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物到人」：一種博物館觀念的反思
導 言
當代博物館學界存在一個共識性的命題，即強調公眾在博物館理論與實務中的優先性，以消解長久以來物件的主導地位。在國內，該觀念衍生出諸如「從物到人」「以人為本」「觀眾導向」等一系列有關博物館價值重置的話語表述。曾經處於相對失語狀態的公眾成為國內學界競相關注與書寫的熱點，集中體現在公共服務、策展理念、學習體驗、居民參與等研究議題上。
本文認為，「從物到人」的觀念遠非將關注的重點由博物館物件轉向博物館公眾那麼簡單，更重要的是還應包括隱藏在物件背後的個人與群體，甚至還包括博物館專業人員。從博物館哲學層面來看，「從物到人」的觀念旨在從以證據（物件）為導向、強調實證與秩序的博物館迷思中走出來，邁入以合作（人）為主導、強調人文與關係的博物館新視界。
一、有關物、人關係的討論與共識
在中國博物館學界，對物與人關係的討論最早發端於1987年蘇東海與日本學者鶴田總一郎的對話。在對話錄中，鶴田在聽取了雙方有關博物館學術研究的差異後，就「物與人結合」的觀點進行了闡釋，
「博物館的學術研究太重視物了，所以我把人與物聯結的研究當作重要問題提出。博物館必須把對人的研究提到與物同等的水平才能成為真正的博物館學研究。」
（蘇東海：《與國際博協博物館學委員會主席鶴田總一郎對話錄》，《中國博物館通訊》1987年第4期。）
自此，有關物與人孰輕孰重的思考被蘇氏提煉為一個問題，即博物館的本質是什麼？1993年，蘇氏在與荷蘭學者馮·門施（Peter Van Mensch）的對話中再次拋出這個問題，馮·門施認為保存是博物館的核心功能，信息是博物館哲學的根本。
1994年，馬丁·施爾在面臨相同問題時作出的回答是，博物館的本質就是社會需要的，由博物館機構反映出來的人與物的結合，或者說博物館的本質是人與物關係的形象化。有關博物館本質的思考關乎博物館本體論的研究與哲學體系的建構，是蘇氏學術研究的關鍵環節。2005年，蘇氏在《博物館物論》中對這一持續困擾他的疑惑進行了徹底清算。
蘇氏認為，「無論從博物館的本質特徵還是從實踐層面上看，博物館物在博物館中的核心地位與本質特徵是不可動搖的。物是博物館存在的物質基礎，是博物館功能發生的根據，是博物館價值的源泉。」
（蘇東海：《博物館物論》，《中國博物館》2005年第1期。）
蘇氏雖然澄清了博物館物作為博物館本質和博物館研究重心的事實，但是他與國際學術界的對話及其反思卻將物、人關係帶入學術話語體系。
2004年，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化部、國家文物局印發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博物館宣傳展示和社會服務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作為博物館行業的綱領性文件，該《通知》提出要加強博物館宣傳展示和社會服務工作，堅持以人為本，強化服務意識，把社會和觀眾的需求作為博物館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以「宣傳」「服務」「以人為本」「需求」為關鍵詞的國家話語被博物館學界，尤其是博物館從業人員所接受。
與蘇氏將物、人關係的討論置於學術話語體系不同，《通知》的出台終結了兩者關係的討論，甚至否定了蘇氏有關博物館物的核心地位的主張。尤其是最近幾年，以傳統博物館重置和轉向為主題的學術文章幾乎都會不假思索地將諸如「從物到人」「以人為本」「觀眾導向」的表述作為研究背景。實際上早在世紀之初，蘇氏曾質疑博物館領域內「以人為本」的說法，因為國際博協和其他國家的博物館並沒有這種提法，並認為這是一種本末倒置的風尚。
在今天看來，這一觀點並非危言聳聽，「從物到人」的博物館觀念似乎成為了當代中國博物館學界的主導性話語：傳統博物館使出渾身解數講述展覽故事、迎合公眾；新博物館形態則追求當地人在地方博物館化過程中的主人角色。
在筆者看來，「從物到人」的博物館策略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一方面與英國的文化權利運動和美國的市場營銷策略不謀而合，另一方面彰顯了當地人在民主參與和文化賦權過程中的地位。問題的關鍵在於，諸如「從物到人」「以人為本」「觀眾導向」的普遍看法在學界達成共識的同時，也面臨著一個危險，即這一觀念似乎成為國內博物館未來發展的全部趨勢。
因此，在筆者看來，在考慮「從物到人」的認識論背後的問題時，需注意以下幾點：
其一
「從物到人」的觀念並非意味著將觀眾或當地人作為任務或口號，也不是把博物館工作重心從一端轉向另一端，而是將諸多相關要素置於整體性、關係性的結構層次中來予以思考；
其二
「從物到人」中的「人」不僅包括作為博物館消費者的公眾，而且還包括物件背後的人，以及博物館工作人員，三者共同構成了有關「人」的全部意涵；
其三
「從物到人」的觀念僅是當前博物館整體變局之一，同理，它也僅是面向未來的博物館藍圖中的一個組成部分，而非全部。
二、有關「以觀眾為中心」的概念
在「從物到人」這一博物館觀念中，最容易產生誤解的是想當然的把「人」的範疇局限在博物館觀眾或社會公眾，或者可以將這種把人的範疇局限在博物館觀眾的現象稱之為「以觀眾為中心」的概念。作為品質與品位的仲裁者，長久以來博物館都因其自身的話語體系而呈現出一種讓人困擾，甚至令人生畏的形象。對於社會公眾來說，博物館的這一形象仍廣泛存在著。
過去兩個多世紀見證了博物館與觀眾關係的變動，扎哈瓦·朵琳（Zahava Doering）詳細呈現了觀眾在博物館人眼中的三種不同形象：
陌生人
指的是博物館的首要責任是藏品而非公眾；
客人
指的是博物館出於使命感，試圖藉助教育活動和制度性的學習目標，把工作做得更好；
顧客
指的是博物館將不再向觀眾極力推行其所認可的參觀體驗，相反，博物館認識到觀眾猶如顧客一般有自己的需要、期望與訴求，並有義務去理解和滿足。
作為國內外學術界的共識，博物館重視公眾、理解觀眾的哲學轉向是沒有問題的，差異體現在處於什麼階段，以及如何在實務工作中進行操作。
就目前情況來看，中國博物館有關觀眾的認識尚處於「客人」階段，即秉持「以人為本」的宗旨為觀眾安排教育活動或學習目標。也就是說，「以觀眾為中心」的概念是國家文物局、博物館行業的一項規定和任務，是博物館評估系統中不得不予以考慮的組成部分。至於如何在實務層面去具體落實這件事情，因為不同語境下的博物館有自身的傳統，所以試圖尋求一種普世性的最佳做法是不恰當的。
儘管如此，一些成功的實踐案例仍然值得拿來參考、借鑒，比如伊蓮·胡珀-格林希爾（Eilean Hooper-Greenhill）有感於英國博物館發展困境而提出的目標觀眾（target audience）概念，以及沈辰基於在皇家安大略博物館十餘年的工作經歷而提煉的博物館運營公式。
大英博物館
確立目標觀眾的階段是博物館資源與政治從物件轉向觀眾過程中的關鍵環節，也是當前流行的概念——「相關性」（relevance）的前一階段。胡珀-格林希爾曾經針對英國博物館發展困境，對多樣化的博物館公眾進行細化，提出了目標觀眾的概念。也就是說，博物館觀眾研究和博物館溝通機制的制度化是目標觀眾策略確立之後的進一步操作，而不是盲目地以普遍大眾為對象進行研究和溝通。在當前國內博物館行業內，無論是以特定共同體還是特定社區為對象，目標觀眾的概念尚未廣泛普及，胡珀-格林希爾對目標觀眾的分析與研究值得借鑒。
與此同時，在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工作的沈辰則通過博物館運營架構的剖析提出另一條公眾體驗的路徑。通過這一路徑即可發現，博物館觀眾或社會公眾並非僅存在於光譜另一端，而是嵌入到每一個實踐環節：藏品（collection）、展覽（exhibition）、活動（program）、溝通（communication）、參與（engagement）、體驗（experience）。同樣的，物件與觀眾一樣，也存在於每一個實踐環節。這說明了博物館理論與實踐都曾長期忽視的一個問題，那就是博物館是一個整體性的結構有機體，各個功能或各項要素彼此之間相互依賴，共存於關係主義的網路中。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
關於「以觀眾為中心」的概念，
---胡珀-格林希爾
通過將無差別的大眾進行分解，進而確立博物館與公眾的對應關係，以實現相關性的建構。
---沈辰
則著眼於博物館的整體結構，高屋建瓴地指出了重視公眾的關鍵並非是把它列為首要任務，而是要將其納入到有機體運轉的關係網路中。
「以觀眾為中心」的概念實際上是把博物館功能從收藏轉向教育的另一種表達。無論處於「客人」階段還是「顧客」階段，「以觀眾為中心」的概念都面臨一個危險，那就是博物館觀眾地位的上升會將博物館的其他工作邊緣化。如果這種現象出現的話，那麼物、人關係的爭論只不過是陷入到一個惡性循環的怪圈，若干年後，「以物件為中心」的主張可能就會捲土重來，收復失地。
此外，還有一點需要注意的是重視公眾、理解觀眾並非意味著對觀眾的需求有求必應，或基於觀眾的興趣而組織展覽、活動，而是要注意把握好博物館內在資源與外在議題的平衡性。這種過猶不及的現象不僅是教育還是娛樂之爭這麼簡單的事情，而是關係博物館的社會地位與責任。「以觀眾為中心」的概念在實際操作中一定要避免「為了觀眾而觀眾」的局面出現，否則就會導致博物館立場的喪失和自主的娛樂主義與庸俗主義。
「從物到人」首先讓人想到的是重視公眾和理解觀眾的哲學轉向，這在國內外博物館學界無可厚非。然而就中國博物館現狀來說，這一話語似乎僅僅停留在學術層面或理論層面，尚未在實務工作中找到有效的應對之策。同時，將「人」習慣性地理解為博物館觀眾或社會公眾也窄化了「從物到人」觀念的廣泛所指，從而限制了博物館重置與轉向的諸多可能。接下來，筆者將就「人」的全部意涵進行解析，以此來解放「從物到人」的觀念中被閹割的博物館思想。
三、有關「人」的總體設想
正如上文所言，「從物到人」觀念中的「人」並非局限於博物館觀眾或社會公眾，而且還應包括物件背後的人以及博物館工作人員。這三個對象本身並沒有那麼重要，它們所衍生出來的相關博物館議題，以及新關係的生成才是問題的關鍵。為此，筆者將提出博物館學界有關「人」的總體設想，這一設想來自於當前西方學術界的啟發。
20世紀20年代以來，西方博物館走向專業化道路，博物館培訓逐漸成型，一批有專業素養的博物館工作人員出現在博物館場域中。
80年代以來，殖民主義反思和新博物館學的浪潮將物件背後的人和社會公眾同時帶到博物館中。
80年代末90年代初迎來了物件背後的人、博物館人和社會公眾三者的同時在場，無獨有偶的是，這也是西方博物館學界的諸多扛鼎之作紛紛面世的時代。
在筆者看來，同時在場的這三種人彼此關聯，不僅為博物館帶來了諸多活力與可能，而且生成了新關係，開啟了西方博物館的新視界。
反觀中國，這三種角色在博物館領域內似乎並未被同等重視過，顧此失彼的現象時有發生。雖然蘇氏早已經表達了博物館物在博物館學術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核心價值，然而在「以觀眾為中心」的話語體系影響下，有關博物館物件、博物館實務的研究逐步被邊緣化，甚至被認為是過時的研究。
然而在筆者看來，這種「從物到人」的觀念是有失偏頗的。暫不說觀眾在博物館實務層面的落實必須得到重視，就算在博物館理論層面，「人」的全部意蘊亦沒有得到充分的體認。物件背後的人之所以重要，原因在於它為博物館藏品研究打開了一扇窗戶；博物館工作人員的重要性則體現在機構組織和學科整合層面。
物件研究（藏品研究）是博物館學術研究的重要領域。在博物館與觀眾之間關係進展到「顧客」階段時，西方博物館學界並未丟棄對博物館物件的研究，比如蘇珊·皮爾斯（Susan Pearce）、羅素·貝爾克（Russel Belk）、保羅·馬丁（Paul Martin）、米克·巴爾（Mieke Bal）等。
有人可能會說，鶴田所說的將物和人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彼此兼顧就可以解決轉向後對物件的冷落。事實並非如此，雖然同樣被稱為物件研究，但是過去強調物件的證據性，是實證主義脈絡下的產物，而現在則強調物件背後的人及其關係，屬於人文主義的研究範疇。麥夏蘭曾經指出，藏品是物與人特定關係的展演，是理解物質世界和社會世界的特殊路徑。
關照物件背後的人則意味著如下三種取向：
---其一
關注最初持有者對物件功能的原初解釋，這讓展覽講故事成為可能；
---其二
關注物件社會生命歷程的經手者，這提供了物件意義與價值流變的證據；
---其三
關注物件承載的文化體系和社會關係，這種視角涉及了文化史和社會史的相關研究。如此看來，強調物件背後的人會帶來有關物件研究的諸多可能性，作為結果，這項研究在讓物件背後的人及其文化發聲的同時，也為博物館工作人員和博物館觀眾帶來了闡釋與解讀的便利。
在「從物到人」的博物館觀念中，博物館工作人員同樣無法置身事外。當博物館決定與觀眾建立聯繫時，雙向溝通與對話的機制是首要考慮的，這意味著博物館工作人員必須被納入到整體思考中。在國內博物館學界，博物館工作人員已逐漸受到重視，比如每年舉行的各類培訓活動以及招聘要求的專業化。然而，博物館工作人員的轉向不應僅包括這些，而應當指向博物館結構調整和學科整合。
在這一方面，西方學術界對此論述頗多，極具代表性的是彼特·薩米斯（Peter Samis）、米米·邁克爾森（Mimi Michaelson）的相關研究。在他們看來，以觀眾為中心的展覽路徑並將衍生出博物館結構的變化。由於專業限制，博物館中的每個群體在傳統層面都恪守自身的範圍與學科界限，專註於擅長的研究領域，這導致了博物館工作的碎片化和封閉化。隨著博物館的轉向，博物館傳統部門之間的界限正在發展變化，尤其是與開發展覽密切相關的策展人、教育專家和展覽設計者之間，這種影響尤為明顯。重新審視博物館結構意味著專業人員合作模式的變化，合作團隊中各方承擔的任務以及扮演角色的變化。
從博物館的學科劃分來看，史蒂芬·威爾（Stephen Weil）在分析美國博物館轉型時指出，雖然為公眾服務的理念不再陌生，但是博物館的實際運作依然是學科導向的，藏品分類和展覽組織尚未擺脫學科範疇的限制。
總的來說，基於博物館結構和特定主題變化的機構調整、多學科整合是博物館工作的大勢所趨，否則博物館的整體變革無法有效地達成。
四、餘論：有關「人」的關係主義學說
作為博物館轉向的表達，「從物到人」等話語頻繁出現在博物館話語體系，這已經是一個共識。筆者之所以選擇這樣一個早有定論的話題作為討論對象，原因在於這一表述對國內博物館未來走向來說，危害性是大於建設性的。「從物到人」被理所當然地窄化為「以人為本」「觀眾取向」，這在無形中製造了一種錯覺，那就是博物館觀眾或社會公眾是「人」的全部所指。如果是這樣，我們應該稱之為「從物件到觀眾」而非「從物到人」。既然提「從物到人」，那麼，我們有理由將物件背後的人和博物館工作人員納入博物館的學術研究與未來藍圖中。
博物館觀眾或社會公眾、物件背後的人和博物館工作人員的同時在場構成了博物館有關「人」的總體設想，這種有意識的接納僅僅是整體研究的第一步，接下來的步驟可能更為困難和關鍵，那就是促成彼此之間關係的生成。
西方在處理原住民文化、社區參與時通常會採取合作策展的模式，這種將物件背後的人、博物館觀眾或社會公眾、博物館工作人員置於同一舞台，互相對話與溝通即是博物館領域內關於「人」的關係主義的集中體現。
在地方或區域導向的生態博物館、社區博物館中，我們同樣可以看到關係主義的身影。1992年，肯尼斯·哈德森（Kenneth Hudson）在總結生態博物館現象時提出了著名的「雙重輸入系統」（double-input system），一組輸入是來自規劃和設計博物館並組織其日常營運的專業人士，而另一組則是來自提供博物館原動力的當地居民。這一系統提供了開啟「生態博物館過程論」命題的鑰匙，生態博物館的成功就在於兩類人彼此關係的建立、對話與協商。在遺產規劃項目中，民族國家、身份政治、經濟利益等超出上述三種範疇的複雜要素都會介入到相關討論中。在筆者看來，關係主義視角對於此類困境的處理大有裨益。
生態博物館
「從物到人」的話語是中文語境中對博物館轉向的表達，令人遺憾的是它被簡化為「從物件到觀眾」的狹隘所指。
在筆者看來，「人」不僅包括博物館觀眾或社會公眾，而且還包括物件背後的人，博物館工作人員，甚至民族國家、經濟利益的相關者。如此看來，「從物到人」這一觀念是關於博物館結構與未來發展的總體設想，旨在從以證據（物件）為導向、強調實證與秩序的博物館迷思中走出來，邁入以合作（人）為主導、強調人文與關係的博物館新視界。
本文已獲得《博物院》雜誌授權，本文改編自《「從物到人」：一種博物館觀念的反思》，原文刊載於《博物院》2017年第5期（總第5期）。作者：尹凱 山東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
《博物院》雜誌2017年第5期
圖片來源於網路
編輯：Mark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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