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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師何志森的「偷窺」生活

在第七屆深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上,何志森和學生的作品。

法治周末記者 張舒

何志森「火」了。

在一場名為《一個月里我跟蹤了108個居民,發現一個特別好玩的事,80%的人手裡都拿著一個尿壺》的演講過後,這是他始料未及的。

「第一次感覺被這麼多人注視、評論,有點惶恐。」面對自己的新「網紅」身份,何志森仍舊有些不知所措。

何志森,華南理工大學建築學院的一名老師,也是澳大利亞非正規工作室聯合創始人和設計總監。

4年前,從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博士畢業回國後,他創建了自己的Mapping工作坊,以「跟蹤、觀察、發現—思維導圖訓練—構圖思考—策展」的新穎議程,傳播自己關於建築設計的獨特理念,為解讀城市和空間提供了另一種可能。

「傳統意義上的地圖只是對場地現有或可見元素的匯總,無法反映和記錄日常生活、空間經歷,抹去了場地的複雜性和豐富性。」在何志森看來,Mapping工作坊恰好彌補了傳統地圖的缺失,「Mapping是一個連續觀察和發現的過程,可以挖掘出那些隱藏在日常生活空間里,卻被我們忽視的特徵。」

尋找生機勃勃的真正生活

塑料凳子、艷紅內褲、凌亂放置的義肢、拖把、雞毛撣子和一整塊「拖鞋高台」……

在剛剛落幕的第七屆深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上,「亂糟糟」是建築師何志森《Mapping 南頭古城》作品帶給人們最直觀的視覺衝擊感受。

南頭古城是深圳的一座城中村,這裡的人口密度大約是全國人口密度的68倍。

去年年末,何志森帶著一群建築系的大學生在南頭古城開了一個工作坊。

「去之前,我們想過要做一些設計,來美化、改變村裡人的生活。」學生費凡回憶道,「但真的站在村裡的那一秒,我發現自己什麼都做不了了,教科書上學到的所有知識在這個地方好像都廢掉了。」

於是何志森決定不做設計,而是帶學生們觀察、記錄城中村裡人們的生活細節。

很快費凡有了發現——村裡人大多穿拖鞋。

由於房屋狹小,城中村的居民進廚房、上廁所、洗衣、晾衣都需要出門。不算便利的生活空間,模糊了室內和室外、公共和私人的空間邊界,形成了村裡獨特的拖鞋文化。

「在村裡,人與人的交流極為密切,他們通過這種離散的邊界豐富地結合在了一起,好像整個村子就是大家的共享客廳,穿著拖鞋就能四處晃悠。」這一發現帶給了何志森和學生不一樣的設計靈感。

「拖鞋台」作品應運而生。

這不是何志森第一個「接地氣」的設計作品。

從2014年創辦Mapping工作坊開始,何志森就開啟了自己「流浪漢」式的「偷窺」生活。

他喜歡把自己的設計對象選定在有特色的老社區或城中村裡,從看似最混亂無序的空間中抓住人們生活的關鍵點,如尿壺、垃圾桶、電視機、牛奶盒等。

從這樣一個小而生動的研究對象切入,再不斷進行跟蹤和觀察,尋找研究對象在不同尺度上與街道、區域、城市甚至和更為寬泛的社會環境之間的聯繫。

何志森稱這一過程為Mapping。

「我會把每個Mapping的場地都當成一本書來細細翻閱,從中發現底層人民的策略與『詭計』。」他著迷於這樣的體驗,因為可以切身感受到某種自發而成、混亂卻也生機勃勃的「真正的生活」。

設計的另一種可能

在讀書時期,何志森也曾有過「高大上」的建築設計理念。

2010年剛剛考取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建築學博士時,他的專業方向是做建築參數化,「就是每天在電腦前面畫各種各樣很漂亮很炫的圖」。

「轉機」來自於一個假期。

何志森家居住的小區有一個社區花園,園裡種滿了漂亮的玫瑰花。

在母親拜託他每天從花園移走一棵玫瑰花之前,何志森從未過多地關注過這片花圃。「其實她(母親)搬進來之後,有一段時間就一直在觀察這片地。」

懷著好奇的心理,何志森聽話地啟動了自己的偷花日常。

就這樣,僅僅半個月,花圃里就多出了一片突兀的空地,何志森的母親很快便在地里栽種上各式蔬菜秧苗,不久便碩果累累。

一個月後,母親的「巧思」被鄰居發現,並清走了所有的玫瑰花,花圃從此變成了幾家住戶的私家菜園。

何志森驚呆了。

「母親和幾個鄰居都是很普通的老人,但是他們用自己的生活智慧顛覆了我們職業設計師做出來的東西。」看著玫瑰變成了番茄、黃瓜,何志森突然意識到,如果當初花圃的設計師知道使用者的需求,「他還會不會做出這樣美麗的玫瑰花圃?」

也正是從那一刻開始,何志森開始思考,設計和生活之間到底有什麼關係?

回到墨爾本後,他毅然放棄了自己的參數化設計,轉而開始關注生活。「我的博士論文就是用了4年的時間跟蹤了一位在圍牆外賣盒飯的小哥。」

小哥來自福建華僑大學,一次偶然的機會,何志森看到了他用晾衣竿把盒飯傳遞給圍牆後面的學生。

設計師創造的圍牆,被小販用一根晾衣竿「捅破」了。

「這種平凡人的很草根的策略,給了我特別大的創作靈感。」在何志森看來,設計師們一直想要通過創造各種各樣的邊界來隔離空間、阻隔不同人群的交流互動,「而那些生活和遊離在邊界周邊的人,卻可以輕而易舉地逾越甚至摧毀這些職業設計者創造的控制系統。」

2014年年末,博士畢業回國後,他發起了自己的第一個Mapping工作坊。

「這個工作坊是幹嗎的?其實很簡單,我想教給學生一個同理心。」何志森直言,設計師如果不懂得使用者的生活方式,城市設計只會又大又空又扁。

他的「Mapping」強調從「人的視角」進行長時間的跟蹤式觀察,例如:觀察大爺一天的起居生活、阿姨們去菜市場的路徑——以微觀、動態的主觀視角對抗靜止、籠統的宏觀敘事。

「而Mapping是一個連續觀察、記錄、發現、推導、重組和創作的過程,可以真實呈現我們所居住的日常生活空間。」何志森稱,「在工作坊里我要求學生更多地體察和理解像我媽媽或者擺攤小商販這樣的群體的生活方式,以及他們對日常空間的使用和需求。」

何志森希望自己的理念可以提供一種可能性,讓那些長居於象牙塔的未來建築師、規劃師和景觀設計師們走出圍牆,去了解真實的生活、關注最平凡的人群。

108個居民和他們的尿壺

確立了設計理念,在接下來的4年時間裡,何志森開始了游牧式的教學之旅,不斷從一個學校到另外一個學校,帶著學生們設計了一個又一個工作坊。

去年7月,Mapping南頭古城工作坊正式啟動。

費凡報名加入了隊伍。「我們7月份讀書,8月份進南頭古城調研,再用3個多月的時間深化設計理念、布展作品。」

這是他第一次接觸何志森和他的Mapping理念。

何志森對他們的要求很簡單。「選擇一個目標,可以是人,可以是物體,越小越好,然後長時間地跟蹤觀察這個目標,甚至把自己變成目標,去發現這個目標與城市之間的關係,呈現這些關係,最後基於這些關係提出你的設計主張。」

就這樣,觀察開始了。

「很有意思。」在古城「探秘」了一周多的時間後,費凡發現,這裡的居民最重要的社交工具不是手機而是凳子。

「坐到店門口,有人跟你聊天;尋到民居里,有人給你遞水果,甚至歡迎你蹭個飯。」費凡說,「你只要隨身帶一把凳子,到處都是朋友。」

家長里短間,生活的煙火氣撲面而來。

這也勾起了何志森的一段回憶。兩年前,在上海開工作坊時,何志森放棄了學校的宿舍,轉而住在老城區的弄堂里。一個月的調研時間,他跟蹤了108個居民。

「我跟在他們後面,我想知道他們幹嗎,他們跟誰聊天,他們去了哪裡。」不久,何志森便有了一個有趣的發現,「就是這裡80%的人出門時手裡都拿著一個尿壺。」

何志森租住的弄堂里,兩側多為老舊的小民居,房間擁擠不堪,幾乎只容得下一張床,而弄堂里也沒有廁所,長期居住於此的人們多會選擇在家中備上一兩個尿壺。

由於要清倒尿壺,何志森發現,幾乎每個住戶每4個小時就要出門一次,每次時間都超過了20分鐘。

「就是因為一個小小的尿壺,人們迫不得已要從室內轉移到室外,從而導致人跟人之間的關係變得緊密。」何志森解釋道,「大家偶遇、交流、八卦,提著尿壺就可以聊上半天。」

這樣的體驗讓何志森覺得很新鮮。

「因為我們當代的建築設計,都是把人從外面推到裡面,而不像弄堂把人從裡面強迫轉移到外面。」何志森說,「我們住在高大上的豪宅里,一關門就是一個小世界,裡面有客廳,有廁所,有廚房,所有的事情都發生在那一個世界裡。」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城市。」何志森開始反思,「從那以後,我就有了一個想法,以後在做設計的時候可不可以設計這樣一個媒介,能夠吸引人從裡面到外面去,加強人與人之間的交流。」

建築的本真是回歸生活

但跟蹤的過程並不總是一帆風順。

在南頭古城實地調研時,最初曾有許多居民不理解這些突如其來的年輕人,甚至有學生因為跟得太近,打擾了居民的日常生活,遭到了責罵。

「當時好幾個小組成員都被罵哭了。」費凡回憶道,從那以後,自己和同學們便有了一個共識,在和居民們打成一片之前,「我們還是要在有一定安全距離的情況下觀察,能不打擾到雙方生活才是最好的。」

「這也是我想教給他們的東西。」在何志森的概念里,建築教育應該為學生提供認知世界的各種可能性,而非唯一的答案或標準,「我一直跟我的學生說,我們不能做老鷹,飛在天空中,我們一定要做一隻蠕蟲,從地上往下看。」

他喜歡給學生講這樣一個故事:

在非洲一個貧困落後的村莊中,家庭用水全部要靠村子裡的婦女走很遠的路去水井裡挑。

一個路過的法國設計師在得知此事後,立志要改變這裡的落後現狀,引水入戶。然而,村寨中的婦女聽聞此事卻紛紛情緒激動地提出抗議,這令設計師大為不解。

原來,在村子中,由於婦女地位十分低微,她們一天中的大部分時間只能在家勞作,從沒有屬於自己的時間和社交空間。久而久之,打水便逐漸演變為婦女們之間唯一的交流方式。

「因此,設計師看似精明的設計卻恰恰幻滅了女人們的希望。」這是何志森的學生蔡伊凡印象極為深刻的一個故事。「設計師應該給人提供更美的東西,但是這個美一定是建立在對在當地生活文化的理解之上。」

在蔡伊凡的印象里,何志森總是不厭其煩地囑咐著他們,去傾聽,去發現,不要自以為是。

「很多人說我們的工作坊是在關注弱勢群體和社會公平正義,但對我來說不是的。」蔡伊凡說,「何老師教給我更多的是如何放下身段,好好地把自己按在土裡,看著人們生活,從他們身上學習。」

而這也是何志森給自己立下的目標。

「我們現在的建設太快了。」何志森說,過去三十年,國內的建築師、規劃師沒有太多的時間來思考,很多設計只是簡單粗暴的、和現實有巨大隔膜的「上帝視角」。

在他的價值觀里,建築學並不需要為宏大敘事負責,也承載不了人類的命運,「我們當代建築師的設計趨向反而應該是向個人微敘事的回歸、向日常生活回歸」。

責任編輯:高恆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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