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三胎？我頭胎都不敢生
這幾天看微信朋友圈很多人在討論關於三胎的話題。
其實這並不是新聞，
早在一年前，黑龍江省就通過了相關文件規定，
在部分地區、部分人群放開三胎政策。
這讓我想起了曾經在朋友圈瘋傳的這張圖，
據說是《人民日報》在過去30年和人口政策有關的報道。
《人民日報》是否確切這樣報道過，
我沒有考證。
但在過去三十多年我們的人口政策，
確實走過了這樣的軌跡無疑。
2015年1月，
新華社就曾經發過《從「計劃生育好，國家來養老」到「養老不能全靠政府」政府是不是在甩包袱》的社論。
計劃生育以來，當年的獨生子女已經長大，
4+2+1的家庭結構已經形成。
我們這一代承受著巨大的生存、生活壓力，
即使放開三胎，
身為獨生子女的我，
卻連一胎都不敢生。
但我們卻不能簡單地歸咎於計劃生育政策。
就像新華社那篇社論指出的一樣，
那隻不過是隨著社會實際情況變遷的應變措施。
其實，要理解清楚計劃生育的問題，
我們必須將時光回溯到60多年前。
而討論這個問題，
我們無論如何都繞不開一個人——馬寅初，
曾經的浙大、北大校長，
中國人口經濟學研究第一人。
一對夫妻，只生兩個孩子
上世紀50年代，
嶄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百廢待興，
6萬萬同胞投入了極大的熱情去建設一個理想中的新中國。
這種熱情同樣也投入到了生孩子當中。
這個時候的馬寅初已經年近七十，
任北大校長。
每年他回浙江老家的時候，
老馬家有對年輕人，
每年都會抱著一個剛出生的孩子來迎接他。
人丁興旺，
這本來是很讓人高興的事情。
但是馬寅初卻有些詫異和憂慮。
正好此時的新中國完成了第一次人口普查，
其實是抽查，然後推論。
得出結論新中國大約有人口6個億，
人口增長率約為20‰。
這個結果引起了馬寅初的注意。
他首先對這種抽樣調查，
以點概全的方法提出了質疑。
更為重要的是，
這和他所見到的事實不符。
他以家鄉為範本，
對三年以來的人口增長進行了實地調研。
他最後得出結論，
中國大部分地方人口增長率在22‰以上，
部分地區達到了30‰以上。
按照這個速度，50年以後，
中國的人口將達到26個億。
這實在是太可怕了！
他向黨中央提出：
新中國建設剛剛起步，
人口增長過快，
會給經濟建設帶來過大的壓力，
人們的生活水平會受到嚴重影響。
因此他主張，
控制人口增長。
具體來說，提倡每對夫妻生兩個孩子。
具體措施就是推廣避孕。
「人口迅速增長是有可能造成生活上的某些困難的」
馬寅初的主張引起了黨中央的注意，
也得到了同仁的認同。
報紙刊發社論：
「我們承認在一個經濟不發展的國家，
人口迅速增長是有可能造成生活上的某些困難的。」
鄧穎超、邵力子都提倡在全國倡導避孕節育。
鄧小平明確表示：
「我認為避孕是完全必要和有益的，
應採取一些有效的措施。」
劉少奇主持中央第一次人口與計劃生育座談會 ：
「現在我們要肯定一點，黨是贊成節育的。」
衛生部發出《關於控制人口問題的批示》，
指出「節制生育是關係廣大人民生活的一項重大政策性的問題……我們的黨贊成適當地節制生育」。
毛主席也明確指出要在人口稠密地區，
推廣節育政策。
「我對毛主席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事實上，
早在幾年前，
馬寅初就曾在人代會上提出控制人口增長的問題，
但當時很少有人支持他。
他覺得時機未到。
但現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表態，
讓他欣喜若狂：
「最高領袖毛主席對人口問題有同樣看法，
這是一件可喜的事，
他所見所聞遠比我廣，
得出的結論一定更正確，
因此我對毛主席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馬寅初開始甩開膀子，
放開膽子宣傳自己的理論。
他在北大飯堂對上千名師生演講：
「控制人口，實屬刻不容緩，
不然日後的問題益形棘手，
愈難解決」。
他在人代會上作「新人口論」的發言：
「控制人口，計劃生育，
普遍推行避孕，
每對夫婦生兩個孩子。
通過人口控制，
降低消費，增加積累，
擴大生產。」
他的發言被《人民日報》全文轉載。
然而，這一切僅僅在幾個月以後，
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眾人拾柴火焰高
幾個月以後，
「反右傾」運動開始。
馬寅初遭到批判。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他企圖「用限制生育來滅亡中國」。
但背後的歷史原因卻深刻而複雜。
早在建國之初，
毛主席曾經針對人口問題提出作出指示：
「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
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
這辦法就是生產。」
「世間一切事物中，
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
在共產黨領導下，
只要有了人，
什麼人間奇蹟也可以造出來」。
毛主席的主張被大家總結為「眾人拾柴火焰高」。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限制生育會滅亡中國》。
只是大家似乎忘了，
建國之初我們面臨的實際情況：
剛剛經受過戰爭的摧殘，
人口銳減。
但是，近十年之後，
情況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
蘇聯：人口問題只屬於萬惡的資本主義
蘇聯最高領導人斯大林提出「人多是個好現象」。
在蘇聯，生育10個以上孩子的女人，
是會被授予「英雄母親」榮譽勳章的。
曾經有一個叫做瓦倫蒂娜·瓦西爾耶娃的女人，
40年的時間裡生下了40個孩子。
蘇聯還認為，
人口問題只可能屬於萬惡的資本主義，
社會主義國家是不可能存在的。
「人口不斷迅速增加，
人民物質福利水平很高，
患病率和死亡率很低，
同時有勞動能力的人得到充分而合理的利用，
這就是社會主義的人口規律的實質。」
按照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闡釋：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
資本主義的人口規律已經失去效力」。
蘇聯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老大哥，
他說的話，
當然會對新生中國產生深遠的影響。
只是大家同樣忽略了現實：
第一， 二戰讓蘇聯人口大量消耗，
勞動力嚴重缺乏。
增加人口，迫在眉睫，
關係到國運。
第二， 當時的蘇聯幅員遼闊，
其國土面積和資源，
是中國的數倍。
斯大林
「你是哪家的馬？」
馬寅初控制人口的理論源自馬爾薩斯的理論。
馬爾薩斯是英國人。
他的理論，
自然是為萬惡的資本主義服務的。
而馬克思則認為：
造成貧困的不是人口增長，
而是不平等的社會制度。
蘇聯乾脆出版了一本《現代馬爾薩斯學說是帝國主義仇視人類的思想》的書，
書中認為：
「人口無論怎樣增殖，
增添出來的人口無論怎樣多，
在社會主義社會的不斷增長著的生產中是永遠可以為自己找到工作崗位的」。
是贊成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
還是贊成馬克思的人口論述，
不再是個學術問題，
而是一個涉及到是支持社會主義，
還是支持資本主義的政治問題。
是站隊的問題。
康生到北大發表演講，
質問馬寅初：
「你是哪家的馬？
馬克思的馬？
還是馬爾薩斯的馬？
我看是馬爾薩斯的馬！」
陳伯達在北大60周年校慶上，
點名批評馬寅初：
「馬老要對他的《新人口論》作檢討。」
「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
更重要的是，
和「反右傾」運動同時開展的還有「大躍進」運動，
全國糧食生產大放衛星，
「人有多膽，地有多大產」。
1958年，根據各地上報的的數據，
一畝土地生產水稻的數量高達一兩萬斤。
農業部公布夏糧產量同比增長69%，
總產量比美國多出40億斤。
這讓最高領導人相信：
中國養活幾十億人是沒有問題的。
《紅旗》雜誌發表了最高領袖關於人口問題的最新闡釋：
經濟建設取得輝煌成就，
「除了黨的領導之外，
六億人口是一個決定的因素，
人多議論多，
熱氣高，幹勁大」。
「除了別的特點之外，
中國六億人口的顯著特點是一窮二白，
這看起來是壞事，
其實是好事。
窮則思變，要干，要革命。
一張白紙，沒有負擔，
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
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
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報》刊文《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該標題遂成為「大躍進」的標誌性口號
敞開肚皮生孩子
調子定下來。
學術的爭論，
成了政治問題，
成了路線問題，
成了階級鬥爭的問題。
主張控制人口增長的學者都遭到了批判。
被批判最狠的，自然是馬寅初。
因為他是權威，是帶頭人。
《人民日報》發表文章：
「這些資產階級右派們」談的並不是什麼人口問題，
並不是什麼節育問題、學術問題，
而是「現實的階級鬥爭問題，
嚴重的政治鬥爭問題.」
「因此，我們必須戰鬥，
必須徹底地打垮他們，
揭露他們的陰謀，
粉碎他們的詭計.」
馬寅初被扣上「帝國主義分子」、
「反馬克思主義」、
「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帽子。
和馬寅初被批判同時發生的，
就是控制人口增長的主張被廢止。
中國人開始了敞開肚皮生育的二十年。
這為上世紀80年代，
中國政府不得不進行計劃生育政策埋下了伏筆。
他也是毛主席、周總理的摯友
那個年代，
受到批判的人不止馬寅初一個。
但像馬寅初一樣犯牛勁，
死不認錯的人，恐怕也不多。
大部分人都在寫檢討，
認錯，反省……
有些檢討，
甚至是沒有底線的。
馮友蘭晚年就在《三松堂自序》中說過這樣的話：
「我當時的思想，
真是毫無實事求是之意，
而有嘩眾取寵之心，
不是立其誠而是立其偽。」
當然，很多人事後都解釋說，
自己是真誠為新中國的建設而感動，
是真心喜歡敬愛的毛主席和周總理。
馬寅初也是。
他對毛主席、周總理的敬愛，
可能比其他人還要深。
孫子輩還沒出生，
他名字都想好了：
馬思潤，馬思澤，馬思東。
他和周總理的私交，更好。
廬山會議，
馬寅初的發言讓很多人側目而視。
周總理很擔心，
私下找他談話，
勸他能不能稍微委婉點。
在二十年後，
周總理逝世，
已經94歲高齡的馬寅初雙腿癱瘓，
大小便失禁。
為了避免尷尬，
家人勸他不要去參加總理的遺體告別。
馬寅初卻倔強地說：
「要去！一定要去！死也得去！」
他提前一天不吃東西，不喝水。
讓家人幫忙裹上一層又一層的棉衣、大衣，
直到差點沒有塞進輪椅里去。
別人鞠躬默哀後，
繞靈堂一周。
他卻非要家人推著他繞了兩周。
他以這種方式來和周總理做最後的告別。
「我對我的理論有相當的把握，
不能不堅持，
學術的尊嚴不能不維護，
只得拒絕檢討。」
回溯到二十年前，
全國上下對他一片討伐的時候，
周總理擔心他，
好意勸他「認個錯，低一下頭」。
他卻公開發表聲明：
「最後我還要對另一位好朋友表示感忱，
並道歉意。我在重慶受難的時候，
他千方百計來營救；
我一九四九年自香港北上參政，
也是應他的電召而來。
這些都使我感激不盡。
如今還牢記在心。
但是這次遇到了學術問題，
我沒有接受他的真心誠意的勸告，
心中萬分不愉快，
因為我對我的理論有相當的把握，
不能不堅持，
學術的尊嚴不能不維護，
只得拒絕檢討。
希望我這位朋友仍然虛懷若谷，
不要把我的拒絕檢討視同抗命則幸甚。」
他說的這位朋友，
就是周總理。
早年的馬寅初曾經加入國民黨，
在國民政府任職。
他常乾的事情就是在各大媒體上罵蔣介石，
罵四大家族不顧百姓死活，
發國難財。
國民黨派特務跟蹤他。
他就把女兒帶到自己的演講現場，
對人群里的特務說：
「我馬某人願效譚嗣同先生，
可以毫不慚愧地說，
我自橫刀向天笑！為了抗戰，
英勇的數十萬將士在前方流血犧牲，
我們文人在後方無所貢獻，
也應當不惜死於後方，
把應該說的話大膽地說出來。
如果我慘遭毒手，
也讓他們（家人）知道我是怎麼死的，
從而把我今天講的話，
當作贈給他們的一筆遺產！」
他果然被捕了，
並被輾轉貴州、江西、重慶各地關押。
直到四年後，
國民政府主持召開國民參政會，
周恩來強烈呼籲，
國民黨當局迫於壓力，
不得已才釋放馬寅初。
這就是他在聲明中所說的
「我在重慶受難的時候，
他千方百計來營救」。
他和周總理有過命的交情。
1957年，馬寅初（左一）、江隆基（右一）陪同周恩來視察北京大學
「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
自當單身匹馬，出來應戰，
直至戰死為止。」
和領導人的交情，
不耽誤他堅守一個知識分子的底線和尊嚴。
他拒絕了周總理的善意相勸。
面對全國鋪天蓋地的討伐檄文，
他慷慨回應：
「我雖年近八十，
明知寡不敵眾，
自當單身匹馬，
出來應戰，
直至戰死為止，
決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
搞得周總理沒有辦法。
文化大革命爆發以後，
只好暗地裡囑咐有關部門：
一定要保護好馬寅初。
胡適說馬寅初是「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季羨林說，
建國後的知識分子他最佩服兩個人，
一個是梁漱溟，
另一個就是馬寅初。
「只生一個好」
1979年，馬寅初98歲。
7月，時任統戰部副部長李貴受黨中央委託，
拜訪馬寅初。
隨行的新華社記者有這樣的記錄：
李貴副部長說：
「今天我受黨的委託通知馬老：
一九五八年以前和一九五九年以後這兩次對您的批判是錯誤的。
實踐證明，
您的節制生育的『新人口論』是正確的，
組織上正在為您徹底平反，
恢複名譽。
希望馬老能精神愉快地度過晚年，
還希望馬老健康長壽。」
馬老興奮愉快地回答說：
「我很高興。
二十多年前中國人口並不多，
現在太多了。
要儘快發展生產才行啊！」
將近百歲的老人，念念不忘的還是人口問題。
1979年9月11日，
黨中央正式批准了北京大學黨委《關於為馬寅初先生平反的決定》。
1980年，黨中央發表《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
1982年9月，
黨的十二大把計劃生育確定為基本國策，
12月寫入憲法。
1990年央視春晚，
黃宏和宋丹丹表演小品《超生游擊隊》，
既成為了春晚的經典，
也反映了當時的現實。
記得小時候，
村裡很多人因為超生沒錢交罰款，
家裡沒有其他值錢的東西，
鄉政府的幹部就到家裡把養的豬牽走，
俗稱「揪豬尾巴」。
即使是在十年前，
依然有很多人因為沒按照要求做絕育手術而被單位拒交社保，甚至辭退。
計劃生育，
成了我們這代人抹不掉的記憶。
1979年9月11日，中央決定為因《新人口論》而遭批判的馬寅初平反。圖為1979年9月15日，北大黨委書記周林祝賀馬老徹底平反、恢複名譽。
獨生子女的中年危機
馬寅初出生於光緒八年農曆五月初九中午，
按照中國傳統干支紀年，
壬午年，午月，午日，
午時，加上姓馬，五馬齊全。
我們出生在80年代，
第一批獨生子女。
如今，我們都已經為人父母，
人到中年。
上面有4個老人，
下面有嗷嗷待哺的子女。
我們所承擔的生存、生活壓力，
恐怕只有我們自己能夠體會。
現在討論很火的「中年危機」的話題，
主要就是我們的危機。
我們一個群體的危機，
匯總起來就是社會性的問題。
所以，我們看到了二胎政策放開了，
傳說可能三胎也會放開。
80年代開始計劃生育也好，
現在放開二胎也好，
都是面臨著不得不解決的問題，
而採取的相關應對政策。
這個確實沒辦法過多苛責。
但我們總難免要做出這樣的假設：
如果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
我就控制生育，
像馬寅初先生說的那樣，
每個夫妻生兩個孩子。
那麼80年代應該就不用實行計劃生育，
現在也就沒有我們這一代獨生子女的群體無奈。
當然歷史沒有如果。
我們能做的就只剩感慨，
感慨馬寅初，
一個學者、一個知識分子的遠見、
勇氣和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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