《甲申傳信錄》記載，光時亨投降後繼續干老本行，被李自成任命為「兵諫議」。
最精彩的是，他寫信給在南方的兒子：「諸葛兄弟，分仕三國；伍員父子，亦事兩朝。我以受恩大順，汝等可改姓趙，仍當勉力讀書，以無負南朝科第也。」
余每次讀史於此都不禁感嘆，「光處長」真是大明朝精緻利己主義者中的極品，善於從天下大勢的縫隙中，尋找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空間。
明末清初，政治形勢雲詭波譎。崇禎弔死煤山後，中國大地上同時並列四個政權，北方李自成的大順政權，關外東北的滿清政權，南方的南明弘光朝廷，還有西面四川的張獻忠大西政權，你方唱罷我登台，誰主浮沉一時很難看清。
「光處長」的精明之處在於多方下注，把雞蛋放在不同的籃子裡面：自己投降李自成繼續做官，教育自己的兒子改名換姓，在南明朝廷中謀個一官半職，不管誰上台，光氏一族都是贏家。
０５
「諸臣誤我。」
「文臣個個可殺！」
「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爾！」
據史書記載，崇禎最後的歲月對臣下充滿怨恨，估計「光處長」在這份咒怨名單里排名靠前。
後來，光時亨南下投奔了南明弘光政權，結果被馬士英彈劾論罪，最終被斬首，罪名是「力阻南遷，致使先帝殞命社稷」。
出來混，遲早是要還的，哪怕你打著「愛國」的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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