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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燕妮:講述那些在闖蕩美國的中國人傳奇故事

1994年,當時還在紐約做記者的陳燕妮在國內出版了《告訴你一個真美國》,這部紀實作品出版之後成為暢銷書,當時出版此書的華夏出版社一印再印,總發行量達到數十萬冊。陳燕妮也由此一舉成名。

作家陳燕妮到美國後,先是在紐約的一個台灣人辦的周報里當新聞記者,後來到一家紐約一家電視台任職採訪記者,隨著對美國的認識加深,人脈和資源的累計,後來她創辦了自己的報紙《美洲文匯周刊》。

在以外的時間裡,陳燕妮陸續出版了《陳燕妮:門前若無南北路》、《洛杉磯已久》、《紐約意識》、《遭遇美國(上下卷)》、《再回紐約》、《粉紅通知》、《美國之後(上下卷)》等著作。這些書里,憑著新聞記者職業的敏感,以新聞獨到的眼光、文學創作的細膩手法,從社會文化學的角度入手,採訪了赴美的中國文化界學術界藝術界企業界教育界等階層的精英知識分子,展示了中國人在大洋彼岸的美國進進出出之間,在兩種制度、文化衝突里艱幸的奮鬥歷程與痛苦的人生選擇,描寫了他們的現在工作和生活處境,詳細記錄了他們身處在中西方文化碰撞之間曲折的心靈體驗。

可以說,這些書是對近二十年來中國人出國熱潮現象的剖析和解讀,從社會學的角度為那一段歷史寫下的真實見證。

本文為陳燕妮專訪之一。

張英:一直在報上看你的文章,聽說你這次回國主要是為了出版你的新書,那麼作為一個你的讀者,我很願意聽你談談你的這本新書,它在內容上和你的那兩本《遭遇美國》有什麼不同呢?

陳燕妮: 應該說,在內容上,這本新書和《遭遇美國》有著相同的共性,在《遭遇美國》里我總共寫了50個到美國去的中國作家、學者、音樂家、美術家、企業家、體育明星,這本書也寫了50個人物,但是和前面的書有所不同的是,這本書里除了作家、學者、音樂家、美術家、企業家、體育明星以外,我還採訪了一些有意思的普通人,算是對第一本書在內容上的某些完善和補充吧。

這本書主要是寫了一些去過美國後來又從美國回到中國來的人,他們在美國都已經過得很好了,有著不錯的發展基礎和光明的前景,他們是什麼原因又回到中國來的呢?在美國工作和生活的經歷和影響改變他們什麼呢?回到中國以後,他們在事業和生活上和以前出國以前又有什麼不同呢?他們中間有些人回國以後在事業上幹得非常不錯,有些人又悄悄地回美國了,這裡面究竟又有什麼故事和經歷呢?這本書主要是寫這樣的一些人物。

張英:你在採訪這100個人物的時候,是以什麼為標準的呢?

陳燕妮:名人類的是沒有什麼可以選擇的,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在確定人選時基本上是選擇去美國工作生活或者學習5年時間以上的人為主,在5年以下的人物除非他非常有價值,我也願意寫才會考慮收進來,否則我覺得他對美國還不是十分了解,這樣意義也不是很大。入選的人物在行業上基本不做太多的重複,比如在法律業、網路業、醫療業等待領域裡,我往往只選擇一兩個人。

張英:說實話,讓人物說心裡話好難,能夠讓被採訪者說出肺腑之言,就更加困難。你的採訪在人物的內心上挖掘好深,把人物身上那些非常人性化的一面刻畫出來了,能夠寫成這樣,真的好不容易。你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

陳燕妮:我在採訪的時候,我都會有自己的原則:儘可能保留採訪的時候的真實性與生動性,那這樣寫就不可能十全十美,肯定在寫到他的優點的同時,也會寫到他的缺點。這樣的人物才真實可信,而且生動好看。我在採訪對方之前,我都會對他使用一點小技巧,讓他慢慢放鬆下來,一點點的進入到我設計的問題中間去。

當然在開始的時候我會對他說,你可以選擇回答或者不回答我提出的問題,但是凡是你對我問題的回答,我都會把它如實地寫到文字中間去。我最怕被訪問者說,我要改動這一段或者改動那一段,因為這一改吧,我非常怕失去這個人的鮮活性,如果是一張完美的臉。那就毫無意思了。恐怕這世界上也找不到沒有缺點的人物。而且改的過程非常麻煩,50個人物如果都要這麼做,這個事情就沒法幹了。當然,被採訪者都希望自己能夠看看稿子,人人都希望自己展現的都是最美好的一面,缺點誰也不願意露出來。我也都能夠理解,但是,從我的角度來說,我希望它是鮮活的。

所以,採訪者和被採訪者之間總是有矛盾和衝突的地方,兩者之間有一條鴻溝存在,除非你是寫一個表揚稿。我在寫稿的時候,力求能夠挖掘出被採訪人的內心世界和他身上非常人性化的那一面,讓人物比較立體化,有性格,活起來。但是,到現在有的時候寫的人物也十分枯燥,實在沒法看,這種時候稿子寫出來的時候,我總是很沮喪,覺得有點對不起讀者。比如這本書中間,我寫了一個律師,內容也干吧吧的,沒有辦法看,但是實在找不到更加好的辦法,就只好就那樣寫了。

張英:在選擇採訪對象的時候有沒有什麼標準?

陳艷妮:我在〈〈遭遇美國〉〉出版之後,在這本書中間最通用的兩個問題就是:你覺得美國給予了你什麼改變?你為什麼放棄美國?那在我的採訪中間,所有去過美國的人全部都被改變了,很少有人說他完全沒有改變就回來了,畢竟中國和美國是兩個完全不同社會,兩個國家實施著兩個不同的制度,在兩種不同的制度下是兩種不同的生活方式、人格教育、價值觀念,一個人突然進入到另外一個時空里去,這種變化對一個人是非常巨大的,而且非常可怕。現在想一想我在美國12年的生活,如果讓我去重新體驗重新開始,面對一個陌生的文明國度,我可能都承受不了這種變化。

我當時去美國的時候,國內連合資企業都沒有,人們都不知道敬業是什麼東西,往往上班都是一杯茶,一張報紙看半天,就等著下班回家。我覺得比較有意思的是,那些名人在美國受到的碰撞也蠻好玩的,他們的失落讀起來比較有戲劇性,那非名人到了美國以後,完全靠自己一番苦鬥打天下,就沒有什麼可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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