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的另一面：支持擁護聯俄聯共政策
蔣介石畢其一生反共反蘇，這在海峽兩岸的相關著作中，已成為不刊之論。可當我們將目光停留在五四運動前後，就會發現他和那一時代的許多進步且有抱負的青年一樣，深受十月革命的影響，並且最早主張師法蘇俄，以至有過一段稍縱即逝的聯俄聯共的歲月。
為赴俄考察與孫中山鬧情緒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爆發的那一年，蔣介石恰至三十而立。1908年，他經陳其美介紹加入同盟會；1910年，又是陳其美的推薦和介紹，孫中山在日本召見了他。自此，他在孫中山的領導下，投身革命。一次次起義的失敗，他開始思忖失敗的原因，尋覓新的出路。十月革命給迷茫中的中國革命青年以新的啟示，走俄國人的路似是那個時代很多人的共識，蔣介石就是這些人中的一員。他產生了學習俄文、去俄羅斯學習的想法。1919年1月1日，他在日記中寫道：「今年擬學習俄語，預備赴俄考察一番，將來做些事業。」
據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蔣介石年譜初編》記載，這段時間，蔣介石尤為讚賞列寧及其布爾什維克，他認為，對中國而言，歐美及日本的外交支持都是靠不住的，依靠地方軍閥幫助革命更是荒誕不經，中國革命「恃有團結內部，放棄外交，以蘇俄自強自立為師法」。他早就有意「赴俄考察政治，為徹底解決國是之計」。
1922年，孫中山在尋求西方列強援助無望的情況下，把目光投到了蘇聯。8月，孫中山決定正式向蘇聯求援。在此之前，蔣介石已向孫中山表白了自己的主張，並主動請求去蘇俄考察。然而10月，孫中山電令入閩各軍改編為東路討賊軍，任命蔣介石為參謀長，可他到任不到一個月，就以經費難籌為理由，撂了挑子離開福州前線，回到溪口老家。孫中山知道蔣介石在鬧情緒，這種情緒來自赴俄考察尚未成行。
1923年3月，孫中山在廣州成立大元帥府，再次任命蔣介石為大元帥府行營參謀長，蔣介石因醫治眼病，遲於4月到任，到任後又因軍中關係不睦，於7月12日又「憤而辭職」，由香港回到溪口老家。當他得知孫中山將派代表赴蘇俄考察時，立即動了心思，於7月13日在香港給大元帥府秘書長楊庶堪寫信，要求赴蘇俄考察，甚至說：「如不允我赴俄，則弟只有消極獨善，以求自全。」其態度的堅決已溢於字裡行間，而意氣用事的偏狹，又犯了「撂挑子」的老毛病。
孫中山一直想派團赴蘇俄考察，以學習蘇俄的經驗，組建一支紀律嚴明的黨軍，只是由於時機不成熟，而一直未能付諸實行。現在廣州已成為革命的大本營，於是，孫中山斷然決定組織「孫逸仙代表團」，由蔣介石、王登雲、沈定一和共產黨員張太雷組成，蔣介石為團長。
在俄考察差點被發展為共產黨員
1923年於9月2日，蔣介石率團到達莫斯科，開始了長達3個月的考察。
在蘇聯期間，蔣介石廣泛接觸蘇聯黨政軍方面的負責人，如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加里寧、齊契林、魯祖塔克和盧那察爾斯基等。在魯祖塔克介紹蘇俄革命、新經濟政策和民族政策時，他十分專註地聽著，並表示：「國民黨向來把俄共當做自己的親姐妹。」9月7日上午，蔣介石一行拜訪蘇聯共產黨中央機關，蘇共中央政治秘書羅素達克接待了他們，通過羅素達克的情況介紹，他得出這樣的結論：俄國革命的成功主要是由於工人、農民的擁護和實行民族自治的政策。這種認識似乎一直沒改變，1952年10月，他在一篇文章中仍堅持這樣的看法：在民怨沸騰的「沙皇暴政統治之下」，「人民對沙皇的一種『時日曷喪』的痛恨」，「給予俄共從事暴動」，提供了一個「勃然興起最有利的一個時代背景。」
蘇聯正是萬象更新之時，「孫逸仙代表團」要看的地方太多，要了解的內容也是太多。他們只能象徵性地出席一些會議，還是把重點放在了考察蘇聯紅軍上。9月17日，他們參觀蘇軍步兵第144團，這個團的黨代表制度對蔣介石很有啟發。黨代表與相應的軍事長官權責分明。團長只負責軍事指揮，黨代表則負責政治教育和行政事務。黨代表制度對於保證黨對軍隊的領導，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後來，他在黃埔軍校就借鑒了這一制度，並一直沿用。
共產國際接待了蔣介石一行，共產國際負責人季米特洛夫和遠東局書記維經斯基等聽取了關於中國革命的介紹。蔣介石在共產國際的會議上作了答謝辭，他說：「我這次來到此地，對於我們中國革命，得到許多教訓。不過各位對於中國革命的現在情形及實地工作，還多隔膜的地方。所以，我很希望國際友人多到中國去觀察中國革命的現實，研究東方革命問題。」
共產國際對蔣介石是比較滿意的，還有意發展他為共產黨員，他則以請示孫中山為由而婉拒。他在答謝辭中所提出的希望蘇聯派員，「到中國去觀察中國革命的現實，研究東方革命問題」，引起各方的重視。當時被稱為蘇聯「紅軍之父」、蘇共軍事人民委員的托洛茨基就一口應允這一請求，表示：「蘇俄對中國國民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軍隊直接援助之外，其他武器與經濟等需要，都當儘力所能，積極援助。」
雖不滿蘇聯但仍認為「主義之可信」
蘇聯曾經答應幫助孫中山在西北建立軍事訓練基地，可當蔣介石提出要在庫倫（今烏蘭巴托）建立這一基地時，卻遭到拒絕。蘇聯無視對孫中山的允諾，提出種種借口，說什麼國民黨還沒有到「採取軍事行動之時」，國民黨在以後幾年的「唯一的任務就是進行政治工作」。並說，蒙古人害怕中國人，為不引起不必要的誤解，國民黨無論如何也不能在外蒙有軍事行動。這種出爾反爾的行動，當然引起蔣介石的反感。
蔣介石在與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齊契林會談時，對所謂「蒙古人怕中國人」的說法予以反駁，他說：「你說『蒙古人怕中國人』這句話，要知道蒙古人所怕的是現在中國北京政府的軍閥，絕不是怕主張民族主義的國民黨。蒙古人唯其有怕的心理，所以急急要求離開怕的環境。在國民黨正想把他能夠從自治的途徑上，達到相互間親愛協作的目的時，如果蘇俄有誠意，即應該使蒙古人免除怕的狀況。」他認為外蒙能否自治，就看蘇共是否有「誠意」。蘇共不可能讓外蒙自治，這恰是蔣介石所極為不滿的。
另一件事給蔣介石的刺激也很大，那就是10月10日，在他們下榻的賓館舉行中華民國國慶紀念會，莫斯科留學的中國學生幾乎全部到場。這些年輕的學生懷著好奇心，希望能聽到更多的蘇聯的信息。可是，蔣介石卻偏偏不向他們傳遞蘇聯的內容，甚至不無挑釁地說：「我不談俄羅斯……我要講中國的情況。你們在如此熱烈地討論外國理論之前，應該更多地研究自己的國家。」這些留學生當時就非難蔣介石，批評「蔣介石犯了個人崇拜的錯誤」，有的還致信孫中山說：「中國革命黨人忠臣多而同志少。」
對蘇聯的印象，蔣介石雖不乏批評之處，但總體還是覺得「蘇維埃政府對於人民已有相當基礎」，而對蘇聯紅軍更是讚不絕口，稱其「上下親愛，出於自然，毫無專制氣味」。
12月15日蔣介石抵達上海，雖然在蘇聯有些許不愉快，但他對主義卻沒有質疑，以為「應有事實與主義之別」。在他看來，蘇聯所考察的一些「事實」，儘管不能盡如人意，但是，他仍然認為「主義之可信」。
支持執行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政策
1924年5月3日，蔣介石正式就任黃埔軍校校長，他的辦校方式基本都是因襲蘇聯的制度，這就是他所說的「主義之可信」。國民黨從此有了「黨軍」，而他本人也有了自己的嫡系，這一切都是「師法蘇俄」的結果，也可謂「主義」的結晶。他深有感觸地說：「我們所要仿效的，是俄國的革命黨。」「我們要黨成功，主義實現，一定要仿效俄國共產黨的辦法」。
蔣介石雖然對蘇共有成見並說了一些牢騷話，但在實際執行孫中山的聯俄政策時，還是採取積極認真的態度。他在汕頭東征軍總指揮部舉行的蘇俄革命紀念會上發表演講，說道：「本黨不改組，蘇俄同志不來指導我們革命的方法，恐怕國民革命軍至今還不能發生。」針對所謂「中國人受俄國指揮」的言論，他理直氣壯地批評：「我們且不講我們是否已受了俄國人指揮，但我敢老實說，叫革命先進國蘇俄來指導我們中國革命，我們世界革命的中國革命黨員，實是願意接受，而且是應該接受的。」
蔣介石對孫中山的容共政策的態度也是積極的，表示「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的利害是完全相同，沒有什麼衝突的」。「總理認為現在的中國，除了共產黨主張徹底革命，還可以同國民黨合作之外，再沒有第二個黨派能夠和我們合作的了。而且共產黨真正革命的同志們，實在不比我們國民黨少，加入了國民黨，實在能替國民黨求進步發展，促進本黨的革命精神」。在他看來，國共兩黨的團結合作對於中國革命是至關重要的，應該「不分畛域，不生裂痕，終始生死」，而實行了三民主義，也就「間接以實行國際之共產主義也」。1926年1月1日，《民國日報》發表蔣介石署名文章，最能體現他對於國共合作的真實的心態，他說：「三民主義成功，與共產主義發展，實相為用而不相悖者也……未有中國之國民革命，而可不實行三民主義者也，亦未有今日之國際革命，而能遺忘共產主義者也。中國革命，不能不承認為世界革命之一部，而實行三民主義則共產主義即在其中矣。」
當西山會議派竭力反對孫中山的三大政策時，他及時發表《告國民黨同志書》，指出：「容納共產黨，此總理於本黨改組以前幾經鄭重考慮而後毅然決定者也。自改組迄今兩年，成績俱在……蘇俄同志助成中國獨立之國民革命，其誠意亦彰彰明甚。」 「總理自信三民主義可垂之百世，推之世界，豈在中國國民革命尚未完成之時，而己懼於何種主義之蠶食？總理有如許偉大之自信力，逝世未一年，而後同志惴惴焉，惟被共產主義蠶食之是懼。其師大勇，其徒薄志弱行至此，亦可謂不肖之甚者矣！」
從1908年入同盟會，到1975年逝世，在幾近70年的政治軍事生涯中，蔣介石的這段聯俄聯共的經歷，可謂是一段稍縱即逝的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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