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屹峰：「金石僧」的古磚遺產

王屹峰 / 浙江省博物館研究館員

我寫了本書，由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了，書名叫《古磚花供——六舟與19世紀的學術和藝術》。

有的朋友一看書名，誤以為這是一本關於清供的書。古磚花供，指的是清代六舟和尚創作的一類藝術作品，確實有關清供，但只是其內涵的一小部分。六舟創作「古磚花供」一類的作品，其含義至少有四種：一是表達吉祥的寓意，二是可作清供之用，三是感慨金石永年，四是賦予古磚嶄新的生命。

圖1 六舟等《古磚花供圖》，浙江省博物館藏

錢鏡塘先生曾經捐獻給浙江省博物館一件六舟與師友共同創作於道光十五年（1835）的《古磚花供圖》長卷，是送給陳鑾（芝楣）的禮物。這一年，六舟受江蘇布政使兼署巡撫的陳鑾之反覆邀請，受聘擔任蘇州滄浪亭大雲庵的方丈。

六舟於當年三月上旬到達滄浪亭上任，這幅長卷的卷末有他的本師松溪和尚的補景和題記，時間是此年夏日，所以當是六舟在滄浪亭安頓以後為答謝陳鑾而創作的作品。

六舟在款識中寫明此幅名為「古磚花供圖」。六舟在《寶素室金石書畫編年錄》中還記載道光十八年（1838）：「是冬，余以所藏之磚頭瓦角有字跡年號者，拓成瓶罍盆盎等件為長卷，凡友人中能寫生者，各隨意補以雜花，即名曰《古磚花供》。後湯雨生將軍見之，為隸書『磨磚非作鏡，著手盡成春』十字弁其端。」可知，類似的作品六舟都是如此命名的。

當然，六舟身後，他的這項創作幾乎不為人所知，再加上學習他這類作品的後進中出了像吳昌碩、任頤這樣的大名家，其持久、炙熱的光芒無意中更加地掩蓋了六舟的貢獻。

圖2 任頤《吉金清供圖》，天津博物館藏

現藏於天津博物館、任頤作於1885年的《吉金清供圖》，畫面布置鼎、壺、盤三件青銅器全形拓及銘文拓片，再以沒骨法補繪花卉，便屬效仿六舟這一類型的典型作品。浙江省博物館藏有一幅吳昌碩作於1902年的《鼎盛圖》也屬此類。

這類作品，後來為人熟知的名稱，有「鼎盛圖」、「博古畫」、「清供圖」等等。追根溯源，這類先鋪以全形拓為畫面主角，再補繪花石的作品，是六舟的獨創。類似的六舟作品還有一些，像《芸窗清供》、《周伯山豆》等。以我目前所掌握的信息，1835年贈送陳鑾的這幅算最早，所以我取用「古磚花供」一詞來指此類作品。

圖3 六舟《百歲圖》局部，浙江省博物館藏

六舟的才藝很多，我覺得最具價值的在於八破、全形拓和古磚花供（即全形拓補繪花卉）三類，對後世的影響都很大。八破也是他的另外一項創舉，但性質仍是一種平面拓，從平面的拓片發展到立體的全形拓又是一項創舉，再發展到全形拓補繪花卉，將全形拓與繪畫藝術相結合，一步一步地，我覺得到了頂峰。在我心目里，繪畫是藝術的最高形式之一，所以用「古磚花供」為書名來代表六舟最高的藝術成就。

還有的朋友一看副標題，擔心是不是誇大了六舟的影響力。這樣的質疑恰恰是因為六舟身後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線，後人不知道了所造成的。他的影響力，按不同的分類原則，可分為生前、身後，也可分為直接、間接等。

六舟的藝術成就，其實都是金石學學術活動的「副產品」，所以要講他的藝術成就，必須將他放在當時的金石學學術背景下來考察。內容太多，只能舉兩例來分享。

六舟交遊極廣，略作梳理，便可輕易地找出不下四百人的舊友新雨。這些人，絕大多數都屬知識階層，既有各個層次的學者，也有金石書畫愛好者。六舟的這個朋友圈，誇張一點講，幾乎囊括了當時半個中國學術界的精英。我最後只選擇了少數幾個人進行介紹，多是最具影響力的人物。從宏觀上來講，儘管六舟的朋友圈人數眾多，他們對於形成社會風氣功不可沒，但「多數」未必代表能起決定作用。從清代的情況看，官員身份往往是最能推動學術和藝術發展的。

圖4 六舟拓積古齋藏商戊寅父丁鼎全形，浙江省博物館藏

1838年，當時的學界領袖之一阮元計劃重編《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向六舟發出邀請，希望他到揚州手拓家廟所藏青銅器的全形拓。實際上，六舟是第二年才至揚州的。浙江省博物館藏有六舟所拓所謂周齊侯罍、叔朕簠和師酉簋三種全形拓本合裱軸，即阮元積古齋藏器，另《彝器集屏》中也有他所制的積古齋藏商戊寅父丁鼎全形拓本。這說明阮元當已意識到用全形拓作為配圖對於金石學著作的意義了。

全形拓對於金石學研究的作用，在六舟生前已直接顯現，而其身後的影響則更為巨大。作為全形拓初創時期的代表人物，以及作為從唯銘文論到兼及器形的過渡人物，六舟的貢獻惠及19世紀甚至20世紀的學術、藝術界。

另一個例子。我尋訪六舟出家的白馬廟時，在位於浙江海寧鹽官城北的遺址西側，發現尚存一個大水潭。在浙江圖書館所藏六舟的《白馬神廟小志》的《雜記》「泥印入水」條中，我曾讀到過他詳述「黃神越章」封泥的得失經過和諸家的認識過程。同時，六舟還記道，白馬廟的一些小和尚趁他不在廟裡，搶奪他的收藏時，將這枚封泥扔進了水裡。六舟說，返廟「聞時若痛割我心」，於是有人便建議他「將水取涸」找印，但他考慮到「泥印」入水即化而作罷。於河道，抽干其水似乎沒有可能，「泥印入水」當指入了水池，極有可能就是六舟也有詳細記載、緊挨著白馬廟西側的大水潭，訪得的這個當是。

此事發生在1841年，我對這則故事印象深刻，由此開始留意當時學者對封泥的認識過程。同時，也開始關注「黃神越章」拓片。「黃神越章」是1838年春何紹基托陳九峰帶給六舟的，六舟佩帶不離身數年，直至「入水」。站在大水潭邊，我心想從中搜尋確實已不可能，所以不如尋找拓片。

圖5 《漢封泥拓本》冊，童衍方先生藏

在找尋到的六舟遺物過程中，童衍方先生所藏《漢封泥拓本》冊也陸續發表，經對照，它與六舟《白馬神廟小志》的《雜記》「泥印入水」條所載完全吻合。此冊即六舟玩本，包括了「黃神越章」封泥拓片（圖5）以及戴熙、吳式芬所藏封泥拓片。此冊前有褚德彝封面木刻題籤、徐楙題端的「雪泥鴻爪」和幾谷為六舟所繪的《寶印圖》。九家題跋的時間，除六舟、文鼎未署年月外，余按先後分別為戴熙（1836年）、錢泳（1837年夏）、馮登府（1837年秋）、李璋煜（1838年）、湯貽汾（1840年二月）、陳葆魯（1840年夏五）、嚴保庸（1841年）、凌志珪（1862年）。除去六舟身後所題的凌志珪，其餘八家的認識，以今天的認識來看，可謂笑話百出，這在書里已經詳述了。19世紀的前五十年，即使是當時的一些著名學者，對封泥的認識也才剛剛開始，甚至有些金石學者尚不識封泥為何物，當以陳寅恪先生「同情之理解」去看待。

我在書里原本還想強化他對於金石學學術貢獻的內容，但那個時代的學問是把玩出來的，成果的貢獻度無法量化。玩學問，就很難說清楚了。六舟玩封泥，雖然他不認識封泥的正確屬性，但對封泥的興趣與分享活動，引起他所處交往圈的關注，周圍一群朋友圍繞著他也瘋玩。六舟本人並無研究封泥的學術計劃，卻間接地影響朋輩，這些人許多都是那個時代的大學者。持續的關注終於迎來了對封泥的正確認識，最終由其中的吳式芬、陳介祺，在六舟身後，集大成，形成了封泥的專門研究，成為獨立一門，這在當時金石學界是一件大事。

上海圖書館藏有吳式芬、陳介祺同輯的《漢官私印封泥考略》稿本三卷（《上海圖書館未刊古籍稿本》第30冊），後以《封泥考略》刊行，其中指出「封泥」一詞最早見諸《後漢書》之《百官志》，並明確了其作用，還詳細復原了封泥的正確使用步驟。

可以說，六舟在學術上並沒有驚天動地的成就，但如果少了他這個環節便不完整。而且，六舟的學術和藝術成就，在他那個時代是非常「當代的」。「當代的」東西和觀念於當時並不見得有巨大的影響力，可能只屬涓涓細流、潤物細無聲之類，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會慢慢發酵。從19世紀後五十年到20世紀前五十年，六舟的影響力正是如此，儘管多數人早已不知這是六舟的貢獻所致。即使時至今日，這種影響力仍然在持續發酵，這不得不令人感慨。

（本文原標題為《細流——關於六舟上人的遺產》，標題有所改動）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