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戰：不是「黑天鵝」，是「灰犀牛」
李海濤/文 王延春/編輯
在根據301條款進行了為期七個月的貿易調查後，3月22日，特朗普總統正式簽署備忘錄，將對一系列中國進口產品徵收25%的額外關稅，這一清單可能囊括了包括航空航天、信息技術、高鐵、新能源汽車等高端製造商品。受此消息影響，全球金融市場再次陷入巨大的波動之中，VIX波動率指數22日當日上揚30.68%。而投資者的風險偏好迅速降低，股票等權益類資產被大舉賣出，道瓊斯工業指數單日下跌2.93%，次日繼續下跌1.77%，美股帶動下全球權益市場「拋售潮」，A股同樣在3月23日跳空低開，單日下跌3.39%。
事實上，貿易戰只是中美大國之間博弈的縮影。相比20世紀其他大國博弈，中美的抗衡更加立體。但得益於中國廣闊的國內市場需求，中國在貿易戰中的優勢或許要強於20世紀70-80年代的日本，同時，中國政府近年來布局的一帶一路戰略將有助於解決貿易戰帶來的壓力。長期看，在美國越來越強勢的外部壓力下，中國政府更需要保持清醒，繼續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和開放的步伐，這種壓力可能反而成為契機，並最終幫助中國實現經濟的復興，並在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中佔有更加重要的地位。
「修昔底德陷阱」不可避免？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儘管特朗普總統的相關貿易制裁來勢洶洶，令全球市場的投資者感到措手不及，但這次的貿易戰並不是一次「黑天鵝」，而是一頭典型的「灰犀牛」。特朗普總統對於貿易保護注意的偏好從選舉開始已經顯露無疑，無論是競選過程中不斷拋出的「調查中國傾銷」、「對中國徵收45%關稅」等言論，還是組閣過程中對於Robert Lighthizer等對華強硬派官員的重用，都透露出對華貿易制裁明顯的信號。而無論是美國1月對進口大型家用洗衣機和太陽能電池板徵收保護性關稅，還是3月初宣布的將對鋼鐵和鋁分別追加徵收25％、10％的關稅，都表明貿易戰山雨欲來，特別是對於鋼鐵和鋁的追加關稅同時，美國還宣布歐盟、澳大利亞、加拿大、墨西哥、阿根廷、韓國和巴西將獲得臨時豁免，對於中國的針對性已經非常明顯。
貿易戰只是美國對中國「修昔底德式遏制」的在經濟領域的縮影。不能孤立地看待貿易戰本身，而需要結合一些近期美國政府透露出的政治信號看。12月18日，特朗普總統發布了《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而在戰略報告的演說中，特朗普直接將中國和俄羅斯稱為「修正主義大國」，並定義為美國的「競爭對手」，從國際政治學的角度將，這一演講已經完全具備了等同於丘吉爾1946年「鐵幕演說」的殺傷力。而此後的3月16日特朗普更是簽署了鼓勵美國和台灣地區派遣高級官員互訪的《台灣旅行法》，在「一個中國」問題上不斷挑戰北京的底線。
政治和經濟領域的雙重施壓都意味著美國已經主動挑起了和中國的對抗賽，雖然有樂觀的觀察者認為，短期的一系列表現實際上都是特朗普總統為贏得18年下半年中期選舉而兌現自己的選舉承諾，名為「貿易戰」，實則是「選票戰」。但從長期的視角看，只是又一個「修昔底德陷阱」。
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提出「使戰爭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勢力的日益增長由此引起斯巴達人的恐懼」，這一論斷也被後人稱為「修昔底德陷阱」，即在國際政治中，當一個新興的大國崛起後，必然會威脅到原有在位的大國，進而最終引發戰爭。縱觀20世紀，德國在歐洲對於傳統強國英國的挑戰、日本在亞洲對於原有秩序的挑戰，都是「修昔底德陷阱」的實例，並最終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即使在二戰之後，世界總體進入和平階段，也存在「修昔底德式」的對抗，日本經濟在70年代之後快速崛起，在貿易關係特別是汽車等行業上對美國構成了嚴重威脅，最終導致了兩國前後綿延數十年的貿易戰，並最終間接導致了日本經濟一蹶不振。
隨著中國經濟總量超越日本成為第二，並不斷向美國靠攏，美國自然而然地將中國作為下一個「假想敵」。但事實上，中國如果真的要實現經濟崛起，或早或晚都將面臨目前在位的全球經濟領導者——美國的壓制，這種新時代的「修昔底德式」遏制不可避免。
更重要的是，回顧美國在二戰之後國際政治中的表現，同蘇聯的政治軍事對抗與同日本的貿易摩擦是兩次比較重要的「修昔底德式」對抗賽，和蘇聯的對抗主要體現在意識形態和軍事上，而和日本的對抗主要體現在經濟領域。相比這兩次大的對抗賽，中美之間的抗衡將會更加持久，也更加立體，預計將是經濟、政治領域全方位的博弈，投資者需要為此做好準備。
中國會否步日本後塵？
美日的貿易戰可能是近代史上最為重要的貿易摩擦，這場曠日持久的貿易戰自70年代一直持續到90年代，80年代是美日貿易衝突的集中爆發期，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看，這是一次典型的「修昔底德式」遏制。二戰後日本經濟不斷崛起，直逼美國，特別是在70年代-80年代，而這一時期也正是貿易戰的高潮期。此後美國通過政治壓力強迫日本在鋼鐵、家電、汽車、半導體等行業通過出口自主限制等方式打壓了日本的貿易優勢，1985年9月更是通過廣場協議徹底削弱了日本相對於美國的貿易競爭力。90年代中後期，日本經濟停滯不前，而美國受益於科技繁榮，兩國經濟差距越來越大，貿易戰也隨之宣告結束。
圖表1：90年代中後期，日本和美國經濟差距拉大，貿易戰結束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
借鑒日本的經驗，更不難理解為何美國會在此時挑起貿易戰。如果我們將美元計價的經濟總量計算比值，日本與美國的經濟總量之比在1980年代基本在40-50%，而當前中國經濟總量已經達到美國的60%，無怪乎美國開始擔憂中國的經濟勢力崛起。
圖表2：中美經濟總量之比已經超越了日美貿易戰時期的數值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
日本並不是一個成功的案例，90年代後日本經濟陷入「失去的二十年」，貿易戰是間接推手。那麼中國會否步日本的後塵？對於這一點不需特別擔心，相比於日本，中國在三方面具備明顯優勢。
更加平等的談判地位。日美和中美的對抗賽本質上機理不同，二戰後，日本對美國存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依附，因而在經濟談判上也存在天然弱勢，從美日當年的談判過程看，多數領域的談判都以日本作出讓步，進行出口的自主限制告終。中國和美國的對抗賽本質上是大國博弈，處於相對平等的談判桌兩側。
更弱的貿易依存度。雖然中國和美國的經濟總量之比已經超過貿易戰時期的日本，但中國對美國的貿易依存度要遠弱於當時的日本，目前對美出口佔到中國總出口比例的19%，而1980年代巔峰時期對美出口曾經佔到日本總出口的39%，即使現在，日本對美國的貿易依存度也高於中國。
圖表3：即使現在，日本對美國的貿易依存度也高於中國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日本財務省
更廣闊的國內需求作為經濟根基。同「貿易立國」的日本不同，作為大國的中國，經濟結構更加均衡，出口佔GDP的比例已經從2006年左右的約35%的高位，下降到2016年的18.7%，相較日本，中國擁有更廣闊的國內需求作為經濟根基，而近年來國內消費需求的增長也更加穩健。
圖表4：中國出口佔GDP比例已經從35.2%下降到18.7%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
此外，習近平主席於2013年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將有助於中國開拓新的貿易夥伴，從而減少中美貿易摩擦對中國的對外貿易關係造成的影響，從而走出「修昔底德陷阱」造成的困局。根據一帶一路貿易額指數，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額相比2015年提升了25-30%。
圖表5：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額相比2015年提升了25-30%
資料來源：Wind
長期影響：「打鐵還需自身硬」
中國有句老話，叫「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伏」，意指好事和壞事可以相互轉化，如果從長期視角考察貿易戰的影響，可能正印證了這個道理，對於中國而言，雖然是威脅，但可能更是真正實現經濟復興的契機。
既然「修昔底德式」的困境在所難免，中國就需要正視，來自外部的壓力越大，政策制定者越需要清醒自己的認知，在關鍵的一攻一守上慎之又慎。從日本的案例看，最終將日本經濟推入「失去的二十年」的核心因素並不是貿易戰本身，而是日本政府在貿易戰中受挫，為提振經濟、創造需求而在國內施行的過度寬鬆的貨幣政策，過度的放水最終導致了資產泡沫的膨脹，而貨幣收緊直接刺破了泡沫，並帶來整體經濟的崩盤。因此，中國政府要保持足夠的政策定力，不能因為來自外部的壓力而輕易放棄近年來的改革和轉型，更不能重蹈日本的覆轍，走刺激和放水的老路。
2018年對於中國是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年份，改革開放已經走過了40年，可以說，過去中國經濟的騰飛，核心是得益於改革和開放的政策。在這樣一個年份遭遇貿易戰，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可能也需要重新回到「改革與開放」這劑良藥上尋找應對之策。
對內，中國應當進一步深化改革，特別是在2015年以來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已經取得了一定效果時，更應繼續堅定不移地去槓桿和化解風險，避免發生日本這樣的貨幣政策大的失誤。另一方面，供給側改革的核心思路在於調整國內的產業結構布局，在外部壓力增大的情況下，中國反而應當加快產業結構升級的過程，加大對於高端製造、新能源等代表未來方向的新經濟產業的扶持力度，特別重要的是，中國需要提升自主創新的能力，以徹底擺脫對於歐美在核心技術上的依賴，即所謂「打鐵還需自身硬」。
對外，雖然全球範圍內貿易保護主義思潮捲土重來，中國反而不應當閉關鎖國。有的觀點認為，面對美國的貿易戰，中國可以打同樣的牌，例如在飛機、大豆等進口領域制裁美國，但這實在是下下策，例如如果中國真的在農產品領域制裁美國，必定會推升全球範圍內的農產品價格，進而推升通脹水平，而中國當前的槓桿率水平並沒有完全降下來，如果類似上世紀80年代的高通脹年代重演，對於中國弊大於益。相反地，中國反而應該進一步擴大開放的力度，一方面能夠展現中國負責任的大國態度，另一方面，擴大開放本身也有助於中國修正自身的產業結構缺陷。
借用索羅斯對於貿易戰的觀點：「作為美國的盟友，他們看到的將是一個變化無常的美國，甚至是不按照世界已有遊戲規則來進行的公平貿易，特朗普起的作用甚至會超過中國人自己，他將幫助中國將成為世界新領袖。」如果應對得當，中國或許真的能夠走出「修昔底德陷阱」，真正在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作者為長江商學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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