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國運八百年的秘密
題圖攝影： cgrape
大家還記得初中時中背過的《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嗎？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話就是「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如果細數中國歷史上所有的大一統的王朝，毫無例外的都如此，這些王朝衰敗都是源於自朽，而不是真的因為遭遇了強橫的外敵無法阻擋而亡。
自漢以後，再也沒有超過三百年歷史的王朝，而周朝的國祚更是長達八百多年，其原因是否是由於中央集權制的不斷加強呢？集權制國家依賴於中央集權官僚制度，而分封制是允許諸侯國的繁榮發展並保留一定的有效自治權的，或許正如納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所言：
商業上的自洽比軍事上的自洽更有利於和平。
而隨著中央集權制的不斷強化，使得一切權利歸官府所有，一切穩定歸朝廷把持，而朝廷為了穩定不得不做出違反規律的事情，那就是保持長久的穩定，讓一切不穩定的，不可預測的事情儘可能的減少，讓一切變得有序，這樣人為的消除隨機性的好處是可以看到一個清晰穩定的局面，這是當權者極喜歡看到的現象，但這種局面卻是很脆弱的，在巨大的打擊來臨時隨時可能被毀滅。
因為穩定意味著看起來沒有大的問題，甚至這樣的穩定會給人一種沒有問題的錯覺，因此當問題發生卻沒有被意識到時，雖然短時間並不會引發危險，但這些問題積壓的時間越長風險也就越大，一旦爆發就是無法避免的。
這樣的現象在《反脆弱》中被稱為極端斯坦，指的是大部分時間非常穩定，偶爾陷入重大混亂狀態的情況，也就是會產生嚴重後果的錯誤。而周朝之所以能有八個世紀的國祚的原因，其實可以引用《反脆弱》中的解釋：
它是由大量獨立而相互競爭的小單元構成的，這些小單元靠一己之力並不足以危及整個系統，或使其從一個狀態進入另一個狀態。隨機性被分散而不是集中到一起。
還有一點要知道的是在更大的尺度上來說，所有事物的最終結局都是死亡，然後進化為一個更高級的事物或者直接消失在這個地球上。就像周朝滅亡後取代分封制宗法制的是比其更高級的體制——中央集權制。
因此從更大的時間上的尺度上來說：中國能延續至今其自身是具有反脆弱性的。這兩千多年來不斷地破碎重組，王朝更迭，看似是有極大的波動，但是這種波動是有起伏的，而不是持續很久的平穩，然後出現斷崖式的跌落。
這也是為什麼四大古國中只有中國得以延續的原因。其他三大古國太過於穩定，沒有明顯的王朝更迭，因此一旦發生變化就是被滅亡。這也是因為由於缺乏「挫折」的磨練，國家在長期的穩定繁榮中變得非常脆弱，隱藏的脆弱性在平靜的表面之下暗暗積聚，因此缺乏波動性會導致隱性風險的肆意增長。
馬基雅維利也曾說過：在謀殺和內戰中，我們的共和國更為強盛，而公民也學到了美德……微小的騷動和焦慮滋養了靈魂，讓物種繁榮的不是和平，而是自由。
那麼最理想的政權的狀態是什麼呢？
是那種由自下而上的變動，《反脆弱》中是這樣描述的：在自治市內部發生的政治波動，以及日常事物中的小爭端和摩擦。它不具有規模可變性。在《道德經》中是這樣描述的：
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瑞士，按照塔勒布所說，瑞士是這個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因此吸引了大量的醜陋的富商和避難者。這個國家也是最後一個不由中央政府統一管理的國家，它是眾多小城邦的集合，按照自己的方式管理這它們的國家。
但這樣的國家如果規模擴大到原來的數倍，就一定會官僚機構，而官僚機構里的公務員都是在抽象的理論基礎上作決定，並且由於看不到最真實的東西，他們總是誤以為這些決定最合理，最負責任的。
最後談論一個題外話：如果把全球化經濟比作一個巨大的經濟壟斷體的話，特朗普想讓美國退出經濟全球化不無道理，畢竟美國不僅是零八年經濟危機的引爆者，更是最大的受害者，而那次的經濟危機之所以能在短時間內迅速波及全球的最大原因就是深度的全球化，而且全球化程度越高的國家所受的影響越大，中國正是因為當時參與全球化的程度不深才得以較大程度地避免了美國金融危機的直接衝擊。
因此美國看到了中國因為一體化程度不高而帶來的好處。同時，這次的金融危機給世界範圍內的一體化經濟帶來了更高的抗性，這就是局部損失所帶來的整體的進步，（中國的王朝更迭放在兩千年這樣一個尺度上時，就可以認為是一種局部的損失。）畢竟不出現問題我們就永遠無法規避類似的問題。
而當時，第十三任美聯儲主席艾倫·格林斯潘所要做的是消除「經濟繁榮與衰退的周期」，也就是讓經濟持續穩定的繁榮，這最終導致所有風險藏於地下且不斷積聚，最終摧毀了經濟。
因此由一個充滿可控波動性的穩定系統，接近統計意義上「鐘形曲線」（屬於高斯或正態分布一類），切換到一種具有高度不確定性，以跳躍的方式，被稱為「長尾」的系統。（「長尾」指的是一些發生概率很低的事件，但這些「尾部」事件卻可能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就會很容易被破壞並且難以自我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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