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石油人在伊朗的那些年
伊朗,於多數人而言,很近又很遠。
很近,我們經常會在新聞媒體中看到這個國家,石油資源豐富,因宗教原因被多數中東國家排擠,因核問題被西方國家制裁。
很遠,它雖是中國推行「一帶一路」戰略的重要國家,而除了石油、宗教和核問題,我們似乎對它知之甚少。
在能源圈,有這樣一個共識:俄羅斯、伊朗和委內瑞拉是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環境最惡劣的三個國家。雖然之前已經有過五年在委內瑞拉的工作經驗,在伊朗擔任中石油伊朗公司總會計師兼北阿扎德甘(以下簡稱「北阿」)項目的常務副總經理時,劉朝全還是給自己做足了心理準備。即便如此,在聊起其中經歷時,他還是忍不住感慨,相比伊朗,在委內瑞拉的工作還是很輕鬆的。
折騰
在伊朗的「不輕鬆」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資金和商務合同。
生活中的伊朗人愛乾淨,有教養,彬彬有禮;生意場上的伊朗人精明、算計、缺乏雙贏的概念。「跟伊朗人打交道,你得學會在彆扭中做生意」,他這樣總結伊朗的整個環境。
從1979年始,伊朗先後被西方國家制裁了近40年,伊核問題更是讓伊朗長期被國際社會孤立。1996年,美國通過《達馬托法》,對在伊朗和利比亞油氣領域投資超過2000萬美元以上的行為人實施懲罰。2003年,伊朗宣布發現鈾礦並建設鈾濃縮設施,美國以伊朗秘密研製核武器、資助伊拉克境內反美武裝和「支持恐怖主義」等理由,對伊朗追加制裁,如:任何為伊朗提供汽油或者幫助伊朗煉油和發展煉油能力的企業或個人將受到制裁;與伊朗革命衛隊或某些伊朗銀行有往來的外國銀行也將受到制裁;廢止伊朗在美國境內的資金流轉許可,禁止美國金融機構處理同伊朗有關的資金流轉業務。
正因如此,任何在伊朗的石油項目合作都是回購合同形式,中石油在伊朗的項目亦如此,即由中方帶人、帶技術、帶資金為伊朗做石油開發的鑽井地面建設,待項目建設完成,試采28天滿足合同規定的條件後,移交給伊朗國家石油公司,伊方按合同約定支付給中方固定收益報酬。
2009年7月,劉朝全被派駐伊朗主抓北阿項目時,首先面臨的就是資金進入問題。受美國所謂的「長臂管轄權」震懾,國際國內大的金融機構都不願介入其中,中石油伊朗公司雖找到寧波鄞州銀行,但資金金額小、風險高、收費高,難以完全解決一個石油項目動輒幾十億美元的資金問題。無奈之下,劉朝全開始竭力動員中石油旗下的崑崙銀行參與到中石油在伊朗的項目,並給予技術人員支持,最終解決了資金問題。
解決了資金問題,項目回購合同的簽署及執行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折騰」一詞,不時從他口中蹦出。
伊朗的回購合同,可以用五個「一定」來概括:以一定的投資上限,一定的時間內,完成一定的工作量,實現一定的產量,並穩產若干年,給予合同者一定的收益率上限。按照劉朝全的說法,五個「一定」其實是五個「不一定」,處處都是「坑」。
伊朗的採辦、招標審批複雜嚴苛,夾雜部分伊方人員的尋租企圖。服務類採購40萬美元以上、物資採購20萬美元以上都要國際招標,而伊朗長期受國際制裁,能夠參與招標的國際公司少之又少,加之徵地、清雷、環保許可、長名單、短名單、標書、評標標準、評標結果、授標、清關等,幾乎一切環節都會延誤工期。工期的延誤就造成投資上限難以按時確定。合同中會要求確定開發方案(MDP,Master Development Plan),將鑽井數、地面工程等工作量確定下來,作為合同的重要附件。在其他國家正常的工作量調整,在伊朗就要面臨嚴苛而又漫長的審批。
正是這些原因,使得國際石油公司如日本INPEX 、法國TOTAL 、挪威STATOIL 在伊朗的項目開展的異常艱難。中國的石油公司與伊朗國家石油公司先後簽署了7個項目,迄今為止,只能算是完成2個半。在伊朗國家石油公司看來,劉朝全所在的北阿項目是所有外國公司在伊朗的石油項目中,完成的最為出色的一個,因為它最終交付並在成本上比投資上限低了20%。
死磕
做成這個項目,劉朝全發揮了他四川人的那股蠻勁,死扛和死磕。
他舉了個例子:北阿項目鑽井招標遲遲批不下來,中伊兩方在聯管會的招標分委會上爭吵不休,只得規避爭議暫時休會。利用休會間隙,劉朝全開始跟伊方負責人交流伊朗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還當場用英語背誦了一段伊朗詩人的詩歌,這種帶著誠意的交流打動了對方,雙方的分歧隨之降低。
他說這是文化的力量。從中學開始,劉朝全就喜好歷史和文學,也是文青一個,《三國演義》、《三國志》熟讀十幾遍,時時翻閱《古文觀止》。在委內瑞拉的幾年,他熟讀委內瑞拉的歷史和文化,在2000年初期,互聯網還不甚發達時,付費開通了一個類似博客的空間,堅持寫一些所思所想。熟讀伊朗的歷史和文化,也就成了他的一門必修課。就這樣,一些審批程序就被他死磕下來。饒是如此,北阿項目也比原定的48~52個月的合同工期,延遲了2年多。
按照合同,招標採購完成85%或者項目合同生效開始14個月,兩個條件同時滿足,投資上限就需要被確定下來。而伊朗的採購程序之繁雜、審批之拖沓,使得14個月的時候根本無法完成85%的招標採購,但伊方要求儘快確定並電話聯繫了國內總部給項目施壓。這是他最難的時候,「作為項目總會計師,這個金額我不能隨便報,一旦實際成本超投資上限,差價只能我們自己背,沒辦法,就死扛著堅持超標完成85%的時候才簽字」。
使命
除卻死扛和死磕,還要慧眼識別商務合同中的其他隱形坑。除卻利率降低時可能會按照實際較低的利率支付利息外,在南帕斯項目的談判桌上,劉朝全團隊發現對方在定義利率的時候,伊朗國家石油公司在合同中以月利率充年利率,在將此隱形漏洞告知其他項目的國際公司後,大家無不是驚出一身冷汗,最終聯手向伊朗國家石油公司提出要求予以糾正。
解除國際制裁後,2015年11月28日~29日,伊朗在其首都德黑蘭的國際會議中心舉行了「德黑蘭峰會——新伊朗石油合同(IPC)說明」。劉朝全直言不諱地指出,IPC合同對於在伊朗進行石油項目建設的外國公司而言,除卻利率方面有0.5%~1%的提高,稅收不穩定、配套建設非常遲緩、超工期責任劃分不明、償付方式苛刻依舊是大的挑戰。
國際社會一直在倡導用新能源替代傳統化石能源,在劉朝全看來,這只是降低了石油作為交通燃料的增長,其作為化工原料的需求將持續存在且不斷加大。在我國對外石油依存度較高的背景下,在國家「一帶一路」倡議下,石油儲量居世界前列的伊朗肯定也會是民營資本試圖掘金的地方。他坦言,油田項目牽涉資金龐大,工期長,尤其是對於有興趣在伊朗投資的民營企業,更要確保資金到位、技術和商務談判能力過硬。
2016年7月,劉朝全因傷病在經歷四次手術後,結束了在伊朗七年多的工作回國治療,如今擔任中石油經濟技術研究院副院長。今年2月,在本刊提出這次採訪時,他欣然接受並回復道,「願意為中國企業深入了解伊朗的投資環境,提高投資效益,做好服務。」
或許是骨子裡四川人的率性,或許是他的教授身份,作為九三學社成員,劉朝全較一般的體制內幹部更敢於直言。如果說2000年還是奔著高補貼、高工資加入到中石油委內瑞拉項目;參與伊朗項目,更多是帶著一種使命感,他反覆提到先國後家,「在那種環境下的任何問題處理,你首先考慮到的是國家和公司利益,然後才是個人」。
在委內瑞拉、阿聯酋和伊朗前後總共待了12年,他說委內瑞拉國家石油公司(PDVSA)的那五年經歷可以算作是他後來國際經營的師傅,經過了在伊朗六年多的錘鍊,現在總能面對並千方百計解決困難。都說四十不惑,他自己「遲鈍,五十不惑」。
伊朗,於油氣從業者而言,就像是河豚,味道鮮美卻也暗藏劇毒。儘管劉朝全覺得在生意場上跟伊朗人打交道很是折騰,但也表明,如果有機會還願回去,畢竟有他這種「在彆扭中做生意」的經歷和經驗的人並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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