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剛憶恩師郭廷以：我永遠忘不了的「定遠艦上，四炮齊發」
「
一篇短短的期終作業，混了這麼多碗飯吃，真如胡老師所說的：「社會對一個人的報酬，實遠大於一個人對社會的貢獻。」然追根究底，我這項「一技隨身」，實啟蒙於郭廷以老師「中國近代史」那一課。
」
「
郭師後來在紐約逝世時，張朋園教授和我，可能是他僅有的兩個「老學生」去給他送葬了。他是我做research的啟蒙老師；也是我平生為老師送葬的唯一的一個人。
」
封面圖：黃海海戰繪畫
中國近現代史的拓荒者郭廷以
唐德剛
教我做research的啟蒙師
在海內外大中學裡教授文史學科，簡直就教了一輩子。行有餘力則以撰文；以中英兩文著書寫稿，至今也在千萬言以上。不知老之已至，還在不斷塗鴉。引句時髦話，說我自己是個「職業史學工作者」（professional historian），大致也不算過分。畢竟搞了一輩子嘛。
俗話說：「家有黃金萬兩，不如一技隨身。」我這個「職業」史學工作者，如果啖飯維生，也有「一技隨身」的話，想來想去，這個「一技」，就應該是英語里的research了。
research這個英文單字，近日幾乎成為現代學人的口頭禪。小至在學術上情竇初開的大一大二的在學青年；老至白髮盈頭的國學大師，大家忙個不停，都是在「做research」。但是research究竟是什麼通義，翻譯成漢語，可不大容易。
我個人最初對這一辭彙發現翻譯上的困難，那還是大學一、二年級的事。那時我閱讀「西洋通史」班上的英語教科書，學會了這個辭（今規範當作「詞」，此處尊重原文不改——編者注）。但是翻查所有的英漢辭典，都把這個辭譯成「研究」、「探索」……一類的意思。其實「研究」、「探索」等等，均不能涵蓋這個research的英文單字。
「research」是個很具體的治學的法則與程序；而「研究」（正確英譯應為study）則是空泛的抽象名詞。正如我們日常口語常說的，對某件事物要研究、研究。意思是探索、探索，討論、討論。這就不是research了。
research是近代西方科學興起以後的研究法則和研究程序的總名稱。這種法則和程序，在我國傳統學術里有一些與它有關的零星名詞，如「考據」、「訓詁」、「由約及博」（演繹）、「由博返約」（歸納）等等，而沒個涵蓋一切的總名稱。
所以「做research」的完整程序，就要包括胡適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就要包括傅斯年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
如今時近二十一世紀，胡、傅之說已早嫌不足。在當前的「行為科學」里，還有個「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的程序。然後再找出，大至宇宙發展，小至社會裡的酒色財氣等等運行的「規律」（law or rules）。嚴格的說起來，這一整套的法則和運作的程序，才叫做research。聰明的胡適把這一套簡化成「科學實驗室的方法」；這也就是他宣傳一輩子的現代化的「治學方法」。雖然以偏概全，也不太離譜。
適之先生說，他學會這套「治學方法」，是他在康奈爾大學讀書時，翻閱《大英百科全書》，無意中翻到的。以後就受用了一輩子。
顧頡剛先生說，他學會這套「治學方法」，是看胡適的《水滸傳考證》，看出來的。
郭廷以先生學會這套「方法」，顯然是在清華大學讀研究院時，受了蔣廷黻和羅家倫兩人的影響。【此處作者記憶有誤，郭廷以並未就讀於常被稱為「清華國學研究院」的清華學校研究院，而是在東南大學歷史系畢業後，於1928年起任教於清華大學，與蔣廷黻、羅家倫系同事，而非師生關係。——編者注】羅是清華校長；蔣是歷史系主任。他兩位對郭老師都是最賞識的。蔣是哥大的博士，與胡適一個山門出來的。羅則是胡的學生，謳歌胡適一輩子。
我自己開始學「做research」，則是在大學二年級，上郭廷以老師中國近代史一課，逐漸摸索出來的。那時我已知道這套治學方法和程序叫做「做research」。但是怎樣翻譯成中文呢？我就苦思不得其解了。
原來在比較文化學上，兩種語言的互譯，一般都是具體翻譯易，而抽象翻譯難。例如我國道德觀念里的「仁」、「義」二字，尤其是「義」這個辭，在英語里就無法直譯。《三國演義》上說關雲長「義薄雲天」。這個「義薄雲天」簡直就無法翻譯。因為在西方的道德範疇里，沒有「義」這個概念。因此英文里就沒有這個同義字了。要把「義薄雲天」這宗漢語道德觀念，譯成英文，你就得嚕嚕囌蘇，轉彎抹角，講它一大片了。
research這個西方概念，也沒個漢語同義字，因為我們原先沒這套東西。我學了這套東西，是在郭老師課堂里摸索出來的。至於怎樣摸索的，那還得從頭說起。
《萬有文庫》沒啥好書
那時是抗戰中期最艱苦的歲月。一九三九年夏季，我在熔全國「流亡學生」於一爐的「國立（第八）中學」畢業。接著參加科舉考試，竟然考進了重慶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系。戰時中學畢業生參加「全國統考」，能考入頂尖的中央大學，那真比滿清「鄉試」中，考個舉人還要難。
我以一個十九歲來自淪陷區的流亡學生，穿著草鞋短褲，千里步行，翻山涉水，在敵機狂炸聲中，跑到了重慶。頭髮已兩月未剃，初生的小鬍鬚，已在腮上唇邊，四處萌芽。加以經年不知肉味，兩條腿瘦成兩枝泥稀稀的竹竿。那副尊容，今日回思，仍覺可笑。就這樣，我跨入了沙坪壩，那全國青年心目中最崇高尊貴的「國立中央大學」；真是板兒進了大觀園。
那時全國統考，只考「筆試」，末考「口試」。我考入中大時，首先還要在形式上補考個口試。我乃到歷史系辦公室的門外去排隊候試。當那位助教喚我進去時，我看那上面坐著一位面目森嚴，戴著一副黑框大眼鏡的「教授」。我向這「教授」鞠個躬。他頭也不點一下，只是把手一指，叫我在他公案前的小凳子上坐下。他稍看一下我的文件，兩眼向我一瞪，問道：「你在中學裡讀過些什麼書？」
我一下就被問慌了。想不出在中學裡讀過些什麼「書」。只是記得戰前我校有一部嶄新的《萬有文庫》。我們師生愛惜它，借閱時，都用手帕包著看，以免污染。所以我情急智生說：「讀過《萬有文庫》。」
「《萬有文庫》？」教授說：「《萬有文庫》里，沒什麼好書！」
「……」我情急智不生，不知如何作答。
「還讀過些什麼？」教授又追問一句。
「還讀過《史記菁華錄》。」我恭敬作答。其實那不是在「中學裡讀的」；是在私塾里讀的。姑且舉出來搪塞一下。教授聞言還是面無表情。
「還有呢？」教授又問一句。
「還讀過《資治通鑒》。」我忽然想起那是在「中學時期」讀的；雖然不是在「中學裡面讀的」。
「哪一段？」教授又問。
「都讀過，只漏掉一本。」我誠實地回答。因為我家那部《通鑒》丟掉一本。
「好啦。」教授手一揮。那助教就招呼我可以退出了。
我站起來又向教授鞠個躬，然後緩步退出門外。結束了這場緊張的口試。在門外，我悄悄地問一位似乎更年長一點的同學：這位教授叫什麼名字。
「他是郭廷以教授！」他老腔老氣的回答我一聲。
抹抹我頭角的冷汗。乖乖，今日想來，猶有餘悸。
十多年後，郭廷以老師在我紐約的公寓里吃稀飯——他那時長途飛行勞頓，時差又作祟。有點發燒，在我家休息。後來精神好轉時我戲說此一故事。
郭老師居然還完全記得我們那一小段對話。並解釋給我新婚的妻子聽，為什麼《萬有文庫》里沒有好書。——郭老師的記憶力是天下無雙的。他能說出我同班同學每一個人的名字。口試完畢我就到柏溪分校去報到入學了。
柏溪是中大一年級新生所在地。郭老師那時是大牌教授，大牌教授是不教一年級的，所以我就選不到他的課了。只記得他有一次專程來柏溪向我們新生講演訓話，面目還是如許森嚴，戴的還是那副黑框大眼鏡。拄了一枝大手杖，坐滑竿而來。十分莊嚴肅穆。至於他那次訓了些什麼話，我已完全記不得了。
大二，我們就選入沙坪壩了。「中國近代史」是大二必修課。我就正式作了郭老師課堂里的學生了。
定遠軍艦四炮齊發
那時沙坪中大，師生兩造的陣容都十分整齊。學生個個都是鄉試出身的舉人，不用說了。教授陣容也十分堅強。但是中大畢竟是繼承明朝國子監：民初兩江、東南的國學傳統。講起歷史來，內容既高且深又大，真是天馬行空。
我記得繆鳳林老師曾把二十五史「圈點」三遍。胸若淵博，口若懸河。動不動就來一套「漢唐明之往史可證」。他老人家還寫了一套長逾千言的白話詩，印發我們誦讀。也是開口閉口漢唐明不斷的。
金毓黻老師授我們「宋遼金史」，也是一揮千里的。我記得他老人家講到王安石變法時，把變法條款，一條條寫在黑板上，然後逐條評論說：這條很好！那條不好。這時我們在大二，已有幾分「胡迷」傾向，對金老師那樣傳統史學中「贊論式」的史評，已大為存疑。但是在班上師威咫尺，誰也不敢問一聲。
沈剛伯老師那時授我們「西洋通史」。他老人家上堂，只大褂一襲、粉筆一枝，其外別無長物，但講起希臘羅馬來，卻一瀉如注。在沈老師堂上，我們向不記筆記，大家只是跟隨他那口湖北調，前仰後合，歡聲雷動。
在這群天馬行空的教授陣容里，郭廷以老師倒別具一格。我記得他上堂時，總是抱著大宗講義和參考書，另加拐杖一枝。他面目森嚴地講起課來更是一章一節，有板有眼，一絲不苟的講下去。他老人家手既不舞、腳也不蹈；聲音亦無陰陽頓挫。他有條有理的口述下去，我們記筆記的，也就頭也不抬，眉也不皺，奮筆疾書，他講啥、我記啥。只要你記得快，筆記並不難記，因其章節分明也。日子久了，功夫到家，老師咳個嗽，我們也可照樣記下，不爽絲毫。一學期下來，厚厚的一本筆記，便是一本很詳盡的「中國近代史教科書」。
我特別記得他講甲午戰爭，黃海之役那一段。老師說：「……劉步蟾忽然下令開炮，定遠艦上四炮齊發，把天橋震斷，丁汝昌被摔下橋去，受了重傷……」他講得像背書一樣，聲調既無節奏，內容似乎也平淡無奇，但這樁故事，我們記筆記的人聽來，可說是驚心動魄。尤其是上一課堂才聽的「漢唐明」一鍋煮；下一堂課，則是「四炮齊發」——二者之間的「史學」距離，未免太大了。
聽中國傳統史學聽慣了，對漢唐明一鍋煮，不覺稀奇；但是在「四炮齊發」之後的結果如何？就有「且聽下回分解」的迫不及待的求知慾了。
郭老師講這節課時，不但念出他講義上的正文，並在黑板上寫出他的小注和中西文參考書。我們急於要聽下回分解的人，就真的去翻閱參考書了。——中文參考書閱覽之不足，為著求知慾，也是為著時髦，也就真的去碰碰洋書了——老師不是說過，開炮的原是洋炮手？原始故事，也出自洋書？
洋書中竟有新天地
我個人那時便是郭師班中幾個好奇者之一。尤其是我的祖先曾當過淮軍，到過台灣，到過高麗。對他們當年的故事，我自幼即耳熟能詳，但永遠是一知半解。這一下好了，在郭老師班上愈陷愈深，興趣愈濃，我就真的跑到松林坡頂的圖書館中，想借閱那些洋書了。誰知這些洋書自南京裝箱運至重慶後，迄未開箱。當那個圖書館員拿到我的「借書條」，口中喃喃自語說「尚未開箱、尚未開箱」時，圖書館范（？）館長適自他身邊走過。他便把我的借書條順手遞給范館長。館長見條，未加考慮便說「開箱、開箱」!——這倒使我這個並不認真的借書者感到過意不去。我並不那麼認真要讀此書。勞師動眾，私衷何敢？
後來我才知道這原是出於羅家倫校長的條論。他說在空襲無常的時代，珍貴圖書，能不開箱，便不開箱。但若有師生要借閱，則務必開箱。——這小事也可看出有功中大的羅校長的學術眼光與氣魄。為我這位大二的小蘿蔔頭，無意中的要求，大學圖書館竟為我劈鎖開箱，把兩本大洋書讓我借出。——書既已出箱，我就不得不借，既借了，縱使看不懂，心理上也不得不看——真是大錯錯已成，追悔莫及。
這是我治中國史徵引西書的破題兒第一遭。書看得似懂非懂，但是郭老師講義上那許多故事，卻都被我找到了。並且還找到一些郭師未引用的故事。真是別有天地，眼界大開。因而我把我課堂上所記的筆記，也大事補充了一番，並註明出處，真是得意非凡。
這時我有一位中學歷史老師劉次辰先生，他剛從國立第八中學升入國立社會教育學院作講師。該院新成立，圖書設備全缺。劉老師苦無教科書可用。他知道我在沙坪壩，乃專程訪我取經。他看到我那本中國近代史筆記，竟如獲至寶。他借去之後乃將練習簿拆散，叫他班上學生每人各抄敷頁，拼起來，便成為一本厚厚的中國近代史講義了。此後他隔周必至。我那兩學期的筆記，也就變成他現炒現賣的教科書了。
劉老師抄得得意之餘，曾力勸我將此冊筆記出版，他保證有銷路。但是這是郭廷以老師的講義，我何能據為己有加以出版呢？！不過劉老師對我的鼓勵，倒啟發出我另外一種靈感——我自己為何不能另起爐灶，自著其書呢？！既有這樣的靈感，我也想找個好題目來「上窮碧落下黃泉，勤手動腳找材料」，自著其書了。——這一個構想與籌畫，也就是我個人「學做research」的開始，而這個起步，則是自郭廷以老師的「中國近代史」班上得到啟發的。
從海軍史到郡縣考
說做就做。我真的選了個海軍史的題目作期終作業，「動手動腳找材料」的寫了起來。
我在試撰中國海軍史時，遇到很多困難，我想只有郭老師可以指導解決。不幸在當年大陸上受高等教育的舊傳統里，師生的距離太遠，學生對老師是可望而不可及。有「學」而無「問」。我們自己在做些什麼研究，老師全不知道。我們也不敢告訴他們；更不敢問他們。——十餘年後，我個人教讀海外，我看到外國大學裡，師生融融樂樂、不分彼此、打成一片的情形，才了解到我們舊傳統里「程門立雪」那一套師生關係，太可恨了。——那是學術界被官僚作風所污染，不能自拔的結果。我國民主政治搞下起來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這種官僚傳統，演化為入黨做官，變成黨僚作風在作祟。
就以胡適之先生來說吧！適之先生在美國和我們這些後輩學生真有說有笑，有問難、有辯論，親如家人。可是我看他後來在南港，卻被他的「秘書」、「副官」、「部下」、「學生」們，「先生」長、「先生」短的捧成個官僚。蔣老總統在「官邸」之內，被內侍稱「先生」而不名。胡適之先生在他的南港「官邸」之內，也被他的秘書、副官稱先生而下名——「院長」本是「特任官」嘛！我看他在南港由副官和秘書們，捧著個小本子，終日低聲下氣的跟在屁股後面寫「起居注」，把「胡院長」捧成個「蔣總統」。這哪是「胡適」呢？這是對適之老師莫大的侮辱！但是適之先生是位最通情達理之人，最能隨俗。他對「捧」他的人，有時也破格愛護，屈予優容——這是「人情」，而胡適則是個最有人情味的人。他最民主、最平凡，但是環境硬要強迫他「做官」，他也可做總統！
後來我在大陸上也參加過若干次學術會議。我看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鬍繩，和我們一道擠大巴士、吃大鍋飯的平民作風，倒頗像「胡適」，令我這位「歸國華僑」，內心肅然起敬。而回到台灣的胡適，反被副官們捧得不像「胡適」，也真是天大怪事。
話說回頭，那時我雖然未敢去找郭老師，而郭師對我們倒頗為關心。一次我和數學友嬉笑於松林大道之上，忽見老師手拄巨杖自坡頂施施而下。我們趕緊收起笑聲，肅立道旁讓路。老師走近了，忽然停下，用手杖指指我，說：「唐德剛你那篇文章寫得不錯，嗯。」他說得我好臉紅，無言苦笑以對。老師走了，我們就嘻嘻哈哈的跑掉了——這要在美國，我們就和老師一齊嘻嘻哈哈了。郭老師本來就很嚴肅，再加上個嚴肅的師生傳統，使我們見到他正如小鬼見閻王一般。他說了一句話就走了。我們立刻開溜，溜著好輕鬆。
郭老師的一句評，當然對我也是個大鼓勵，因為在課堂上，批評其它名作家是習以為常的。海軍史的嘗試是我寫長篇的處女作。其時我與那《海軍整建月刊》的主編通信頻頻，都是用老腔老氧的文言文寫的，使他把我誤認為「中大教授」。我想去函更正，但是我系中一些臭皮匠好友，一致認為「犯不著」。因此做了一陣假教授，真是可鄙之極。
附帶說一句。那時中大二、三年級學生為大後方報刊寫專欄是成筐成簍的，沒啥稀奇。好友龐曾濂（史系三年級）那時竟在重慶《大公報》上寫「星期論文」，鄭士鎔（政治系二年級）我們叫他「鄭狀元」。他以〈三民主義憲政論〉一文，榮膺當時教育部主辦「全國大專學生論文競賽」的首獎。「狀元」是當時陳立夫部長親「點」的。龐、鄭二人那時都享譽全國，文名借甚；所論也都擲地有聲。——我那點灰溜溜的假教授論文，在沙坪學友中是上不得枱盤的。我和牙祭好友都相約保密。
龐、鄭兩兄今日皆定居紐約。我們幾位白頭宮男，偶爾相聚，戲談沙坪往事，還是歡笑不絕的。
我那部處女作俊來寫得半途而廢。主要的原因是「書到用時方恨少」，尤其是洋書。第二則是那位主編希望我「倒寫」；我不習慣。那時美日在太平洋上的海空鏖戰正烈。主編要我以當前大戰為借鑒，先自「將來」寫起。——事隔五十多年了，想不到他那時對我的指派，今日竟由我的學生和朋友王書君教授，一肩挑起來了。書君近在哥大榮任「訪問學者」，他的兩本有關二次大戰海空戰鉅著，正暢銷兩岸，真可喜可慰也。
另一個改變我寫作計畫的原因，是research經驗多了，在其它課程的期終作業里也可盡量發揮。我選賀昌群老師的「南北朝史」和「秦漢史」，秦漢史的期終作業，我就把它通俗化一下發表了。稿費是夠三個臭皮匠，吃一頓「小金剛」（沙坪壩上香味四溢的小餐館）。
大三時，我選修顧頡剛先生的「商周史」，也把期終作業寫成《中國郡縣起源考》。曾蒙顧老師用硃筆作長批，說什麼「有眼光、有裁斷」，大大獎勵一番。前年顧師百年冥誕，各界盛大紀念。我忽然也收到一份請東，便道去蘇州參加。我問顧潮學妹如何找到我的名字。她說她們正替顧師編年譜，查看顧師日記，發現了我的名字，「還有分數呢！」——半個世紀未碰「商周史」了，真愧對名師。但是這篇短短的期終作業後來在「安徽學院」（今日安大前身）的學報上發表了，史系主任李則綱教授和中文系主任朱清華教授都批覽了。它竟變成我進入安大教書的敲門磚。後來我進哥大，它也幫我在哥大的「中國歷史研究部」找了一份工作，因為它證明了我可讀中國古書。
最可笑的是，它又把我介紹成「小門生」的身分，去替胡適老師寫自傳。替胡老師寫自傳（寫傳記或年譜是另一回事），不深入古籍，胡老師是不要的。這一點我想羅爾綱先生一定知道。——一篇短短的期終作業，混了這麼多碗飯吃，真如胡老師所說的：「社會對一個人的報酬，實遠大於一個人對社會的貢獻。」然追根究底，我這項「一技隨身」，實啟蒙於郭廷以老師「中國近代史」那一課。
做會了research，興趣也廣泛了，學不主一，東掐掐、西抹抹，結果一事無成，連郭老師所啟蒙的一本簡明中國海軍史，也沒有繳卷，真愧對數十年來的良師益友。老大徒傷悲，悔恨無已。「我被聰明誤一生」，但願後輩青年學子，毋步老朽後麈。
紐約接機以後
一九四三年我在中大畢業後，曾考取中大歷史研究所作研究生。無奈離家日久，返鄉省親心切。其時家鄉敵軍已退走，川皖之間尚有安全的陸路可通，我就還鄉了。翌年湯恩伯打敗仗，河南陷敵，我又得機入「安徽學院」作講師，中大便沒再復學。一九四八年赴美留學；四九年大陸政權易手，回憶沙坪師友，就如同隔世了。
誰知在五〇年代中期某月日，我忽然收到一封發自台灣的國際郵箋，字跡好熟悉。一看原來是郭廷以老師寄來的，真喜出望外。信中他說即將訪問紐約，並寫出班機時刻，盼我能接機，餘事面詳。我接書真十分興奮。屆時乃開了我那百元老爺車趕往「荒怠機場」（Idewild Airport，後改名甘乃迪國際機場）接機。那時荒怠機場名副其實，還是一片荒野。四周蘆葦高過人頭。汽車自蘆葦夾道中，緩緩開入機場。但是地雖荒僻而接機者仍是人頭濟濟。我站在鐡欄之外，見百碼之外的機上旅客循梯而下。接機人群均搖手歡迎。郭老師剛出機門，還在梯上時，我就認出了。——那倒不因為他是中國旅客的緣故，而是因為他那熟悉的體形和動作，雖然他已不用手杖；藍布大褂也改成了西裝。我雖然舉手大搖，我想他是不會認識我的。他有學生千百人，相別十餘年。他何能認出我呢？當他走近了，我正預備自報姓名時，老師竟搶先破容一笑說：「德剛，你來啦。」我接過他的手提包，握手相迎（仍然不敢用西式擁抱），師生都高興無比！
那是郭老師第一次訪問美國。人地生疏，一切由我安排。我做他的隨員，他的秘書，他的代表，他的翻譯，和他的司機。到處奔走洽談，日夜不停。
郭廷以教授那時正忙著組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籌備處」。五〇年代的台灣仍有其「文化沙漠」之名；經濟上也一窮二白。郭師美國之行的目的，第一是向福特及其它基金會，申請補助，第二是想與美東諸名大學掛鉤。——那時美國的「名」大學，都還在美東呢！
天下事最難的是伸手向人要錢！次難的是訂立不平等條約。人家榮華富貴，你一窮二白，攀起親來，門不當、戶不對嘛！縱使貴人好見，而貴人之下的與你說相同語言的「二爺」、「馬弁」等人的臉色有時是直如秋霜、如破鞋，令人出而哇之。
郭老師原本是一位寡言鮮笑的嚴肅學者，為著中國近代史而向一些不值一顧的假學者、爛政客，強作笑容，低聲下氣，我這位老師的道童、隨員、小和尚、汽車夫、樊噲……每為之怒不可忍，衷心尤為之惻然。——然郭老師有傳教士精神，為著「近史所」這個baby，他任勞任怨，篳路藍縷，一鍬一鏟地為它奠基，真令人感動，也令人悲傷。——這是他第一次的美東之行。
其後郭老師又數度訪美，一次並偕一青年隨員李念萱兄同來。鍥而不捨，金石可鏤。近史所已逐漸成型。當我於一九六二年接管哥大中文圖書館時，郭師曾看中了我館珍貴的「複本書」（duplicates）。我也簽請哥大備案，送了他七大木箱之多，並為他承擔運費。郭師如獲至寶，連說：「這樣我們圖書館就有基礎了。」那時書市不大，基本參考書和政府檔案如北京政府公報，都早已絕跡也。
郭廷以老師原是位純學者，寡言鮮笑，應付複雜的政治環境，原非其所長。在他「拜拜」成長期中，他這保母是焦頭爛額的。——筆者那時也被無辜地捲入哥大的校圍政治，在數個政客互斗之間，也額爛頭焦，不能自拔。
我們沙坪老師生偶爾聚會，也只能相濡以沫——人生曲曲彎彎水，世事重重疊疊山，我們師生兩造的辛酸過程，可說彼此都終始其事。郭師向我求援和訴苦信件，我相信還可找出不少封來，雖然一大半都給我丟了——何從說起呢？！
郭師後來在紐約逝世時，張朋園教授和我，可能是他僅有的兩個「老學生」去給他送葬了。
他是我做research的啟蒙老師；也是我平生為老師送葬的唯一的一個人。
END
《近代中國史綱》
郭廷以著
活字文化策劃
中華書局，2018年1月
頁數：611 定價：78.00元
《近代中國史綱》從公元3世紀的中外交通談起，簡述數千年來的局勢變化，歸結於世變前的中西情勢。進而歷述近代中國的震蕩、動亂與嬗變。書中詳述了西力東漸之後中國政局變化全程，為讀者提供了中國近現代社會的完整圖景。內容包括：世變前的中國與西方、西力衝擊、憂患中的自強運動、甲午慘敗與中國分割、改制維新與排外、清傾覆前夕的內外情勢、辛亥革命、袁世凱的獨裁統治、軍閥恣睢、再革命、兩種內戰、安內攘外、八年抗日戰爭及中國大陸政權的改變等。書內附有精美地圖24幅，書後並有補充閱讀書目。本書不是史實的堆積，章節編纂都有作者匠心苦心在內。作者以冷峻的視角看紛繁複雜的歷史，寥寥數語即能將歷史的發展、影響交代得清晰明了。
郭廷以（1904-1975），字量宇，河南舞陽人。畢業於東南大學歷史系。1949年前任教於清華大學、河南大學、中央正直學校、中央大學。1949年赴台，任教於台灣大學、台灣師範大學，後創建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料究所，任所長。畢生致力於中國近現代史教學與研究。曾赴哈佛大學、耶魯大學等訪學，並任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客座高級研究員。代表作有《太平天國曆法考訂》《中國近代史》《郭嵩燾先生年譜》《太平天國史事日誌》《近代中國史事日誌》《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等。
該書為郭先生1969年赴美訪學時撰寫，歷時四年完成初稿，其後多次修訂，逝世前仍增補多處。
「郭先生謙稱這部多達六七十萬字的巨作是史綱，其內容卻記述了近代歐美文明對中國的衝擊，把焦點放在19世紀後中國面臨三千年以來所未有的大變局，向西方國家學習，變法改革，力圖迎頭趕上歐美的歷史，以及在求新求變歷程中遭到的限制、困難、挫折和失敗，下迄國民黨雖經兩次革命，最後在國共競爭中被驅離歷史舞台的經過。在前後長達約四百五十年的時段里，從高屋建瓴的全局觀點，不但強調國際關係、政治格局、戰爭經過和思想流變等各個面向，也注意社會經濟等其它方面的世變。郭先生自謙此書並非學術著作，但正因為沒有繁瑣腳註，可讓讀者充分領略其價值。」
——著名歷史學家 陳永發
郭廷以（1904—1975）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先驅人物，早年與羅家倫、蔣廷黻諸先生相過從，由垂手從教而至相與論學，交誼久長。自1928年起，已創擬《近代中國史》十九冊的宏大寫作計劃，並有意與羅、蔣合撰近代史以供一般閱讀。30年代以降，又陸續推出一系列「史事日誌」類編年巨著。更為人知的是，他作為台灣中研院近史所首任所長，擘畫創建，養成人才，使得一個新興學術機構成長為近代史研究重鎮，乃至卓然而立、孕育出享譽學界的「南港學派」。他生前完成的最後一部著作《近代中國史綱》在香港出版後，即受到學術界和讀者重視與歡迎，先後3版13次印刷，繼又在台灣刊行，目前在大陸也已有兩個版本。今人論及郭氏史學貢獻，常列舉其多種以「史學日誌」命名的著述。綜計相關作品有《太平天國史事日誌》二冊、《近代中國史事日誌》二冊、《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四冊。此外《太平天國曆法考訂》、《郭嵩燾先生年譜》等書同屬編年系事性質，也在所謂「年代學著作」範疇內。王爾敏歸納乃師史學功力所在，「基本上是春秋家正宗學養，研治史事，重視年代學」。（王爾敏：《郭廷以先生與中國近代史之學術建樹》，《20世紀非主流史學與史家》，第14頁）可以說，史志體裁的寫作幾乎貫穿郭廷以學術生涯始終，堪謂其史學著述中最具特色的一種。
郭廷以出生在河南舞陽一個小康的地主家庭，初小而高小，是最早一批新式學堂的試驗者。1918年考入開封二中，後轉南京高等師範學校附中，1923年被保送入東南大學歷史系。柳詒徵主講中國文化史，因材料不好解決，鴉片戰爭以降一段幾乎無從講起，授課只好參考日文著述，並要求學生對照《東華錄》比讀。這實際成為郭廷以接觸近代史料的初步。他說，「初看茫無頭緒，後來越看越有興趣，從道光朝看到咸豐朝，再往前看看到乾隆朝，我另編出一套章節，很得柳先生讚許」。約自大學二年級，郭開始做讀書筆記，並漸將札記範圍擴充至記錄時事。北洋時期軍事繁興，郭據能接觸到的資料，隨時記錄內閣變遷、各省軍隊番號、駐防區變更、軍官出身等等，並列出表格，這些工作為「後來研究現代史的準備」，可見其已有保存當代史料的自覺。
在東大最初兩年漸摸到研究門徑，但真正引領郭廷以進入近代史研究天地的，還是羅家倫。他大三時，羅聘入東大歷史系，郭回憶當時課堂情形：「由於羅先生名氣大，講話風趣，最初上課轟動一時，以風雨操場做教室，文科學生固然要聽，其他科系學生也擠去聽」。羅家倫犀利的談鋒、嶄新的觀念，給他極大震撼，由此結下學術之緣。1927年郭大學畢業，經羅家倫推薦，進入國民革命軍政治部工作。時值北伐，戰爭一發動後，郭就以史家的敏感意識到這是一件「大事」，據報刊逐日記「大事志」。他所在的政治部下屬編史局，專門收集國民革命軍史料，因此有條件寫作「日誌」，為將來撰寫軍史做預備。郭廷以有過史料學訓練，在搜集資料方面非常用心，據他自述：「當時我收集資料的範圍很廣，標語也加以收藏，並記載了某年某月在某地某個機構貼出來的標語，由此可發現軍政方面變化的跡象。」
不久後，郭廷以轉入中央黨務學校編譯部，一面擔任編譯，一面纂寫民國大事志，範圍漸漸前推，「把清末至最近的近代史大事寫出一個大概，對研究近代史有了一個骨架了」。至1928年春，完成《清季史事日誌初稿》，由中央政治學校印行。當年郭應清華大學新任校長羅家倫之邀北上協助行政，並以歷史系教員名義與羅合授「中國近代史」。1930年離開清華，相繼執教於河南大學、中央政治學校，至1932年赴中央大學歷史系任教，直至1949年。在中大郭廷以開設了近代史課程，並編寫多部講義，課餘還常去各圖書館查閱資料。金陵大學是教會學校，英文書多，地方志也有七八百種，這裡成為他讀書的「福地」。郭晚年憶及在圖書館狹小閣樓上查書的情形：「我把所有地方志都看過，善本書也全看過，相當下功夫，當時為了防蚊子叮，穿好衣服，但逢暑天溫度一高，汗流浹背，非常之苦。」利用北京、南京等地資料，「近代中國史長編」得以不斷充實內容，覆蓋時段上自16世紀，下迄至民國20年代。他選出其中相對成熟的部分，以《太平天國曆法考訂》、《太平天國大事日誌》獨立成書。後者原名《太平天國大事日誌》，據中大學生王聿均言，「改名可能是出於羅家倫先生的建議，史事日誌是指與歷史有密切關係的事件，而非一般事件」。兩書出版後轟動一時，郭也由此奠立與簡又文、羅爾綱鼎足而三的「太平天國史先驅大師」地位。
至遲不晚於1939年，《近代中國史事日誌》寫作已基本完成，但郭廷以精益求精，不願匆忙定稿，加之抗戰軍興，輾轉耽擱，一直到60年代，即台灣近史所時期才正式出版。當時《中華民國史事日誌》也已初具規模，郭的多位弟子張朋園、呂實強、陸寶千、陳存恭等人對內容增補均有所貢獻，而最終定稿是他晚年在紐約完成的。在生命最後一段時光，郭廷以仍舊保持著數十年前初操史觚時的工作熱情，在美國各大圖書館搜集資料，逐日逐條加以增訂，「到死還是沒放棄」。該書出版經歷了波折，張朋園後回憶說：「郭先生去世十年後，近史所才在所長呂實強的主持下，出版郭先生的《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在此之前，我們幾乎都認為郭先生這套書沒希望出版了，因為那個時代，沒有人敢批評政治，不像現在，就算你不喜歡總統也可以批評他，但在當時，你只有生悶氣的份。」無論如何，多種史志終得以匯齊出版，總算是對郭先生身後的告慰。
今日流傳最廣的郭著《近代中國史綱》完成於上世紀70年代，而往前再推30年，郭廷以還出版過兩大冊以《近代中國史》為標題的著作。長（商務印書館1940、1941年）這兩冊各達600多頁的大書非一般意義上的近代通史，而是各以早期中外關係、鴉片戰爭為主題，按時序做「史料之整輯排比」的文獻集，其性質不完全同於「史事日誌」，但方法或內容均多近似。郭本人自承，在史學方面「比較影響我最大的是羅家倫先生，……影響我最大有二，其一是注意外國資料，其二是研究近代史。」1931年羅發表《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一文，就「科學的近代史」研究宗旨、方法及範圍提綱挈領，直言「現在動手寫中國近代史還不到時候」，「要有科學的中國近代史，非先有中國近代史料叢書的編訂不可」。此文作為「引論」收入《近代中國史》第一冊，同書「例言」說：「歷史研究應自史料入手。以近代中國史論，現在尚為史料整理編訂時期，而非史書寫著時期」。史料取捨也嚴格按照羅所論以「原料」為尚，必不得已，始一用「副料」。
這類帶有乾燥的、實證氣味的史學體裁，易造成一種刻板形象，讓人以為郭廷以只是一個會寫史事編年的「史匠」。其實撰寫《近代中國史》時，除了排比史料，他還特別注意使分立不同的記載「互相聯通」，各主題附以簡要解說，以使讀者獲得「一貫明了之認識」。張朋園以今日眼光視兩冊《近代中國史》，認為其中「不只是史料，還有郭先生對史料的獨特見解，並非沒有解釋」，並進而指出，解釋歷史的觀念是由蔣廷黻所種下的。郭廷以在清華只待了短短兩年，有一個重大收穫，就是結識了蔣廷黻。上世紀30年代的北平學術界充斥「非考據不足以言學術」的空氣，各大學史學課程日趨專門化，而主持清華歷史系的蔣廷黻卻對此學術風氣有自覺反撥，偏向為綜合史學鳴鑼開道。郭、蔣有過一同工作的經驗，無論重實證的研究路數，或歷史理解的宏觀方面，皆多所共鳴。按郭的理解，「將史事按史時順序排次，則全局悉入眼中，分條來看，容有支離破碎之感，綜合參證，自有其脈絡系統可尋」，理論上所謂待史料工作告一段落，再行深入研究，兩者間並無截然分界。之所以視史事編年如此重要，在於他特強調歷史連續性。郭常以李白詩句「前水非後水，古今相續流」作喻，將史實視為前水、後水，為一種不能中斷的永恆連續，「歷史研究首須認清史事，方能了解它的意義；史事須以史時來聯貫，史時失去正確，史事即因而紊亂」。郭還重視中西「交通」的因素，認為歷史不可分，不僅時間有連續性，空間亦有交互性，所謂「六合為一國，四海為一家」，此種現象「以近代為尤著」。
對編寫史志的工作本身，郭廷以倒看得相當平易。他視史志為「一部近代中國的綜合記錄」，認為是一種「極平凡而相當繁瑣的工作」，並歸納「有興趣」、「肯耐煩」、「廣涉獵」、「勤動筆」、「慎選擇」數項標準，在實踐中身體力行。郭常向學生灌輸「勤動筆」的觀念，「看到什麼東西，覺得有意思，應該馬上動筆把它記下來」，鼓勵學生從檔案中找專題進行研究，如果不是經過相當時期的史料訓練，他是不放心讓學生直接從事專題研究的。這一觀念對近史所治學風格有著深刻影響。
李恩涵總結說：「當時凡是遵照量宇師指示，肯下功夫的，如李國祁、王樹槐、王爾敏、張玉法等人就有很好的專書著作；沒有照他的方法去做的，在近史所待了三、四十年也寫不出一本好書的大有人在。」劉敬坤出自郭在中央大學歷史系所教的最後一班，也是他為數不多的留在大陸從事史學工作的學生之一。對於應在史料方面下的功夫，他在多年後有所反思：「很後悔沒有照郭先生所說的去做，一直到後來我自己做研究，才發覺郭先生的路子是對的。」他承認在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圈子裡，郭廷以是一個「奠基者」，不過遺憾地表示：「目前在大陸，有幾個人走郭廷以的學術路線，但卻不是郭先生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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