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為什麼要寫資治通鑒？太陽底下無新事！

司馬光編著完成《資治通鑒》之後，還給皇帝寫了一篇《奉書表》，在這篇「表」中，司馬光清楚地寫明了自己為什麼要編著《資治通鑒》——

「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

「監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得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

太陽底下無新事。

很多我們以為新鮮的事情，其實都在歷史上發生過。

因此，讀歷史，可以讓我們從前塵往事中習得很多經驗，有了這些經驗做鏡子，就能照見今時今日我們所做所為的或得或失。

但在司馬光壯年的時候，史書已經很多很多了，別說是日理萬機的帝王了，就是普通的讀書人，都沒有足夠的時間遍覽所有正史。

因此，司馬光想要做一部更易讀的編年體史書，把歷史上跟國家興衰、生民休戚的事件留下來，供沒有充足時間讀歷史的讀者讀。

於是，就有了《資治通鑒》嘛。

我曾在別的回答里提過，同樣是寫秦末漢初的歷史，司馬光的《資治通鑒》遠比司馬遷的《史記》簡略，往往只敘述故事梗概，一些抒情的情節、畫面感極強的細節描述，乃至亂離怪神的東西，統統刪掉，並對一些重大具有深刻意義的事件進行評述，為執政者提供觀點。

我們注意到，司馬遷對秦末漢初的幾乎所有傳主，都本著褒揚的態度來寫，所以在他們的傳記中，司馬遷選取的，都是司馬遷以為正面的材料，負面的統統放到其他傳主的傳記中——這就是「互見法」的另一用法：揚善避惡。

但對於司馬遷認為是正面的材料，到司馬光的眼裡，卻未必是正面的東西，有可能是需要引以為戒的惡事。

我舉個小例子。

婁敬和叔孫通，是被司馬遷稱讚的兩個人物，司馬遷把二人寫到了同一篇傳記中。但司馬光卻對二人都有批評。

漢初的和親之策，是婁敬向劉邦提出的，有漢一代，都認為婁敬的策略是對的。司馬光卻予以批評——

「建信侯謂冒頓殘賊，不可以仁義說，而欲與為婚姻，何前後之相違也！」

「夫骨肉之恩，尊卑之敘，唯仁義之人為能知之；奈何欲以此服冒頓哉！」

「蓋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為婚姻也。且冒頓視其父如禽獸而獵之，奚有於婦翁！」

「建信侯之術，固已疏矣；況魯元已為趙後，又可奪乎！」

司馬光的意思很明確，仁義這東西，要對仁義的人使，對於不仁義的人，只能用戰爭的手段。

冒頓單于連自己的父親都能殺，這樣的人懂仁義嗎？懂得骨肉親疏之別嗎？懂得尊與卑的分別嗎？能把女兒嫁給這樣的人做妻子嗎？這不是把羊送到虎口中去嗎？

更何況，魯元公主已經是趙王張敖的王后了，又怎麼能再把她嫁到匈奴去呢？（ps.我不清楚司馬光哪裡來的史料，可能是我看書不認真吧，從我讀《史記》的感覺，魯元公主嫁給張敖應是在婁敬提出的和親政策之後。否則，婁敬多大的膽子，敢提出這樣的建議，讓劉邦先負項伯再負張敖又負魯元？婁敬不想要肩膀上扛著的那東西了么？）

我們提到漢初，經常會提到白登之圍，好像劉邦很遜一樣。

實際上，從白登之圍的發生與和解的整個過程來看，並不是冒頓比劉邦厲害，而是劉邦剛剛擊敗項羽，又平定了臧荼的叛亂，志得意滿，輕視了冒頓。

而漢初的匈奴之患，也根本就不能靠和親來根治。匈奴對漢人的燒殺搶掠，從根本上講，是匈奴人沒吃沒喝的情況下，不得已而為之的，是草原文明落後於農耕文明的表現。

倘使匈奴人在草原上不遇到災年，匈奴人也不會來漢地劫掠——畢竟搶劫強大的漢帝國，也是要付出血的代價。因此，縱使漢初實行和親之策，匈奴人還是會時常騷擾漢的邊境。

所以，婁敬提出的和親之策，根本沒啥用處。

而婁敬說的「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只是邏輯上成立罷了，實際上根本就沒得用，誰能保證魯元到匈奴後就能生下兒子，誰能保證生下兒子就能活到成年，誰能保證成年後就能繼承單于之位？

匈奴人也不傻的，好嗎？

匈奴人不明白你是想通過血緣上的優勢來同化匈奴的領導集體嗎？匈奴人就不會立沒有漢人血統的嗎？

ps.參考資料：司馬光《奉書表》、司馬光《漢書·漢紀·漢紀四》、司馬光《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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