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學俊：大漢朝如何陷入文景盛世的金融陷阱

秦朝覆滅之後，民不聊生，天下凋敝不堪：

司馬遷說，即使天子都竟然找不齊四匹同樣顏色的馬：「事務繁劇而又財政匱乏，自天子以下竟然找不齊四匹同樣顏色馬拉車子，大將丞相有的只能乘坐牛車，老百姓家沒有一點餘糧。」[1]

無良商人囤積居奇，使物價飛漲：「而不守法令、追逐暴利的商人囤積居奇以操縱物價，以致物價飛漲，米價漲到每石一萬錢，馬一匹價值百金。」[2]

面對商人趁火打劫，高祖採取了抑制商人的政策。

高祖去世後，「孝惠帝、高後時期，因為天下初得安定，重又放寬對商人的法律。」[3]

曹參接任蕭何丞相之職後，將「無為而治，休養民生」的黃老之道作為國策：「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4]

文帝劉恆（前202—157年）與景帝劉啟（前188—141年）都遵此國策，使漢初經濟恢復繁榮，史稱「文景盛世」。

然而，文帝景帝的許多國策已經嚴重違背了黃老之道「有所不為有所為」的思想，政府徹底退出市場，徹底放棄貨幣金融權，任由私人鑄造，發行供給貨幣：

夏四月， 廢除盜鑄錢令， 允許私鑄。重新鑄制四銖錢。[5]

於是漢朝貨幣混亂不堪，被少數金融大資本操控。

賈誼（文帝時任博士，遷太中大夫）上書說道：法律允許私人用銅錫鑄造錢幣。敢用鉛鐵摻雜而為奸巧的人，其罪罰是黥。但情況是，不摻雜弄巧就不能得利；而摻雜越精妙，得利就越豐厚。事情招來禍害，法律引起邪惡。如今令小民都能鑄造貨幣，各自躲藏著進行鑄造。禁止他們奸巧獲利，即使每天判處黥罪也不能制止。近來，百姓抵罪，多的一縣達百人之多，官吏所懷疑被鞭笞逃亡的人更多。制定法律來誘導百姓，使他們落入陷阱，沒有比這更多的！以前禁止鑄造錢幣，死罪積累到下面；現在公開鑄錢，黥罪積累到下面。制定這樣的法律，皇上將依賴什麼呢？

使用錢幣，各郡縣不同：有的用輕錢，一百再加若干；有的用重錢，即使所稱重量相同也不被接受。依法制定的錢幣無立足之地，官吏想統一吧又太煩瑣，而且力量不夠；放任自流吧，那麼流通的錢幣就極其混亂。如無有效治理之法，國家金融走向何方？

現在棄農采銅的人曰益增多。他們用爐炭冶煉錢模，劣幣一天天增多，五穀卻不見增多。善良的人心動而走上邪路，小心謹慎的百姓陷入刑戮，這很不公平，如何能忽視呢！……姦邪的行為一次也沒有被法令制止，法令反而多次崩潰。這是銅資源分散所造成的。銅散布天下（國家不能統一所有，統一開發鑄幣），這是所造成禍害的根源啊！[6]

於是，賈誼企圖說服皇上採用管仲當年的政策，將銅資源統一由國家佔有，掌握金融權，用輕重術調控市場。然而：

皇上沒有聽從他的話。這時，吳王憑藉自己是諸侯就在山裹鑄造錢幣，富比天子，後來終於成為叛逆。鄧通，是大夫，因為鑄錢幣，財產超過君王。因此吳國、鄧通的錢流行於天下。[7]

這種顛覆性錯誤的國策使國家徹底喪失金融貨幣權，被私人資本掌控。他們通過鑄幣暴富，並憑藉其經濟實力叛亂，挑戰漢朝國家的中央權力。

與此同時，社會很快貧富懸殊兩極化。遇到天災人禍，農民只能賣田地、賣房屋、甚至賣子孫。賈誼與晁錯（景帝內史，後升遷御史大夫）都看出這些盛世陷阱。他描述道：

農民這樣辛勤勞動，況且再遇到水旱天災，加以官府催逼賦稅殘暴橫虐，徵收有內憂定時，早上下命令，晚上就更改，沒有東西可買的人，就以加倍的利息去借貸，於是就出現了賣田地或子孫來還債的事情。[8]

班固記載：那些商人，大的囤積居奇，榨取翻倍的利潤……乘朝廷急需物資的機會，成倍的抬高物價，牟取暴利。

……他們仗著有錢，結交王公貴族，權勢超過了官吏，為利益錢財，互相傾軋。他們遊逛千里，頭帶高冠，車頂華蓋，來來往往，絡繹不絕。他們乘坐豪車，駕著駿馬，腳穿絲鞋，身披縞衣，這就是商人掠奪農民、致使農民流浪逃亡的原因呀。[9]

賈誼在《論積粟疏》中發出大漢朝危險的警告：

年景不好，沒有收入的時候朝廷就出賣官爵，人民就賣兒賣女……假設不幸有方圓二三千里的大旱，國家用什麼去救濟老百姓呢？突然邊境上發生了戰爭，幾十萬，上百萬人的軍隊，國家用什麼去供應他們？兵災、旱災交加而來，國家物資就會奇缺。那麼，那些勇猛力壯的人就將聚眾到處搶劫；那些年老體弱的人也會易子而食。

朝廷的權力並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達到的，那些邊遠地區不安分的人，就都同時起來爭奪天下了。到那時才感到驚駭而圖謀治理國家，難道還來得及嗎？……本來可以使人民富足，國家安定，現在竟出現這種使人畏懼擔憂的情況，我暗暗為陛下深感可惜啊。[10]

晁錯尖銳地批評道：許多所謂惠民的法律與政策，表面上有利於農民，而實際上對地主、商人更為有利：

現行法律政策好像輕視商業，重視農業，可事實是商人已經富貴起來，農民卻貧困卑賤了。因此，一般人所看重的正是君王所輕視的，一般官吏所輕賤的正是法律所重視的。如此上下相反，善惡顛倒，這樣，想要國家富強，法制建立是辦不到的。[11]

國家金融貨幣權完全掌握在私人手中，不僅導致了吳王積累資本造反叛亂，漢武帝登基後，北有匈奴虎視眈眈，西有西羌進犯，內有天干、水旱、蝗災、黃河泛濫等各種災害頻發。而為了解決這些問題，積累的國庫已經消耗殆盡。到七國叛亂時候，要平叛都沒有軍費，不得不向金融家們借高利貸。

然而，金融家們連高利貸也不肯借貸。

吳楚七國叛亂時，長安城中的列侯封君要跟隨大軍出關作戰，向放債人家借高利貸錢以供軍旅使用，高利貸者認為他們的食邑封國都在關東地區，關東的戰事勝負未定，都不肯借。[12]

雄心勃勃要北驅匈奴，西御西羌，內平叛亂的漢武帝陷入文景盛世後的金融陷阱而不能自拔。

此時，大漢朝，危也！中華文明危也！

漢武帝如何走出這一困境？

世界著名文明史家威爾。杜蘭認為，是他實行了社會主義，才使漢朝走出困境，並因此達到了中華文明的鼎盛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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