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GDP超越英國，1944年美元取代英鎊，美國如何和平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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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美國GDP超越英國，但直到1944年美元取代英鎊，美國才取代英國稱霸全球，50年間，它是怎麼在英國眼皮子底下崛起的？

作者丨遲玉德

本周，中美貿易戰畫風突變，3月27日，特朗普在Twitter上說，他正與多國進行貿易談判，最終將「皆大歡喜」，貿易戰的硝煙似乎即將散去。

然而，特朗普的這場豪華政治秀卻給國人帶來了空前的思想衝擊。這周，不少媒體熱烈地討論新崛起大國與現存大國必有一戰的「修昔底德陷阱」，稱幻想中國的崛起過程一帆風順，敲鑼打鼓地實現民族復興是幼稚的，不現實的。

中美之間是否會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不好斷言，但筆者查閱史料發現，如今對中國發難的美國在崛起的終局階段，沒有與英國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而是和平地取代了英國。

當然，美國在這個階段也曾與他國交戰，尤其是參加了兩次世界大戰，但美國卻沒有和英國刀兵相向，從這個意義上講，它已經是「和平崛起」了，更何況它參加兩次世界大戰拯救了和平。

美國得以「和平崛起」，首先得益於它極為務實的外交政策。

大國之間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是一種很常見的現象，英國就是靠戰爭從荷蘭手中奪取世界領導權的。

17世紀中葉，荷蘭壟斷了全球貿易的一半，商船游弋於五大洋之上，號稱「海上馬車夫」。荷蘭對海上貿易的控制，嚴重製約了後起之秀英國的發展，於是雙方在17世紀中葉到18世紀末打了四次戰爭，最終「海上馬車夫」被挑落於馬下。

荷蘭戰敗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根本的一點是，荷蘭是一個扮演「倒爺」角色的商貿國家，而英國是一個靠第一次工業革命崛起的製造業國家。英國由於本土市場狹小，所以必須開闢海外市場，而荷蘭不可能自動讓出海上交通線，所以英國只能選擇與荷蘭一戰。

然而，崛起於19世紀的美國卻面臨與英國當年不同的對手。

1894年，美國的工業總產值（准GDP）首次超越英國，成為全球製造業第一大國。但美國並非一枝獨秀，19世紀末是一個列強紛起的時代，英國的製造業雖然處於衰落中，但體量仍排世界第二，而德國和日本也迅速崛起，其中日本1895年還打敗了中國。

面對這樣一個國際環境，美國人沒有試圖挑戰英國，而是希望在英國繼續做老大哥的情況下，擴大自己的海外市場。

當時世界正處於殖民時代，全球的貿易呈現「中心-邊緣」結構，也就是列強（中心）負責生產，殖民地（邊緣）提供原材料和市場。英國是這套體系的構建者，到19世紀末，英國已經建立起橫跨地球近四分之一土地的「日不落帝國」，在帝國內部，英國限制其他列強獲取原材料和市場，並以英鎊作為結算貨幣，構成了一個龐大的循環體。

對於其他列強而言，大英帝國循環體的確阻礙了其發展，因此希望打破這一體系，重新劃分勢力範圍，其中德國表現得最為積極，這也是一戰的起源。

彼時，美國面臨和德國類似的擴張需要。1893年，美國爆發經濟危機，西部大開發也達至盡頭，國內開始滋生勞工暴動，對於總統而言，對外擴張變成了一件重大任務。

儘管有擴張的強烈需要，但美國卻不想挑戰英國，1812年，美國曾試圖吞併英國控制薄弱的加拿大，結果反被英軍打到了華盛頓，連白宮都被燒了，從此美國人知道挑戰老大哥不是鬧著玩的，所以儘管GDP超越了英國，但仍選擇承認英國的勢力範圍，只要求搭個便車，提出了「門戶開放」政策。

對英國人軟弱的同時，美國對曾經輝煌卻沒有進入工業化的老牌列強西班牙卻異常強硬，1898年美國對西班牙宣戰，奪取了後者的屬地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賓。

其實，19世紀後期，美國一直在向英國勢力薄弱的南美和亞洲地區擴張，做增量市場而不是虎口奪食。

當然，美國也不是沒有出現試圖挑戰英國的政治家。一戰後，威爾遜總統就在巴黎和會上提出「十四點原則」，呼籲列強讓殖民地民族自決，消除貿易壁壘，以及建立國聯。然而總統的宏圖大夢被美國國會否決了，國會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理由是總統的計劃違反了美國的「孤立主義」外交傳統（這種傳統一直延續到日本偷襲珍珠港）。換句話說，美國堅決拒絕領導世界，不想挑戰英國。

不挑戰英國的壞處是無法迅速擴大海外市場，但好處是讓英國沒有必要、也沒有理由把美國視為頭號敵人，從而避免與英國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更幸運的是，沒過多久，德國就開始興沖沖地挑戰英國，而且一挑戰就是幾十年，這就為美國的發展贏得了寶貴的戰略機遇期。

不挑戰英國帶來的更重要後果是，英國為對抗德國幾乎必然與美國結盟，於是，美國把兩次世界大戰變成壯大國內製造業的一門大生意，兩次大戰分別把美國的產能提升了一個量級，到二戰結束時，美國已經成為供應全球生存的世界工廠。

與美國成為世界工廠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英國到二戰時已經走到崩潰的邊緣，它不但失去了積累了兩百年的家業，甚至連生存都需要仰賴美國，電影《至暗時刻》便反映了這一點 ——丘吉爾幾乎是在向羅斯福乞討。

到1944年，英國已經不可能繼續領導世界了，但世界卻需要一個強大的領導，於是，幾乎是在盟國人民敲鑼打鼓的情況下，美國建立起美元替代英鎊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對此，英國極為惱火，但卻無能為力，它失去了與美國談判的籌碼，這之後，美國又推動殖民地地區「民族自決」，從而徹底瓦解了大英帝國「中心-邊緣」的循環體。

就這樣，那個曾經堅決不挑戰英國、拒絕領導世界的美國，和平地成為了新時代的老大哥。

英國取代荷蘭靠的是製造業，美國取代英國靠的也是製造業，可見製造業強弱是國家興衰的根本。

在美國GDP超越英國的半個世紀里（1894～1944），英國和美國對製造業採取了截然相反的政策，簡單講就是英國持續地去工業化，美國則持續地加強工業化。

先說英國。

英國是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發源地、現代製造業的先驅，它當初得以取代荷蘭、殖民海外靠的就是工業化。然而隨著大英帝國「中心-邊緣」循環體的建立，英國卻陷入了一種「霸權的詛咒」——

由於英國主宰著全球主要市場，其工業品很容易賣出去，其他列強的工業品即便品質更好，也沒有機會與之競爭，這種情況跟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國企和民企的競爭很相似。

依靠霸權排斥競爭貌似對英國有利，但實際上害了英國，使其失去了創新的動力，最明顯的表現就是開創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是美國和德國，不是英國。

失去創新動力已經很糟糕了，而更糟糕的是，英國還出現了一種詛咒製造業的文化思潮。19世紀中後期，狄更斯等一大批文化名人沒完沒了地批判工廠主，讓人覺得工廠主的身上都流著「不道德」的血液。一片謾罵之下，大量工廠主的二代拒絕繼承家業，甚至嘲笑父輩，這些公子哥要麼試圖成為靠不動產逍遙度日的「紳士」，要麼玩起了金融，平民子弟也一樣，他們不願意投身製造業，而更希望去帝國廣闊的殖民地當Officer——看看香港電影你就知道這些人為什麼會這麼選了。

體制和文化的共同作用，導致英國製造業陷入嚴重的衰退。一份史料顯示，1872年，德國慕尼黑大學一家高校的研究員數量，超過了英國所有大學的總和，而1894年美國超越英國成為全球製造業第一大國，從此扶搖直上。

按理說，英國這時候應該趕緊改弦更張，重新振興製造業，就像美國這幾年所做的。但英國沒有這麼做，而是聽任經濟去工業化，並在一戰後通過一項外交政策，加速了這一進程。

一戰後，戰勝國英法要決定戰敗國德國的命運，當時兩國民眾的普遍呼聲是「罰死它」！作為一種樸素的民族情緒，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為一種外交政策，這卻是愚蠢透頂的——

彼時，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指出：如果希望德國支付賠款，就要允許它大規模出口，而德國的出口必然侵蝕英法的國際市場，於是，德國越能支付賠款，就越會削弱英法的製造業，等德國支付完賠款，英法的末日也就到了。

道理簡單易懂，可惜沒有人願意聽，英國歷屆首相寧肯削弱自身的製造業，也要德國賠款，結果養出了橫掃歐洲的戰狼。

可以毫不客氣地說，大英帝國的墳墓是英國人自己挖的，死因則是去工業化。

就在英國走上去工業化道路的同時，美國卻走上了加強工業化的道路，這種道路的形成首先得益於美國選擇的經濟發展模式。

美國建國時只是東海岸的十三個州，後來又通過戰爭和購買不斷向西擴張，從某種視角看，這和英國向海外殖民具有相似的作用，都是擴大市場和原材料產地。

兩國的不同之處在於，英國旨在構建「中心-邊緣」循環體，只允許英國生產，殖民地則被壓製為一個提供原材料和市場的次等地區；美國則旨在構建「大陸一體化」循環體，聯邦政府把新加入的州視為平等的地區，允許每一個州展開工業化，將製造業拓展到了更加廣闊的區域，因此，美國工業產能超越英國是一定的。

並且，由於發展製造業，新加入的州具備了遠高於英國殖民地的消費能力，這就為製造業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動力，形成良性循環。經過85年的滾動發展，美國北方完成了一體化，之後又通過4年內戰，把甘心做歐洲原材料產地和市場的南方打敗，徹底完成了美國大陸的一體化。

通過工業化新加入的州完成大陸一體化，這便是美國持續加強工業化的內在邏輯。

南北戰爭之後（1865），一體化的美國有如一個新生的巨人，迫不及待地想要大展拳腳，不久它便掀起了第二次工業革命，把工業化帶到了一個嶄新的高度。1865年到1900年，美國誕生了64萬多種獲批登記的發明專利，發明大王愛迪生成為著名企業家，他創立的公司叫做通用電氣（GE）。

美國得以領導第二次工業革命，不僅得益於「大陸一體化」的發展模式，還得益於文化傳統。美國是一個極端尊重知識產權的國家，把保護知識產權寫入了憲法，總統們不斷地強調保護知識產權的重要性，第三任總統傑斐遜甚至親自擔任了第一名專利審查員。

第二次工業革命為美國的工業化提供了新的動能，1894年美國工業總產值超越英國則成為這種工業化的一個里程碑，之後的兩次世界大戰又為其提供了燃料，美國終成世界工廠。

由於國家的興衰總是由戰爭決定，戰爭最後拼的又是製造業，所以美國取代英國稱霸全球是必然的。

興衰表面上是國家的興衰，實際上是人的興衰，文明的興衰。美國的成功，在於它發展出了一種極具生命力的商業文明。

美國人喜歡把自己的歷史追述到1620年，那一年，100多名英國清教徒乘坐「五月花號」抵達美國，這100多名清教徒為之後的美國人立下了有如國學的兩大精神：奮鬥和自治。

先說奮鬥。

清教徒主要來源於英國下層，為逃避宗教迫害來到新大陸，這些人想要證明自己也可以成為上等人，也就是「成為上帝的選民」。如何成為「上帝的選民」呢？他們的答案是通過奮鬥去建立一個受人尊敬的事業。

美國建國那一年，托馬斯·潘恩對於這種奮鬥精神做了一段精彩的描述，這段描述1904年被新成立的《企業家》雜誌選作發刊詞，並一直延續了下去。

潘恩這樣寫道：

我是不會選擇做一個普通人的。

如果我能夠做到的話，我有權成為一位不尋常的人。

我尋找機會，但我不尋求安穩，

我不希望在國家的照顧下成為一名有保障的國民，那將被人瞧不起而使我感到痛苦不堪。

我要做有意義的冒險。

我要夢想，我要創造，我要失敗，我也要成功。

我的天性是挺胸直立，驕傲而無所畏懼。

我勇敢地面對這個世界，自豪地說：在上帝的幫助下，我已經做到了。

可以說，《企業家》雜誌用這段令人振奮的宣言，吹響了美國企業家階層崛起的號角。

除了「我要奮鬥」的精神，美國人還同時建立了「我要自治」的精神。

1620年的「五月花號」尚未抵達新大陸，100多名清教徒便簽署了一份《五月花號公約》，規定船上所有人上岸後將在法治的精神下，結為民眾自治團體。換句話說，這些新移民選擇在一種沒有統一指揮的情況下自由發展，至於個體的成敗，則聽憑市場做主。

「我要自治」的精神使得美國人在建國後遲遲不允許出現大政府（羅斯福上台後才改變），政府的許可權被限制在一個狹小的範圍內，主要職能是提供法治和機會均等。而歷史告訴我們，美國GDP超越英國，恰恰是在這種社會自治的模式下實現的。

社會自治並不意味著政府無所作為，恰恰相反，政府可以做的事情非常多，比如建立法治。1900年前後的五十年間，美國貪腐橫行，食品安全和生產安全事故頻發，還有使用童工的現象，政府通過一系列措施向這些非法現象宣戰。

商業繁榮除了需要法治，還需要機會均等，而到19世紀末，美國出現了嚴重的壟斷現象，「鐵路大王」「鋼鐵大王」「石油大王」一個個橫空出世，中小企業家則被擠兌地失去了生存空間。面對這種趨勢，美國國會在1890年通過了《反托拉斯法》，21年後，美國最高法院便依據該法，把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標準石油公司分拆了，分拆為34家新公司，反壟斷序幕由此拉開。

崇尚社會自治的美國人之所以非要分拆標準石油公司，是因為壟斷的出現摧毀了大量創業機會，威脅了機會均等原則，而機會均等是個人奮鬥和社會自治的前提。

美國政府不但保障企業家階層機會均等，而且強烈肯定其貢獻，1923年到1928年的柯立芝總統說，「建一座工廠就是蓋一座聖殿，在工廠幹活就是在那裡做禮拜！」

奮鬥、自治、法治、機會均等、肯定企業家的貢獻，這些構成了美國商業文明的核心價值觀，這些核心價值觀連同美國務實的外交政策和先進的發展模式，一道成就了美國的「和平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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